孔聖人曾經說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可是我，社會基層的一個男人，三十歲沒有立起來，四十歲反而困惑越來越多，簡直可謂是「四十而大惑」。
困惑之一，不會利用關係永遠被人看不起。
我剛分配到一家設計院工作時，是抱著遠大理想去的。工作不久，我就發現這個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從上到下並不怎麼講究科學權威，只在乎領導的權威。人們挖空心思討好領導及其家屬，就為了多得那麼一點點利益。
有幾個院領導的子女也在本單位工作，他們處處享受優待，分房、就業、獎金等等，不需要他們操心，早就有人替他們辦好了。1993年前後，院裡買幾臺車子，都是院長的公子一人操辦的，他從中一下子賺取十多萬元。當時一個職工一年的收入也就4000元左右吧。後來，院領導的孩子在外面把人打成重傷，也是公家出幾十萬元擺平的，一點事也沒有。領導的子女受到許多優待，時間一久他們就心安理得了，職工們也習以為常了。有個公子經常當眾痛罵院機關的處長們，處長們總是小心地陪著笑臉，儘管公子只是其晚輩。
我看在眼裡，心中暗自盤算：單位風氣如此，我即使受不到照顧也肯定吃不了虧，因為岳父是總公司老總，正好管我們單位。可在單位呆半年以後，我發現越來越不對頭，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院領導提起我岳父時，總是稱之為老同事，幾乎沒有視為他們的領導，故他們在我面前總以長輩和領導的雙重身份自居，我不得不對他們畢恭畢敬。院領導不照顧我，中層的及基層的頭頭更不把我放在眼裡，我在他們眼裡好像是一個領救濟的人一樣。外業勘察最苦，可我一幹就是十多年呀。領導的孩子從來不搞勘察，因為這行辛苦，長年在外奔波顧不上家，收入也只是勉強而已。有關係的職工子女在外業干幾年就轉行了，只有我和少量人長期地幹下去。
頭幾年，同事們以為我只是鍍金來的。可是，當他們意外發現我和他們一樣乾時，紛紛勸我「利用你岳父關係，搞個處級或者賺個大錢多好，幹嘛這麼辛苦地干呀，我們都是些沒關係的人。」後來我才弄清楚，岳父的總公司名義上能管我單位，由於中央的一個部不放權，實際上他們沒有實權，下屬單位自然就不買賬了，只是表面應付一下了。由於岳父原則性強，不會利用官場的潛規則，院領導根本不害怕他。
我搞了幾年施工，所受的屈辱太多了。當時的院領導都是近60歲的人，快要退休了，項目經理一般是近40歲的大學畢業十多年的人，他們都在努力向上爬，爭院領導的位置。我在那裡埋頭苦幹，幾個項目經理常批評我「要不是看在你岳父的面子上，早就讓你走了。」我確實想不通，項目部十多人，說是從事管理實際上就是在工地轉一圈就走了，什麼實際問題也解決不了，就是靠分包來掙管理費。我天天守在工地，晚上回來還要加班打字，一人干兩人的活拿一份工資，他們吃喝玩樂憑什麼來教訓我？
我向岳父訴了苦，不想在這個單位干了。但岳父總是那句話「路要靠你自己走，不要靠我。」我只得硬著頭皮熬下去了。「有這麼硬的後臺不用利用，太沒板眼了，我要是你早就掙幾百萬了，不在這裡受氣了。」同事們「關心」的話簡直要把我的耳朵磨破，他們見我確實混不出名堂就不再理睬我了。我成了一個特殊的人，司機、炊事員、新來的年輕職工都可以指揮我。
有幾次，某領導的公子路過這裡，幾個經理用最高規格招待，還像婊子陪客人一樣滿臉媚笑「你來我們項目部工作吧，哈哈，我們這裡條件差了」「你這個破地方，我才不來呢。」公子不屑一顧。當然，公子走時，他們幾個一起跑動買最好的禮物作紀念。
我有時感嘆他們狗眼看人低，可人家還真比我看得高，反而是自己不會混事。我更加謙卑了，誠心誠意對待每個人，但人家不領情，因為我不會混事。我萬萬沒想到，他們把我看得最低，我還真的擺脫不了這樣的命運。也許狗眼高了人眼就反而看得低了。
1998年，國家政策大的調整，部委不再管企業了，岳父的總公司有實權管我們單位了，我的好日子該來臨了，那些瞧不起我的人該來巴結我了吧。不料，命運再次捉弄了我，岳父此時剛剛退居二線，他身體健康，離正式退休還差好幾年呀！難道像他這樣的清官，職工喜歡的領導幹部也和小人預測的下場一樣嗎？我雖然想不通，可自己在社會最底層苟且求生，又有誰能聽到我的聲音？
再說岳父吧，30多歲就到了廳級崗位，擔任領導職務時間夠長的了，但他從來不為家庭謀私利，也沒有提拔一個子女。現在，他下臺了，他習慣於抽好煙喝好酒，在台上時收入高還無所謂，如今下臺了退休工資僅能維持他菸酒的開銷，他還要四處奔波掙些小錢來補貼自己的生活。哪怕他只提拔一個子女，子女有了地位就自然有人送菸酒了，三個子女都不沾菸酒自然會轉送於他，他還會經常為菸酒錢發愁嗎？他晚年陷入經濟困境，難道這就是清官的結局嗎？也許社會上勢利小人連他也看不起吧，也許一個人就應該以權謀私才對吧，也許用關係賺大錢才正常吧？反之，靠血汗掙錢就是一個異類，就會被人鄙視和嘲笑吧？
困惑之二，十多年熬成老媳婦
本院勘察部門下設很多小組。當我二十多歲剛參加工作時，小組長都是些40歲以上的人擔任，也有近60歲的人。小組長不算是什麼官，但是項目主辦，一般來說也是生產一線的負責人。當時班組長沒有多大的實惠，但是想往上晉升的話，這是必由之路。這種晉升包括行政職務，也包括技術職務。我不愛搞關係，愛干實事，對當官興趣不濃而對職稱卻很重視，畢竟是吃技術飯的人呀。
我們的工地在大部分在外地，經常在外出差，小組人吃住在一起，像一個大家庭的人一樣。我對比自己年長者十分尊重，工作上生活上盡量多幹一些。後來，陸續又分來一些新職工，比我年輕的來了幾批，我同樣關心他們。當時我想，論資排輩現象很普遍，人們能熬咱也能熬，十年媳婦熬成婆嘛，到時候我自然就有地位了。
但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兢兢業業地干了十好幾年，身邊的人都升職了，只有我一人還在原地踏步。到了2000年前後，院一級領導陸續換上40歲左右的人了，處級班子也是這個年齡段的人，他們基本上和我同齡，是恢復高考後的頭幾屆大學生。而班組長們忽然變成了比我年輕的人了。轉眼間我也快40歲了，從理論上來講我還有機會上，但實際上連百分之一的機會也沒有了。公司領導和一些同事私下議論我說「這傢伙一輩子完了，定型了。」
這麼多年來，院裡進行多次改革，可改來改去，始終朝著一個方向：名義上是按貢獻拿錢，實際上按職務拿錢。院領導一年合法收入在20萬左右，處領導在12萬左右，就是當個小組長，一年也比職工多拿3萬元。實際上，本單位一直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各級領導都有灰色收入，官越大灰色收入就越多。上層的我說不准，就說小組長吧，他們每年通過報銷現場開支就可以多撈3萬元左右。層層多拿，層層剝皮，最基層職工一年到頭拚命干也只能解決溫飽問題。職工有意見也沒用，改革最絕的一招是基層職工的命運握個小組長手裡。「不想幹就滾蛋！」小組長如此說，處領導也如此說。院領導呢，基層職工的事他們根本不管，因為他們高高在上，他們關心下屬單位給自己送多少紅包。
本單位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各級管理人員都有很高的風險獎，但卻不承擔任何風險；所有的風險全部集中到一線班組了，但這些人從來沾不上風險獎金的邊。我們的產品主要是技術圖紙資料，只要有一個數據計算錯了就屬於質量事故，經手的一線職工的獎金要扣掉幾千甚至上萬元，而各級領導和總工卻一分也不扣，口袋裡裝滿了幾萬元的風險獎，暖洋洋，樂融融。
不當官算了，總得給個高級職稱吧，我降低了對自己的要求。因為在這種科研單位，職稱不受指標的限制，到時候就評上了，尤其是常年在生產一線干的人。更讓我想不到的事，職稱也上不去了。院職稱評委說，本人沒有主辦過大項目，職稱就不能上。可是，一些行政人員的職稱也上了，他們又主辦過什麼項目？我何嘗不想主辦項目，可領導從來不安排我主辦，我無可奈何呀。前幾年，領導說我年輕，再過幾年就可以主辦了，我覺得有道理。可是，近幾年他們又改口了，說我年齡大了，出於關心我的目的，就讓我協助年輕人來工作。這話說的也對，但不久我就發現是騙人的，比我大的還在主辦，比我小的也當主辦，自己年富力強卻一直當配角。想不通也無法，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一員，誰能聽到我的聲音？如果我發泄不滿，他們不僅不聽我的，還要無情地整我，因為我沒有地位，因為我無足輕重，就算把我活活逼死也對單位沒影響，更對社會無影響。
這麼多年了，我感覺自己像一個單純的小孩子，和一群小孩子在一起玩遊戲「排排隊，吃果果」。我耐心地按規則排除，誠實對待前後左右。遊戲在進行著，我前面的人都排上了，就要輪到我時，主持人突然宣布遊戲規則變了，整個長隊向後轉，把排除秩予倒過來發果果，這樣後來的又先於我拿到了果果，我又成了最後一名了。
十年媳婦熬成婆，這話在周圍的人身上應驗了，在我同學們身上應驗了。如今，和我同時大學畢業的人大多成為處級了，在軍隊的也混成師團級了，搞技術的也成為教授、總工了。他們已經成為社會上和既得利益者，有地位有保障，受人尊重。而我呢，十年媳婦熬成老媳婦了，根本沒能升級為婆婆，成為受人厭惡的黃臉婆、黑臉婆了，成為誰也不喜歡的人了。對比我年長的，我要畢恭畢敬，對比我年輕者更要以禮相待，因為他們比我這一代人更勢利，更浮躁，更難以對付。
我有一個精神殘疾的兒子，他需要我守在身邊照顧他。我對單位說過多次，可領導總是說「你的處境我們理解，家裡問題要自己解決，還要干好工作呀。」如今，我兒子快15歲了，精神不正常也不能上學，同齡人的孩子都健康成長，領導的孩子更是時代的寵兒，許多人在關心著他們。有幾次過年，我守著病兒冷冷清清，不禁心痛得哭了起來，都是自己沒有本事害了兒子，我要是經常在家裡他也不至於這樣呀，我要是有個一官半職，就會有更多的人來關愛他，而他缺乏的就是最基本的關愛呀。
困惑之三，兒子殘疾多磨難
我在農村長大，但思想比較開通，受傳宗接代的思想影響很小，對婚後是否要孩子看得很淡，對男孩女孩一樣喜歡。我對其他人就富有愛心，對自己的孩子更會充滿愛意了。但是，命運再次殘酷地捉弄了我，讓我先有個健康可愛的兒子，再把他淪為精神殘疾。
兒子長得很俊，心地善良，這點像我。可是，他三歲時後腦受過重傷一次，加上他母親思想不成熟而對孩子不耐煩等，他就很快變成不正常的兒童了。我原來指望他讀博士，可他只上一年幼兒園就被退回了。
我們花很多錢四處為他治病，可是就是檢查不出來他的病症，不能確診。曾經不少醫院判斷他是兒童孤獨症，但又不像。可是，就在給他治病過程中，醫院的做法太令人想不通了。
1995年他在兒童醫院住院一段時間，出院結賬時醫院硬是多收了400多元的化驗費。據知情者透露，是醫生把自己的一些開支劃到患者頭上了。
不久，在婦幼保健醫院裡，本市著名的一位女醫生為他診斷測試。女醫生五官端正，言談舉止都顯示她的愛心。她給我們開了一種中成藥，並解釋道「不要亂吃藥，這藥有效果我才讓你們的孩子吃的，全市只有我這裡有。」她還要下我們家的電話，說「以後有什麼醫學上的進展或者治療信息，我會打電話通知你們的。」後來，她唯一打過一次電話，是讓我們再開幾個月的同樣的藥。我那天立即趕到了，而藥房的這類藥不多了，她還和藥房裡人吵一架，讓他們去倉庫領回來。我等了兩個小時，再拿1200多元的藥，女醫生記下我買藥的數量就什麼也不說，讓我回家了。後來，我請一位專家看了她開的中成藥，專家說「都是些普通的成分，不會有效果，她哪是關心你們呀，分明是為了拿藥廠的回扣。」我想也是的，她不讓我們給她打電話，只是她單線與我們聯繫，這本身就不正常。
河南一地區精神病醫院裡，某專家開藥方讓我兒子吃氟哌啶醇，這是副作用較大的抗精神類藥。他要求從一天吃一片開始逐步加大劑量，最多一天可以吃十五粒。當時我在外地出差，由我父母來照顧兒子。當兒子一天吃六片時，可能是藥量太大了，他完全不能說話了，也不動了，眼睛也沒神了。我聽說匆忙回家，就讓他減少劑量，又經過半年多的訓練，他才開始說話。而這個所謂的專家還在講「加大劑量，加大就好了。」幾個月後，武漢同濟醫院的陳教授聽說後憤怒地說「庸醫害死人啊！」
兒子離開幼兒園後的頭兩年，沒地方可去就呆在家裡，我也為之主動下崗一年來照顧他。一次，我領他逛大街，路過他的幼兒園，他慌張地跑了起來「不上幼兒園，不上幼兒園！」第二天，我故意領他從另一個路口經過幼兒園，他無意中看見幼兒園，就嚇得臉變了色。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幼兒園受到過多大的傷害？因為他不會完整地向家長學話。如果真是這樣，那也太殘酷了，幼兒園本來是愛的園地，這樣可憐的孩子也受傷害就太不可思議了！
兒子到了學齡而不能上學，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亂動一氣，又不能及時治好，我們又為他的歸宿憂心如焚。我為了掙那幾個可憐的錢，還得四處奔波，就不得不把他送給我父母了。我父母對這個孫子很好，可他們都快70歲的人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並且經濟條件也不寬裕。可是，他們毫無怨言地照顧孫子，不止一次為他累出了病。
我父親的幾個朋友建議「你這個孫子沒有希望了，不如找個地方把他拋棄算了，你們還可以再要一個健康聰明的孫子。」父母知道朋友是好心，但他們怎麼可能下了這樣的手？附近幾里範圍內也有幾個這樣的孩子，都先後被親人領到火車上遺棄了，至今下落不明。他們的父母當初下狠心遺棄之，幾年後又生下正常的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而我們家人善待病兒，幾代人付出這麼多心血，一家人都快被拖跨了，可兒子還沒有好轉，還要繼續拖累一大家人。蒼天啊，你睜開眼睛看看呀，你不分好歹何為天？地呀，你錯勘賢愚枉做地！
兒子先後丟失過多次，每次都是所有親人四處尋找，把他找了回家。像他這樣的孩子，不能正常和人交流，手上也沒有錢也不會花錢，一旦走失也就意味著回不來了。有時我曾下了狠心，他自己走丟了就不找他了，全家人卸下一個大包袱算了。去年春節前後，他又走丟了，我們發動了20多親友全力尋找四天三夜才找了回來。三九寒天，正常人在外面呆一個晚上就會凍死，而他竟然還活著。他回來了，全家人心裏輕鬆一下，可不久又沈重起來了，這個包袱越背越重，不知道還能背多少？
這幾年，我也結識了一些同病相憐的人，他們家裡也有同樣精神不正常的子女。他們也都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也看不出任何希望。他們建議我給孩子辦一個殘疾證，以後說不定有補助。我專門到社區居委會問，工作人員說「辦個殘疾證對孩子只有好處沒有害處，到14歲就可以領救濟金。你到醫院開個證明交上來就行了」
我到市精神病醫院，才知開證明十分麻煩，每月只有幾天辦，還要單位開證明，還要交1000元。我說自己經常出差，抽不出時間來這裡，可醫院不管這些。後來我到區裡指定一家醫院，領孩子跑了幾趟，一位女醫生才接待我們。她說院長要我們交500元，我說這麼錢我們交不起，有這樣的孩子家裡本來就十分困難了。她後來才格外開恩，讓我交一百元，給兒子開了個證明。幾個月來，他的殘疾證辦下來了。
到兒子滿14歲後，我就找居委會要求補助。居委會主任說「沒有這項補助，你們家三口人平均收入低於120元了，就可以吃低保。」我不理解了「照你說三個人一月360元，我兒子一個人也不止花那麼多呀，他現在大了，力氣也大了，弄不好對社會危害也要大，社會當真一點也不管嗎？」
主任說「國家太窮了，管不了。」
我反問「你說管不了，重擔全讓我們家庭來擔我們承受不起，再一個他以後打人傷人了，責任誰來付？」
「當然由你們監護人來付責任了。」
「哪有這種邏輯呀，我們苦得要死沒人管，也沒機構來過問，可了出事責任全部由我們來擔當。你說是嗎？」激動了，嗓門也大了起來。可嗓門再大也沒有用，社會這麼冷漠無情，把人逼死逼瘋了也無所謂。
今天，兒子快15週歲了，肯定成不了人才，也成不了正常人，而注定成為殘疾人了。從他3歲多生病至今，我們夫妻一直陷入一個很深的疑惑之中，到底該不該要第二個孩子？親友們紛紛勸我們「再要一個孩子吧，生活有個寄託，以後他長大了好照顧哥哥，你們老了也就放心了。」他們的話很有道理。我也不止一次想再生一個，因為本人特別愛孩子，我把不少愛心獻給別人，別人還不理解，有的還恩將仇報；那麼，我對自己的孩子多一些愛心總可以吧，他至少可以理解我吧？等我們老了，他長大成人了可以照顧哥哥吧。可是，多想一步後我就不想再要孩子了。在這個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的社會裏，孩子如果像我一樣誠信善良就會被他人吃掉，就會活得很痛苦；孩子如果性格和我相反，集坑矇拐騙於一身，就會專門欺負那些老實人，就會吃掉他們而壯大自己，那也是我所不願意看到的。想來想去，乾脆不要孩子算了。
近幾年，我和家人始終沒有走出這個漩渦之中。因為我40歲了，要孩子是最後的時機了，再不要就沒有機會了。妻子也處於猶豫之中，看來，我們還要在水深火熱中掙紮好久好久呀！
困惑之四，陷入泥潭不可自拔
古代時有一種嚴厲的刑罰，叫五馬分屍，就是用五個馬把一個人向五個不同方向拽，最後拉得支離破碎。現在，我覺得自己也被幾匹馬向不同的方向拉著，它們不馬上把我處死，而是慢慢折磨而死。其中，最主要是工作和家庭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掙錢少和負擔重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我想回報父母和兒子讓他們極度受累之間的矛盾。
我很想守在兒子身邊，因為這有利於他的病情好轉，也可減少我為人父的內疚之情。兒子身體發育正常，長得也很帥，特別是愛笑，笑起來很甜。每次我出差回來，他見了就向我身上扑，讓我有種當父親的自豪感。他至今喜歡聽我哼小曲，這是他很小時我哼給他聽的，至今百聽不厭煩。我的口哨吹得不好，但他最喜歡聽，也許他心靈中這是天下最美妙的樂曲了。
可是，我為了掙錢就要出差，而一出差就離他幾千里遠，就不能照顧他了。他不會打電話，無法聽到我的聲音。多年來，我的良知讓我往家里拉，守著兒子不能不離家，讓他天天有個好心情；但工作卻讓我遠離家庭在外漂泊。兩種強大的力量把我往相反方向拉，不把我拉得粉身碎骨才怪呢。
家人常對我說，我一走兒子就念叨「爸爸回來」。他不愛說話，也只能說幾個簡單的句子，但這句話正是表達了他的心靈需要。可是，我連這點要求也做不到呀，我愧對兒子。
我多次找單位領導談，想換一份工作，可領導總說「我們很同情你，但你還是在外干吧，至少比你在社會上亂闖強。」領導也只是在應付我。
咱體諒領導的難處，就到外面闖。有家大企業打算聘用我任辦公室副主任，講好待遇很高，還沒上班就發現原來是一場騙局，是利用招聘來做廣告，其實根本不需要人。後來，我去當業務員搞各種推銷，業績幹得都可以。正當我要擴大業績做下去時，老闆突然不見了，原來他們追求短期行為，賺點錢就跑了。
再後來我嘗試跑保險，因為這行業不需要關係，靠刻苦就行了。一干方知，該行來掙錢太難了，我跑幾個月一分沒賺反而還賠了幾百元的交通費和通訊費。因為人不願意聽保險的事，他們連講的機會都不給我，我無處施展本領，只有做不成了。這件事對我觸動十分大，跑保險也需要關係，在中國任何事全要靠關係。一般業務員都是從親友手裡拿訂單，親友的生意做完也就完了，在本行業的生涯也就宣告結束了。還有的能力強一些的，靠親友再介紹些客戶生存下去，然後靠自己拉保險業務員擴大業績，就和做傳銷一樣堅持下去。
說起來可笑，我實在太想拿保單了，就對一些熟人說「我兒子病了，想在保險行業里長期干，就差一個保單可轉正了，你照顧一下買我一份吧？」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他們不僅不買保單，反而對我疏遠了。也許不能說他們缺乏同情心，但可以斷定在社會上你混得越倒霉，你越痛苦，就越沒人理睬你，你混得越好，來關心你的人越多。這一條可以說是真理，在所有單位都適用。
我用工作之餘爬格子，試圖通過寫作來闖出新路來。前幾年還感覺自己在進步，近兩年越寫越找不到感覺了，越寫發表越難，稿費越來越少，根本不足以維持一人基本的開銷。我反思，是因為自己寫的東西太真實了，而現在的報刊迎合讀者心理，獵取新奇、無病呻吟的東西，自己不符合人家的風格吧。我索性把真實進行到底，就花費一年的心血寫了近20萬字的長篇，幾經修改後列印出工工整整的稿子，專程送到省出版大廈。那是2005年的兒童節，天氣很熱，我手持沉甸甸的書稿到了一家出版社，總編辦的一位女士說「我們這經辦人不在，你到其它出版社問問吧」這個大樓有十幾家出版社，我一一跑遍，除了一家有一個編輯翻了一下稿子外，其它的都是看也不看就說不行。我幾乎哀求「我跑一趟不容易，今天就把稿子放這裡你們細看行不？」他們還是拒絕了。我跑了一頭汗，沒有一個人給我端一杯水喝。我徹底失望了，回家就把書稿燒了。
我下決心不在單位干了，要自己闖路子。父母理解我，但他們經濟薄弱，為我帶孩子把身體累壞了，就讓我還在單位幹下去。岳父退休了，他還是那句話「你要靠自己。」所有親友都是那句話「你還在單位干吧，好歹一個月能掙幾千塊」。弄來弄去，外在的各種力量總是推動我原地轉圈子，還在單位幹下去。
那麼，靠自己的力量能闖出去嗎？一個40歲的男人給人家打工已經不行了，人家也不會要了。最好的辦法是自己創業，這是我多年的夢想。可是，妻子不同意我自己闖，經濟上不支持，我眼睜睜望著時光流逝幾年了，至今也無法邁出實際性的一步。一分錢能難倒英雄好漢，況且我不是英雄好漢，只是一個普通的人呀，是一個身陷泥潭長期不可自拔的人，是一個在眾多圍觀者的目光下將要沉淪的人！
我們家裡開銷大，存款不多，還要為兒子留下一大筆錢，這點我理解妻子。於是，我想通過貸款獲得啟動資金另開闢新天地。可是，貸款要抵押，我那套房子也押不幾個錢。窮人本來沒有錢，再貸不到款，這樣一輩子命運就定下來了，就是終生受窮。據說，我這樣的家庭有殘疾孩子，政府在創業方面有專門照顧。我打電話問報社，他們不知道，問居委會，回答是沒聽說，要我找殘聯問問。我感覺十分納悶，自己每年僅個人所得稅就交了幾千元呀，這錢都到哪裡去了？我作為納稅人，不指望像發達國家納稅人那樣的政治地位，但是當我困難時，怎麼沒有一個機構來主動關心我呀？哪怕來一個電話問問，你需要哪些幫助？我有個朋友在美國失業後，幾天裡就接到社會很多機構的電話，把應該退給他的錢和應該享受的保障金全部打入他的帳戶。理由很簡單，他以前是納稅人，這一切都是應該享受的。
如果繼續保持下狀，還在單位混下去，沒有前途是小事，油水榨干後被一腳踢走也是小事，關鍵在於我走不出如此死循環，掙錢──花干——掙錢——不夠花。加上不能照顧兒子精神上的壓力，也許不久本人精神上徹底崩潰，兒子的病沒治好，社會又多了一個成年精神病人。這不是隨便的猜想，一個長期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凡人肯定有一天會全面崩潰的。在本市，已經有兩個和我一樣的苦命人自殺身亡了，其中一個近40歲的男人跳樓死的很慘。我哀悼並同情他們，一點也不覺得他們比常人脆弱，說不定他們比常人還要堅強，只是他們的壓力超出了允許的範圍太多了，太多了！
在我身邊，也有幾個人在看我的笑話。他們說三道四，說我脆弱等等，「他不就是孩子有病嗎，有什麼大不了的？要是我精神狀態肯定比他強」。說這番話的是一些凡人中的庸人，自己沒有多大本事而靠幸運生存著，他們苦難較少但也活得痛苦不堪，同時也讓周圍的人活得很苦。他們的能力在於正常吃飯，然後通過消化轉化成大便，說白了就是動物本能。如果他們承受我一半的壓力，經歷我一半的磨難，我敢斷定他們早就瘋了，早就光著屁股在大街上亂跑一氣，亂叫一氣，說不定還要傷及無辜。
算了，不為他們擔憂了，還是說自己吧。我預感遲早有一天，我會被逼成瘋子，也光著屁股上街大喊大叫，手持大刀見人就砍，見人就打，最後自己累死笑死為止。也許，那時我就沒有什麼困惑了，徹底從苦難的深淵中解脫出來了。那時，社會上站出來一大批智者對我進行評論，讓更多的人從中吸取教訓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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