颗粒无收的高产卫星

1958年9月6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卫星”高挂漾濞县,引出高产万万千——平坡社中稻亩产三万三千斤》的报道和《高产红旗插在点苍山上 ——漾濞平坡社高产“卫星”上天目击记》的记者采访,还配发了《欢呼我省第一颗水稻“卫星”》的社论。这颗“卫星”开云南省放“卫星”之先河,使假报高产、虚报浮夸之风愈演愈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理州“大跃进”运动同全国各地一样,由1957年11月下旬开始发动宣传,1958年正式开展,历时3年时间。1958年2月25日-30日,中共大理地委召开了为期5天的县书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60条”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的“18条”,讨论和研究了全州三年实现水利化和七年达到亩产400公斤的问题,要求1958年全州粮食增长三成。县书会议后,全州各行各业“大跃进”运动蓬勃兴起,夜以继日,挑灯夜战,“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比英雄”。为完成党委提出的各项跃进指标苦干、硬干,规模宏大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一浪高一浪。但是与其他地、州相比,地、县委领导的思想跟不上当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的形势,1958年6月4日被云南省委插了白旗。中共大理地委因被省委插了白旗而感到极大震动,奋起直追,号召各县深入发动群众,踏踏实实搞好生产,为全州争一口气,决心做出更大成绩送走白旗,插上红旗。为了“夺红旗”,争老大,大理地委于1958年6月28日-7月6日在宾川县召开县书会议,通过现场参观和开展辩论,解决高速度增产认识问题,研究拔“白旗、插红旗”的指标和措施,提出了粮食总产要比1957年5.25亿公斤翻两番、1958年全州粮食总产要达17亿公斤和尖子田亩产稻谷2500-5000公斤、包谷亩产1500-2500公斤的目标,把红、蓝、白旗插到各县,会后各县相继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四干会”,动员“插红旗”,“拔白旗”,“争上游、放卫星”,大理地委三次派出检查团赴各县督促检查。

1958 年8月17日省委传达第一书记谢富治从北京打来电话:实验田要密植移栽,弄几个1万-1.5万公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麻城放出了早稻亩产18450公斤的“大卫星”,大理地委和各县闻风而动,立即在下关东站搞机关“卫星实验田”,并用并苗(并秧)密植,即将20-30亩快要成熟稻谷拔起并拢在1丘田里,假报高产。全州各县大搞密植移栽,制作高产“卫星”热潮如火如荼。

1958年9月1日,中共大理地委第二书记王民向各县市通报三个问题,把“争上游,放卫星,做出成绩迎国庆”放在首位,大理州干部群众制作高产“卫星”田的热情更进一步高涨。上行下效,县县都在挖空心思超常规地运作。此时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制作中稻高产“卫星”田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9月6日,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中稻亩产1.67万公斤这颗高产“卫星”腾空出世。

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的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农民放出云南省第一颗高产“卫星”,他们是怎样进行“制作”的呢?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自然条件差,属山区河谷地带,海拔1500米,北依点苍山,南望红山,西洱河由东向西横流而过,全社境内没有一块平坝,都是梯田,坡度在25℃以上,每1梯级高差1米多,整块面积有一亩的田都很难找到。农作物主要以种植包谷为主,有极少的一部分水田种植水稻,产量也很低,亩产 100-150公斤。经过几年的坡改梯,1957年水田面积才逐步扩大到1000亩,全部水田依靠点苍山流下的雪水灌溉,群众称之为冷水田,通过精耕细作,每亩至多能产250-300公斤。种植高产“卫星”的试验田,是平坡社第三生产队的,1956年以前是种植包谷的梯地,由2丘组成,这块试验田是在乡党委书记的亲自领导下进行试验的。他们在试验田里选用了当地最优良的谷种团软谷(原来是芒市的长软谷),于1958年4月2日播种,5月10日栽插,栽插前经过四犁四耙,深耕60-70厘米,施厩肥2万公斤为底肥,栽插的时候实行粪水蘸秧,每50公斤大粪中还放了5公斤“六六六”药粉,先后薅了七道草,施了1.15万公斤追肥(堆肥和草木灰)。在稻子抽穗时间又遇到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钻心虫灾害。为了彻底扑灭虫灾,他们第一次用二瓶“一○五九”杀虫剂喷射在试验田和周围近300亩稻田中,第二次在试验田里撒了150公斤“六六六”药粉,第三次放上了上万斤苦葛藤。

在整个栽培过程中,由于传统习惯是种植大四方株,党委会又提出试验田要密植,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社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栽密不得吃,密植如果产到2000 斤,我们的手掌心可以煎出鸡蛋来”等。但是群众的呼声被当时争上游、放“卫星”的声浪所淹没,他们还是坚持栽下小四方棵,一亩达43000丛,以后党委书记潘乃兴又到凤仪、邓川、大理、宾川、弥渡去参观,看到密植比他们还凶,接着湖北麻城放出了早稻亩产18450公斤的“大卫星”,又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他们感到只有密植,才能高产。在地委书记、合作部长、县委书记的再三鼓励下,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准备在试验田里加大密度,当群众反对和责怪社干部“加大密度将来吃草还是吃谷”时,主张密植一定要创造出万斤“大卫星”的领导班子却说:“麻城早稻能够亩产几万斤,我们中稻又为什么不能呢?只要别人能够干出来的事,我们就能干出来,而且还要超过它。”1958年8月3日-7日社里进行了并秧密植。他们将本田里和周围约40亩即将成熟已发黄的谷子拔起来,再深挖30多厘米,加1层肥料,又盖上1层土,共施下250公斤发过酵的磷矿粉、100公斤过磷酸钙、97挑猪粪和25挑人粪,再把拔起来的谷子并栽在这块试验田里,由副乡长李明昌、社主任熊恒桃、生产队长熊继昌日夜看守管理。为了解决好放水通风等问题,组织社员在试验田里的周围每隔一米打下一根木桩,再用铁丝纵横拉起来。每天早晚,管理人员就拉动铁丝帮助谷子通风,谷子成熟又可以防止倒伏。当田边开了四五个水口,水还流不进田里的时候又用竹竿掀开谷杆,让水流进田里,两天两夜才把整块试验田泡满。

1958年9月2日上午7时开始收割,试验田里谷杆密密麻麻。简直无法分出株行距,上面铺着厚厚的谷穗,鸡蛋放在上面落不下去,小孩子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大人也可以睡在上面。这块试验田由150多个社员,从9月2日上午7时开始收割,接连收了两天一夜加一个早上,到9月4日上午10点多钟才收割完毕。为了给外地群众参观,他们留下了0.023亩未收,只收割了1.067亩,共收得稻谷 21399.05公斤,折合亩产16746.21公斤。这块高产田经过5次丈量,收割时由云南省农业厅副厅长谢芳草、大理白族自治州妇联主任李琳娥和漾濞县县长常结根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刘林元,大理地委第一书记欧根、第二书记王民等曾经到现场查看。惊人的奇迹就是以这样快的速度创造出来,使这颗中稻高产“卫星”放上了天。

“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全州各行各业争放“卫星”,洱源县用5-6天的时间办起了200多个工厂;全州3天集中30万劳动力大战钢铁铜,集中20万劳力大搞积肥;邓川东风公社放出了亩产稻谷5万公斤的全省最大“卫星”。祥云县为了“争上游,创奇迹,多快好省闹中耕,争放卫星”,县委决定:种1亩试验田要求达到1200万个穗头,亩产2万公斤争取达到2.5万-3万公斤。在城东管理区把孕穗的20多亩水稻搬到1亩多田里,结果稻穗沤烂、发臭,有种无收。在小麦生产丰产试验田里,每亩施肥2.5万公斤,播种上百斤,结果是只见麦苗绿,不见麦成熟。宾川县搞了亩产皮棉5000公斤的“大卫星”田。用并栽的方法在罗官营、龙泉管理区将几十亩的孕穗的秧苗移栽到一起,各搞了一亩5万公斤的“大卫星”田,22500公斤包谷“大卫星”田,25万公斤的红薯“大卫星”田。大理市放出了“五颗卫星”,产出了“六大王”,农业生产“大跃进”“卫星”成串,“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为了快速达到增产,盲目放高产“卫星”,人为进行密植(并秧),弄虚作假把正在孕穗的水稻连根拔起,集中移植到试验田里,其结果这些高产“卫星”田颗粒无收。高产“卫星”放了,还涉及到高产后公余粮上缴问题,这个县高产上千斤,那个县高产上万斤。高产的数字在那摆着,公余粮任务数亦跟着“卫星”往上提高,高指标下的高征购,公余粮卖多了扛了红旗。可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粮食,群众就没有口粮。放了高产“卫星”,“扛了红旗群众饿了肚皮”。接着爆发饿死人的“金华事件”,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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