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思亮轶事看当年的言论自由
现在不少人一提起所谓“旧社会”,特别是民国早期军阀割据年代,就会按照党的教育所形成的定式思维,认为肯定是不许人讲话、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妨听我讲点稗官野史类的故事吧!看过鲁迅杂文的人不妨想想,象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之类的文章,放在1955年,早就是“比胡风还胡风“的“反革命”,更遑论反右和文革了。笔者在这里要讲的这位,当然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名气,他只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小人物,既无显赫的家世,也不是什么款爷、大腕,只是个家道小康但颇有文才的老学究而已。他本人是清代的秀才,家中开了一家茶馆,就叫思亮茶园。他闲来无事便爱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当时成都报纸都很少,当然更没有互联网让他发帖。于是他便自任主编、撰稿、校对、印刷、发行,集大权于一身,用当时极简陋的油墨印刷,印出一期期的《思亮随刊》。据他自己解释,所谓“随刊“一是见啥说啥随便讲,不受什么主旋律、次旋律的限制;二是随时不定期出,或三五日或十日八日,十分随便。
下面再来看它的内容,也很随便,没有什么社论之类的大块文章,就是些俏皮话:一首词,几句打油诗,甚至一副对联便可一事一议。但对时事的针砭,其锋芒的犀利,却往往是入木三分。例如,当时成都军阀当局,征收某些捐税,其中一项叫“粪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环保排污费”,不过那时的军阀是没有今天的官员这么有文彩,不会用这么好听的新名词。这“粪捐“一词确有点欠雅,于是刘老先生便在他的随刊上刊出一幅对联:
自古未闻屎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不仅叫人看了捧腹喷饭,其对仗、平仄的工稳也几乎无懈可击。不过当局并未找他麻烦。
不久,当时四川的都督,总管军政的刘湘,从外地买回了一艘旧的小炮艇,命名为“巴渝舰”游弋于重庆一带长江水上,在当时就等于是今天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一样的威风了。但我们的刘老兄就偏要去摸“老虎屁股”,便在他的随刊上发了一首诗:
都督有艘巴渝舰,由渝到万才十天,
不是沿江滩陡险,几乎胜过柏木船。
寄语沿江船夫子:撞烂军舰要赔钱!
这种挖苦,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恶搞,甚至是“诬蔑我军”。别说木船,就是走路,从重庆(渝)到万县也要不了十天,当然更不要说木船怎么可能撞烂炮艇?可是他说了以后,有关部门也未找他去“谈话”。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10月10日被法定为国庆日,又名双十节。当时这一天,庆祝活动还是十分隆重的,扎牌坊,挂国旗,敲锣打鼓,晚上还有火炬游行,又名“提灯会”。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节,刘思亮先生竟敢写下一付对联,明目张胆地将其贴在当时成都闹市区“商业场“的一座牌坊上。其内容是:
上联: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下联:举国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
横批:庆祝国庆。
从文字内容上看,倒还谈不上“反动”二字,但用“当当庆”、“情情狂”,这样敲锣打鼓的象声词来写庆祝国庆的对联,而且张贴于公共场所,不说你是“反动标语”,至少可以说你是扰乱社会秩序吧,但最后也是一笑了之。这也足以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言论、文字的宽松吧。
更精彩的是抗战初期,刘湘病逝。在办丧事时,刘思亮给他送去一幅挽联,上联是:“刘军长千古”。这完全是对的,但下联却是:“中华民国万岁”。大家都看不懂,便问他“刘老师你这挽联是怎么的啊?”“千古”对“万岁”是可以的;但“刘军长”三个字,怎么能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呢?刘思亮一听,连连点头说,“你们说得好,‘刘军长’,就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啊”!这样的奇思妙想,实在太绝。尤其对当时独领一方的军政首长也敢如此近乎刻薄地批评,所以那些开口就说“旧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人,可以想想,假若当年“伟大领袖”去世时,谁敢拟幅对联:“毛主席千古;中国人民万岁”,那么你不是“反革命”,不掉脑袋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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