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腐败的张冠李戴与真腐败的李代桃僵

美国学者理查德．艾墨森(Richard Emerson)对权力(Power)和依赖性(Dependence)作了许多出色的研究，开辟了社会学的许多新领域。他原是辛辛那堤大学的教授，后来去华盛顿大学任教，1982年死于手术并发症。早在1962年，艾墨森就提出了“权力和依赖性之关系”的命题，认为A对B的权力，等值于B对A的依赖。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如果你必须依赖于别人、求着人家才能生存，那么那人就有对你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权力了。

这个简单而明了的解释适用于多种社会关系之中。通常，权力和依赖性是互相平衡的；如果出现不平衡，关系的双方或其中一方，就必须采取某些手段，来求得新的平衡。社会中的腐败和贿赂现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最近西方公司在华丑闻频频曝光，法商家乐福在华高级管理人员涉嫌收回扣被拘留，德国西门子被指曾为能在中国营业而行贿。一系列与跨国公司有关的腐败案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个不伦不类的“国家预防腐败局”九月挂牌，一出笼似乎就逮了条大鱼，官方媒体推波助澜，居然出现“严打洋腐败”的荒唐说法。

腐败，是“政治腐败”的简称，指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牟取特定族群、团体、或个人的经济、政治利益。西门子不是政府，其经理人也不是政府官员，哪来的“腐败”之有？它是洋人的公司，却不是什么“洋腐败。”

“洋腐败”一词滥觞的背后意义，值得人们追究。这个语焉不详的名词本身，更像是真腐败者一个移花接木的伎俩、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段、和一枚在十七大前转移视线的烟幕弹。

西门子在中国没有腐败，有的只是贿赂；它还不光在中国贿赂，在德国最近也东窗事发。德国法庭判决西门子两亿欧元的罚款之后，西门子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彼得．罗策(Peter Loscher)说，“判决有助于澄清过去的错误。西门子接受全部责任。”与西门子每年三十亿欧元的净利相比，两亿欧元的罚款算不上什么，但后续美国当局可能进行的制裁，数量会更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德国贿赂案中，人们知道西门子钱挪用了多少，用在了哪里，谁是收贿者。西门子被罚沸沸扬扬，中国的幕后却死水一潭。观中国报刊、网站铺天盖地的报导，我们不知道西门子到底是如何“腐败”的，贿赂怎样发生，贿赂了多少钱，谁是预期的受贿者。这些最重要的信息，一概没有，这不免让人怀疑是否有人索贿不成，倒打一耙？

按艾墨森“权力和依赖性之关系”的理论，西门子，还有全中国的个体和私人公司，在中共全方位控制社会资源的情况下，都不得已的处在对当局的依赖之中，从而给了官员实施腐败、收贿受贿的可能。一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中国民间组织“腐败行为观察”负责人、河南的安均先生就认为，中国官场腐败盛行，跨国公司如不行贿，恐怕没法做生意；他们到中国行贿也是中共教的，或是逼它行贿的，如果不行贿，它就不能在这里生存。

对中共的腐败，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愤慨。受高人的指点，笔者对此倒是另有看法，觉得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它也不尽然是坏事。

如果是正常的政府，因某些人的问题腐败发生了，那当然值得愤怒，我们会因为人心堕落、道德败坏而觉得可惜；但如果中共腐败，那就对了，它本能的一定会腐败，不腐败就不是中共了。没有权力制约，迷恋暴力，又领军带动道德败坏，它不腐败怎么可能呢？

腐败是好事，因为它毁掉了中共的社会基础，自己给自己挖掘着坟墓。从三讲、荣耻、保先、到预腐，招数已经用绝；挥刀断臂、自我更新它又不肯。中共解决不了腐败，也就解决不了其覆灭的宿命。在明眼人看来，它是在腐败的“康庄大道”上一步步、坚定的、快速的走向灭亡。其实大家要做的，就是帮神给它们记着帐，到时候好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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