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9/23/2007
正如中国古训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这种过于倚赖人格化的社会传统、历经长期历史形成的非宗教人治社会，只有通过人格化的力量，才能顺利转型为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
具体地说：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心中习惯有个皇帝（显性君主），不通过皇帝，中国人无法理解宪政民主；今天，中国人心中习惯有个主席（隐性君主），不通过主席，中国人无法理解宪政民主。
由是我们应当看到：当年满清错失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时机实在是一个遗恨千古的悲剧！满清政权的错失机遇，不仅造成了自身的覆亡，也间接地导致中国走上了贻祸至今的共产大弯路。如果当年满清抓住了实施君主立宪的历史时机，则决不会有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局面，共产党即使在中国出现，也没有祸乱天下的空子可钻，没有天下大乱的历史条件，毛泽东一伙再有才干也不可能窃夺政权。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需要再建君主立宪制政体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中国的自由民主化特别需要一个人格化的政体，君主立宪制既人格化，又满足自由民主化，无疑是其中的最佳选择；但是，当今的中国又不可能复辟君主立宪制政体，因为中国的显性君主制传统已经在上个世纪的大革命、大动乱、内外大战以及共产党几十年的暴政当中毁陨殆尽，中国唯有创造出一种具有非君主政体的外形、蕴含君主立宪制之实的新形式政体，才能谱写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君主立宪制政体是君主政体的改良，要实行君主立宪制，首先就得存留君主政体：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废黜君主制几十年后，又能在无君政体的轨道上建设君主立宪制成功的；当今世界所有成功奉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国家要么是由原来的君主政体过渡而来，如日本和北欧国家；要么是原君主制宗主国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虽然一度废弃君主制、建立了克伦威尔独裁“共和国”，但是仅十二年就复辟了君主制，而后在君主制的轨道上通过“光荣革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
今天的中国，不仅显性君主制荡然无存，而且已经不具备所有恢复君主制的重要条件：
其一，辛亥革命倾覆满清以来将近一百年，中国的显性君主制早已作为反面制度已经深植入中国人的意识，“皇帝”这一名号的名号已被批倒批臭，权威扫地、神圣无存，以致于象毛泽东这样狂妄骄横的共产大独裁者都不敢公开称孤道寡，凡事都要尽量挂上“人民”的标签...因此，今天要是再抬出个“皇帝”、“国王”以建立君主立宪制，是不可能得人心的。
第二，不像日本、英国和北欧各国君统的长久延续和现实存在，由于满清覆亡已久，中国显性帝制传统的沿袭完全中断，而且断层、断面巨大，今天，中国传统皇家的礼乐典章制度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序无统，很难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良、重新树立，如果硬着头皮矫揉造作，只能得到不伦不类的结果，徒为世人所笑。
第三，中国原有的皇族早已衰微，当今中国也没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人，受中国人敬重到有威望做中国君主的地步。时间的久远能够赋予一个家族威望和资历，本来，作为满清皇室的爱新觉罗家族有大好的条件和时机存留中国的君主制传统，但因为其在满清末年的倒行逆施引发了辛亥革命，爱新觉罗家族因清王朝的垮台而威信一落千丈，尽管如此，爱新觉罗家族仍是复辟皇统的最佳供选家族，但是其后 ，满清废帝溥仪又投靠日本人当满奸，担任分裂中华民国的伪满州国“执政”，这就导致爱新觉罗家族名誉扫地，这些，使得前清皇族已经没有恢复君主制的威望。胡耀邦是中共国最清廉的领导人，主持平反右派和冤假错案，诚可谓德高望重；赵紫阳则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改革设想、坚决反对六四屠杀，死不“认错”，可谓是众望所归，但胡耀邦、赵紫阳都已经死了，他们生前没有取得最高权力，而且他们影响中国政局的时间不长，因此他们的家族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在中国恢复君主制。
由以上可见，复辟君主制在当今中国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复辟君主制的方案，既无可操作性，也不可能被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复辟君主制在当今中国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重建君主立宪制在当今中国也就不可能。当前力主君主立宪制的王从圣先生对中国国情和症结所在看得很准，他提出的重建君主立宪制构想也很完美，可惜时过境迁，现在已经不是满清末年了。
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无情和无奈常常让人深深的惋惜，本来，晚清时期的中国，有着绝佳的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条件和机遇，只要实施立宪，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将完全改写--至少能够走上一条比二十世纪中国的道路平坦得多、光明得多的道路。现在这种条件和机遇都不可能再有，正如古话说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当今中国无奈的现实，正应了另一句古话：“天予不取是罪过”，一个错失机遇的民族，似乎注定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
那么，中国要建设宪政民主，就没有出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今，又有一种机遇摆在中国面前，中国能否避免清末民初转型的悲剧重演，就要看当今的中国精英人士能否把握这一新的机遇了。
曾节明 星期四 2007年9月13日下午 2:24:06 http://www.boxun.com/博讯曾节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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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正如中国古训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这种过于倚赖人格化的社会传统、历经长期历史形成的非宗教人治社会，只有通过人格化的力量，才能顺利转型为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
具体地说：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心中习惯有个皇帝（显性君主），不通过皇帝，中国人无法理解宪政民主；今天，中国人心中习惯有个主席（隐性君主），不通过主席，中国人无法理解宪政民主。
由是我们应当看到：当年满清错失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时机实在是一个遗恨千古的悲剧！满清政权的错失机遇，不仅造成了自身的覆亡，也间接地导致中国走上了贻祸至今的共产大弯路。如果当年满清抓住了实施君主立宪的历史时机，则决不会有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局面，共产党即使在中国出现，也没有祸乱天下的空子可钻，没有天下大乱的历史条件，毛泽东一伙再有才干也不可能窃夺政权。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需要再建君主立宪制政体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中国的自由民主化特别需要一个人格化的政体，君主立宪制既人格化，又满足自由民主化，无疑是其中的最佳选择；但是，当今的中国又不可能复辟君主立宪制政体，因为中国的显性君主制传统已经在上个世纪的大革命、大动乱、内外大战以及共产党几十年的暴政当中毁陨殆尽，中国唯有创造出一种具有非君主政体的外形、蕴含君主立宪制之实的新形式政体，才能谱写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君主立宪制政体是君主政体的改良，要实行君主立宪制，首先就得存留君主政体：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废黜君主制几十年后，又能在无君政体的轨道上建设君主立宪制成功的；当今世界所有成功奉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国家要么是由原来的君主政体过渡而来，如日本和北欧国家；要么是原君主制宗主国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虽然一度废弃君主制、建立了克伦威尔独裁“共和国”，但是仅十二年就复辟了君主制，而后在君主制的轨道上通过“光荣革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
今天的中国，不仅显性君主制荡然无存，而且已经不具备所有恢复君主制的重要条件：
其一，辛亥革命倾覆满清以来将近一百年，中国的显性君主制早已作为反面制度已经深植入中国人的意识，“皇帝”这一名号的名号已被批倒批臭，权威扫地、神圣无存，以致于象毛泽东这样狂妄骄横的共产大独裁者都不敢公开称孤道寡，凡事都要尽量挂上“人民”的标签...因此，今天要是再抬出个“皇帝”、“国王”以建立君主立宪制，是不可能得人心的。
第二，不像日本、英国和北欧各国君统的长久延续和现实存在，由于满清覆亡已久，中国显性帝制传统的沿袭完全中断，而且断层、断面巨大，今天，中国传统皇家的礼乐典章制度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序无统，很难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良、重新树立，如果硬着头皮矫揉造作，只能得到不伦不类的结果，徒为世人所笑。
第三，中国原有的皇族早已衰微，当今中国也没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人，受中国人敬重到有威望做中国君主的地步。时间的久远能够赋予一个家族威望和资历，本来，作为满清皇室的爱新觉罗家族有大好的条件和时机存留中国的君主制传统，但因为其在满清末年的倒行逆施引发了辛亥革命，爱新觉罗家族因清王朝的垮台而威信一落千丈，尽管如此，爱新觉罗家族仍是复辟皇统的最佳供选家族，但是其后 ，满清废帝溥仪又投靠日本人当满奸，担任分裂中华民国的伪满州国“执政”，这就导致爱新觉罗家族名誉扫地，这些，使得前清皇族已经没有恢复君主制的威望。胡耀邦是中共国最清廉的领导人，主持平反右派和冤假错案，诚可谓德高望重；赵紫阳则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改革设想、坚决反对六四屠杀，死不“认错”，可谓是众望所归，但胡耀邦、赵紫阳都已经死了，他们生前没有取得最高权力，而且他们影响中国政局的时间不长，因此他们的家族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在中国恢复君主制。
由以上可见，复辟君主制在当今中国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复辟君主制的方案，既无可操作性，也不可能被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复辟君主制在当今中国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重建君主立宪制在当今中国也就不可能。当前力主君主立宪制的王从圣先生对中国国情和症结所在看得很准，他提出的重建君主立宪制构想也很完美，可惜时过境迁，现在已经不是满清末年了。
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无情和无奈常常让人深深的惋惜，本来，晚清时期的中国，有着绝佳的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条件和机遇，只要实施立宪，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将完全改写--至少能够走上一条比二十世纪中国的道路平坦得多、光明得多的道路。现在这种条件和机遇都不可能再有，正如古话说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当今中国无奈的现实，正应了另一句古话：“天予不取是罪过”，一个错失机遇的民族，似乎注定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
那么，中国要建设宪政民主，就没有出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今，又有一种机遇摆在中国面前，中国能否避免清末民初转型的悲剧重演，就要看当今的中国精英人士能否把握这一新的机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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