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记者的确不如妓女

内容摘要 : 当官方和奸商合力抢劫农民的土地、市民的房产时，记者不敢报道；当警察随便抓人打人甚至杀人的时候，记者也不敢报道。这不敢报道，那也不准报道，作为媒体总得做些面子上的事，独裁党也需要媒体混淆视听、擦脂抹粉的呀。于是在肉麻虚假的歌功颂德之外，时尚、休闲的报道充斥媒体的同时，老百姓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不义、邻里械斗乃至残疾人、各种病人的报道也越来越成为媒体的"主旋律"。

哀我中国，2008开门见黑。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刚刚指使公安人员上京抓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昨天下午（1月8日），四川电视台两名记者采访中被成都荷花池奸商保安暴打，报警又被警方冷遇。妓女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中国的记者却完全受控于权利。在中国，记者不如妓女，此话难听，却很真实。

实际上，数千年至今的专制压榨之下，中国人的苦难全球难比，已成为苦难的代名词。人尽可夫，一片朱唇万人尝的中国妓女自然苦不堪言。然而，专制之下，名妓杜十娘可怒沉百宝箱，可处置自己的身体。勾结高官富商，妓女还可进入官场商场。中国记者却在共党专制压榨之下，生不如死，空有其名，早已失去了记者的天职意义、神圣权力。于是，曾经因报道萨斯事件的原《南方都市报》总编俞华峰先生身陷囹圄之前发出这样无奈而悲愤的感叹："交税的时候，我们是企业；论待遇，我们是事业；要整人了，我们又是机关了。多年来，我们新闻媒体就是这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般过来的。"谎话连篇，不知羞耻，被百姓嘲笑为"殃尸"的中央电视台有位朋友，曾经给我发过这样的短信："我们都是党的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喊咬几口咬几口。"于是，"殃尸"的记者们可以视酷日寒风中，诉求媒体的千百万受苦人而不见，却睁眼瞎话，于怨声载道之中歌颂流氓党的"丰功伟绩"。

民主国家，言论自由。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媒体称为第四权力，"有话就说，不平则鸣"的记者是名符其实的无冕之王。哀我中国，一切权力属于流氓组织共产党。作为一个人，连基本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作为媒体，帮闲之余，自然沦为帮忙的打手。良心血性尚存的记者编辑自然招致打压封杀，乃至杀头坐牢。90年代，中宣部长、党棍丁关根被媒体朋友私下诠释为"盯着你、关闭你、跟着党。"正是独裁党权之下，媒体人命运的真实写照。2005年底，胡锦涛登基不久，公安部国安部甚至把媒体从业人员，同法轮功、上访人员、维权群体列为内部加强防范的群体。为了饭碗，我曾在媒体混迹 10余年，深知个中滋味。新闻报道，不立脚真实，却迎合上意。领导满意了，群众不满意。于是，四川人骂四川媒体，广东人骂广东媒体，全国人民骂中央媒体骂共产党。大多媒体从业人员也很无奈。除少数人良心死绝，助纣为虐之外，大多数人为求饭碗而苟且。此为当下大多国人的真实处境。既为饭碗，开始还有羞耻，犹如妓女初次陪陌生男人上床。久之，习惯了，羞耻心死，脸皮渐厚，或行尸走肉，或助纣为虐。人性之哀也。妓女混成名妓，有高官富商吹捧；记者混成名记，任然苟且在党的淫威胯下而不能自主。中国记者的确不如中国妓女。中国妓女又不如民主国家的妓女。盖因中国妓女出于绝对贫困，民主国家的妓女虽也有个体经济因素，却也与个体道德价值有关。

记者不如妓女。当官方和奸商合力抢劫农民的土地、市民的房产时，记者不敢报道；当警察随便抓人打人甚至杀人的时候，记者也不敢报道。这不敢报道，那也不准报道，作为媒体总得做些面子上的事，独裁党也需要媒体混淆视听、擦脂抹粉的呀。于是在肉麻虚假的歌功颂德之外，时尚、休闲的报道充斥媒体的同时，老百姓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不义、邻里械斗乃至残疾人、各种病人的报道也越来越成为媒体的"主旋律"。好像社会不谐 ，民生艰难全是老百姓自找的，与流氓独裁党无关。关键的时候，年终年尾，吃得大腹便便的官员们还要在记者的摄像机下，假惺惺慰问帮助你们这些奴隶，叫你们三呼"共产党万岁"。剥削后再欺骗再愚弄，这是从毛泽东开始，共党的一贯伎俩，是中国劳苦大众的耻辱。

此番北京《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受到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威胁、警察抓捕事件得以最终平息的原因，不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胜利，反而揭示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悲哀无奈。作为中央级媒体的记者，仅仅如实发表一篇只涉及县委书记个人的文章，就险遭抓捕。假如记者是西丰的，假如被报道的官员是省长部长乃至胡锦涛温家宝，假如记者报道是所谓社会稳定之类的敏感问题，朱文娜会平安无事吗？

独裁之下，中国记者不如妓女。中国人苦不堪言。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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