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从中国劳教到台湾羁押

中国有一个恶法，就是简称“劳教”的劳动教养制度；它不需经过任何起诉、审判的法律程序，公安机关以行政命令，就可把人关押最高四年，强制劳动改造；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和蹲监狱没有两样。而抓关的理由有“不务正业、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和公务，屡教不改”等等；这种空泛条文，给了公安机关极大的权力，等于想惩罚谁，就可抓去劳教。这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恶法，至今都没废除。现在则成为惩罚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异议人士等各种被政府视为“不听话”者的工具。

台湾的羁押制度，和中国的“劳教制度”有异曲同工之恶。也是给了权力者滥权的空间，哪个嫌犯“不听话”，或者让检方感觉“不顺从”，就可能在被起诉和审判之前被羁押，因羁押要件中有“串供”条款，而谁会被“串供”，能否“串供”，认定权都在检方手里。虽最后经法官裁定，但因有“串供”条款在先，法官一般很难否定检方要求。这就为检方的随意羁押，提供了像中国公安任意抓人劳教那样的方便之门。例如陈水扁被羁押案就是典型的以“串供”为藉口抓人的例子。扁被抓时，他周边的可能涉案人都已被羁押，他还能跟谁“串供”？但这个所谓“串供”条款，就给了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人总统进行人格羞辱（包括带上手铐）、政治报复的法律便利。

在美国这样法治较健全的国家，嫌犯等于是可公开“串供”的。嫌犯本人可行使缄默权，由律师代言；如一案中有多人涉案，各当事人的律师，可聚到一起，共同商讨对付检方的攻守策略。这并不是放任嫌犯串供，而是尽量保护嫌犯的人权，防止检方滥权。而美国警方对嫌犯的扣押期只有48小时，到时检方如不起诉，就得放人；如起诉，绝大多数都会被法官判决取保候审（各州对保释金据不同罪嫌都有价目表，法官也不能随意开高价）；只是谋杀罪嫌犯有继续伤人或逃脱可能，才会被判羁押。

而台湾的羁押期是两个月，到期还可再延。曾推动台湾太空计划，成功发射卫星的前国科会副主委谢清志，就经过这种噩梦，被以可能“串供”理由羁押59天，到最后一天期限，检方还声请继续羁押，理由是有个证人在国外没传到。一审已判无罪的谢清志在回忆这段噩梦的新书《生命振动》中说，如果那个所谓证人一直不回国，他难道就得一直被羁押吗？办谢清志案的台南检察长，就是现在“扁案”的特侦组检察官朱朝亮；他曾坦率对媒体说，“检察官办案不一定是要当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是让他们得到‘教训’。”这种炫耀（可随意教训、践踏人权）权力的言论和心理，实令人质疑其对民主国家法律概念的理解。

美国是“法治”（rule of law），法高于一切，尤其限制政府和执法机关滥权，其核心是保护个人权利。中国是“法制”（rule by law），从商鞅变法到今天的共产党，都是把法作为管制人民的工具，其核心是维护政府统治。“制”的最早象形文字是刀把，是恐怖、杀人的象征。当今台湾的司法，给人感觉是继承中国的“法制”传统，而不是效法美国的“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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