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农民工从农村的失落迷茫到城市流浪的无奈，从黑工奴的自然反抗到有意识的政治觉醒，在生存危机面前风起云涌的抗争运动使他们渐渐成熟，这无疑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他们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新时代的一股伟大的基础力量。
一、农奴与工奴现象
中国实行城乡分隔而治的户口制度，让农民永远与城市和福利无缘，并一直以农补工，造成社会二元分化，使名义上“解放”了的农民却重新沦为新的极权制度下集体农庄中的农业工人，被迫守在土地上世代卖身为奴。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并有所成绩，还是以牺牲农民的衍生体---“农民工”为主要手段，用他们近乎“白干”的低工资和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撑起了社会发展的又一次辉煌。
因为现有土地实在没有能力供养农民，使他们不得不自发外出流浪谋生，在自然演变过程中形成为一种大多以低端中小工业企业为对象的卖工人流，因身处异地为异客，没有组织相对分散而倍受资方欺凌，背负阶级属性的农业户籍之身也从未能够改变或与城市接轨，与城市正统工人相对应，被藐称为“农民工”。
农民工现象并非政府有所预见的事先引导之功，而是源自诸多早期不合理的国家政策包括带有歧视性的土地政策所造成，形成之始就是让政府颇感棘手的权宜之计。农民工尽管在城市没有尊严、权利、收入甚至安全也难以保证，但起码还能“见见世面”，还能吃得饱穿得暖，还是要比留守农民做的农活轻爽得多，收入也要高得多，多数时候精神状态也好得多。
农民工从盲目自发到遍及全国成为普遍现象，渐渐引起了央地政府的政经双重关注。有些地方竟然以劳务输出为生存之道，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波波打工潮，并以打工族的工资回流为主要收入来源，形成所谓的“打工经济”。这种低人力成本甚至还被政府视为是自己的资源优势而不时津津乐道，却无视其原生之患和后天之忧，可见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的破败现状，已深陷于“附体经济”之中并早就处于破产边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究所研究员张军说“目前农民务工收入已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成，这也是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加的主要动力。如果农民工长期失业，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因此之故，在传统农业不尚不能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时，就只能使之转化为农民工外出谋生；为了使农民工就业有充份的保证，就需要接收农民工的工业企业必须保持稳定且不断旺盛增长的用工能力，以达到劳资关系的供需平衡---这是农民工得以正常存在的一个必要前提，同时供大于求的劳工队伍也给城市发展和稳定增添了难度。
为了保证这种平衡，中国经济只能像脱了轨的火车那样，一直向前冲下去，直到遇到更大的阻力，如本次的经济危机，才能停下来，却要面临更大的政治稳定挑战了。
二、农民工不再需要“大忽悠”
殃及世界的经济危机其实是周期性的一轮调整过程，中国的低端加工业本来就近乎发展的虚脱期，必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面对09年高达2500万的失业农民工及二次盲目流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政府并没有真正设计过一旦发生意外时合理有效的救本甚至哪怕是应急之策，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同时加上之前对打工经济的前景盲目乐观和不思进取，忽视了根深蒂固的歧视性农业政策可能会造就更多的农民外流形成更多农民工这个可怕后果，使积重难返的农民问题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
2009年2月初针对“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从2004年开始的第6个涉农文件。文件认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政府似在变相承认对中国农村、农民的历史欠帐太多，态度上有所松动，不仅让人产生联想：难道要借经济危机需要启动以农村为主的内需市场之机，而对农民要有所回报反哺吗？
想想事是好事，但同时不得不承认，这种欠帐决非一时之间的“刺激拉动计划”可以还得清。且不说在长期的阶级压迫下所形成的尤其是精神心理方面的无形伤害，是短期内无法修复和还原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农民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政府只能将更多的资金用在诸多比“三农更要紧”的城市建设领域，农村再次被边缘化，故本次内需拉动对农村不具太大的现实可行性。
政府面对已经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和迫害了近60年的农民们，在二者取舍和整合上表面显得手忙脚乱杂乱无章，但内心还是没有忘记把握自己的利益原则底限，还要把危机和风险尽可能多地转嫁到农民头上，至少也是尽可能小地付出成本却意图获得最大的政治收益----到目前为止，政策是出了，可就是还没有见到拿出了哪些真金白银和真实动作来，只有动辄就是30年甚至50年后的蓝图如何美好一类的“大忽悠”。
农民更多期待的是当前在城市的那部份农民工，哪怕是脏苦累的工作岗位和微薄的工资也行，哪怕是加了洗衣粉的白面馒头和冬冷夏热的工棚也好，也总比回家种地强----种地收入太低更可能赔钱，假如要是无地可种则就更惨了......
三、最后的警示
传统上说，中国农民满意与否一直是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潜在标准，所以做为中国农民一部份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样必然要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权的法统地位。
“君主专制体制经不起新变局的冲击。要维持王朝的统治,不能仅仅依靠武力，获得民众的支持是上选,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民众某种程度的默认或容忍,否则王朝很难维持统治。” ---晚清改革与革命的互动 迟云飞 刘文丽
长久以来的国家政策从未想过要救“三农”，现实的“经济拉动”也“顾不上”惠及三农，因此，农民们的前途命运放在政府之手是等于将自己的未来寄于负利息银行一样不可靠。因此，农民工为维护自身权益与官商权贵集团长期进行的抗争运动，是别无它途的自救，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农民工从农村的失落迷茫到城市流浪的无奈，从黑工奴的自然反抗到有意识的政治觉醒，在生存危机面前风起云涌的抗争运动使他们渐渐成熟，这无疑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他们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新时代的一股伟大的基础力量。
中国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的冲出和压力，其实更是政府将要直接面对农民暴力抗争的开端。对执政者而言，一个社会的变革有主动和被动之别，从主动到被动有一个效率递减的过程。能主动及早把握历史脉搏者，其成功机率越高，反之如果仍将这些“下贱之人”视为“敌对势力”，在“逼上梁山”的情况下，则只有坐等革命之来临。
（《自由圣火》首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一、农奴与工奴现象
中国实行城乡分隔而治的户口制度，让农民永远与城市和福利无缘，并一直以农补工，造成社会二元分化，使名义上“解放”了的农民却重新沦为新的极权制度下集体农庄中的农业工人，被迫守在土地上世代卖身为奴。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并有所成绩，还是以牺牲农民的衍生体---“农民工”为主要手段，用他们近乎“白干”的低工资和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撑起了社会发展的又一次辉煌。
因为现有土地实在没有能力供养农民，使他们不得不自发外出流浪谋生，在自然演变过程中形成为一种大多以低端中小工业企业为对象的卖工人流，因身处异地为异客，没有组织相对分散而倍受资方欺凌，背负阶级属性的农业户籍之身也从未能够改变或与城市接轨，与城市正统工人相对应，被藐称为“农民工”。
农民工现象并非政府有所预见的事先引导之功，而是源自诸多早期不合理的国家政策包括带有歧视性的土地政策所造成，形成之始就是让政府颇感棘手的权宜之计。农民工尽管在城市没有尊严、权利、收入甚至安全也难以保证，但起码还能“见见世面”，还能吃得饱穿得暖，还是要比留守农民做的农活轻爽得多，收入也要高得多，多数时候精神状态也好得多。
农民工从盲目自发到遍及全国成为普遍现象，渐渐引起了央地政府的政经双重关注。有些地方竟然以劳务输出为生存之道，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波波打工潮，并以打工族的工资回流为主要收入来源，形成所谓的“打工经济”。这种低人力成本甚至还被政府视为是自己的资源优势而不时津津乐道，却无视其原生之患和后天之忧，可见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的破败现状，已深陷于“附体经济”之中并早就处于破产边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究所研究员张军说“目前农民务工收入已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成，这也是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加的主要动力。如果农民工长期失业，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因此之故，在传统农业不尚不能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时，就只能使之转化为农民工外出谋生；为了使农民工就业有充份的保证，就需要接收农民工的工业企业必须保持稳定且不断旺盛增长的用工能力，以达到劳资关系的供需平衡---这是农民工得以正常存在的一个必要前提，同时供大于求的劳工队伍也给城市发展和稳定增添了难度。
为了保证这种平衡，中国经济只能像脱了轨的火车那样，一直向前冲下去，直到遇到更大的阻力，如本次的经济危机，才能停下来，却要面临更大的政治稳定挑战了。
二、农民工不再需要“大忽悠”
殃及世界的经济危机其实是周期性的一轮调整过程，中国的低端加工业本来就近乎发展的虚脱期，必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面对09年高达2500万的失业农民工及二次盲目流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政府并没有真正设计过一旦发生意外时合理有效的救本甚至哪怕是应急之策，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同时加上之前对打工经济的前景盲目乐观和不思进取，忽视了根深蒂固的歧视性农业政策可能会造就更多的农民外流形成更多农民工这个可怕后果，使积重难返的农民问题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
2009年2月初针对“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从2004年开始的第6个涉农文件。文件认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政府似在变相承认对中国农村、农民的历史欠帐太多，态度上有所松动，不仅让人产生联想：难道要借经济危机需要启动以农村为主的内需市场之机，而对农民要有所回报反哺吗？
想想事是好事，但同时不得不承认，这种欠帐决非一时之间的“刺激拉动计划”可以还得清。且不说在长期的阶级压迫下所形成的尤其是精神心理方面的无形伤害，是短期内无法修复和还原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农民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政府只能将更多的资金用在诸多比“三农更要紧”的城市建设领域，农村再次被边缘化，故本次内需拉动对农村不具太大的现实可行性。
政府面对已经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和迫害了近60年的农民们，在二者取舍和整合上表面显得手忙脚乱杂乱无章，但内心还是没有忘记把握自己的利益原则底限，还要把危机和风险尽可能多地转嫁到农民头上，至少也是尽可能小地付出成本却意图获得最大的政治收益----到目前为止，政策是出了，可就是还没有见到拿出了哪些真金白银和真实动作来，只有动辄就是30年甚至50年后的蓝图如何美好一类的“大忽悠”。
农民更多期待的是当前在城市的那部份农民工，哪怕是脏苦累的工作岗位和微薄的工资也行，哪怕是加了洗衣粉的白面馒头和冬冷夏热的工棚也好，也总比回家种地强----种地收入太低更可能赔钱，假如要是无地可种则就更惨了......
三、最后的警示
传统上说，中国农民满意与否一直是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潜在标准，所以做为中国农民一部份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样必然要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权的法统地位。
“君主专制体制经不起新变局的冲击。要维持王朝的统治,不能仅仅依靠武力，获得民众的支持是上选,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民众某种程度的默认或容忍,否则王朝很难维持统治。” ---晚清改革与革命的互动 迟云飞 刘文丽
长久以来的国家政策从未想过要救“三农”，现实的“经济拉动”也“顾不上”惠及三农，因此，农民们的前途命运放在政府之手是等于将自己的未来寄于负利息银行一样不可靠。因此，农民工为维护自身权益与官商权贵集团长期进行的抗争运动，是别无它途的自救，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农民工从农村的失落迷茫到城市流浪的无奈，从黑工奴的自然反抗到有意识的政治觉醒，在生存危机面前风起云涌的抗争运动使他们渐渐成熟，这无疑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他们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新时代的一股伟大的基础力量。
中国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的冲出和压力，其实更是政府将要直接面对农民暴力抗争的开端。对执政者而言，一个社会的变革有主动和被动之别，从主动到被动有一个效率递减的过程。能主动及早把握历史脉搏者，其成功机率越高，反之如果仍将这些“下贱之人”视为“敌对势力”，在“逼上梁山”的情况下，则只有坐等革命之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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