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眼下对继续实施刺激计划的担心,主要源自通货膨胀和财政压力两个方面。所以,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加的支出,要更多用于社会保障,这其实也是利用此非常时期,迅速补上多年的欠账。而经常预算的结构调整,也势在必行。货币政策,须改变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同时,资本市场也应多向富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倾斜。
在国内热烈讨论“中国何时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当口,本月6日闭幕的西方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决定继续执行经济刺激计划。理由是七国集团经济虽然有渐趋稳固的迹象,但是,尚未“站稳脚跟”。至少从增长看,中国的情况显然好于G7,但这却不足以构成中国率先退出刺激政策的依据。很多事情,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的确,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率先复苏。但是,这几乎全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功劳。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没有出现“挤出效应”,而财政政策最终有效,却取决于是否能“四两拨千斤”,也就是以此带动民间投资的规模会如何。现在我们离这个目的,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一个例证就是,就业状况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
产能过剩和失业率不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出口的急剧萎缩。美国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10%的“心理底线”附近。虽然白宫实质上奉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但国内的政治压力,也让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妥协,而美国人在金融危机后的增加储蓄的压力,也让他们必须改变过度消费、依赖进口的老毛病。适度扩张制造业,至少是维持某些制造业,既可以缓解失业之压力,又可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因此,若是按照效率的要求,通用汽车早该破产了,但白宫不会任由通用汽车破产。美国多位经济学家已精辟地指出,汽车不是美国梦,美国梦是通过制造有竞争力,或者能卖出去的产品来实现的。通用汽车不再提供工作岗位,产品也不再有竞争力,保留通用,实属无益。奥巴马政府照旧救助通用,实在是为了照顾“民众的情绪”。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中美最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贸易争端背后的原因。
因为去年同期下降太厉害,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已开始正增长,但期望能回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恐怕就是奢望了。
产能过剩的更深层原因,则是经济结构不能适应金融危机之后的全新变局,也就是国内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在上世纪80年代平均略高于50%,但其后便一路下滑,90年代降到了46%,2005年达到38%,目前约为35%,而2007年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为72%。美国72%的比重显然过高,且不能维持,但我们的问题却相反。以笔者之见,50%的比重,是起码的。
消费不张,不只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为80年代,免费的保障体系已不复存在,但是消费率比今天却高得多。最根本的原因是,与经济快速增长相反,居民收入多年处于徘徊状态,特别是9亿多农民。当外部需求比较强劲时,国民收入分配的这种倾斜弊端,尚处于隐蔽状态,当外部需求撤去,问题的严峻性就暴露无遗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具有很好的警示意义。
但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职能、所有制结构、财政民主进程等多种要素共同决定的,具有稳态的特性,要改变,肯定得触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只能采取渐进的策略,需要假以时日。所以,希望居民消费填补上外需留下的空缺,在短期也是一种幻想。
因此,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出现难堪的局面,这是我们当前不能承受之重。
说到国人眼下对继续实施刺激计划的担心,主要源自通货膨胀和财政压力两个方面。
通胀论者认为,中国再次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将是经由资产价格膨胀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的。去年股市火爆,楼价飙升,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可今年以来的沪深股市表现,几乎是世界最差的,新股破发频现说明,股市的上涨,是容易抑制的。而楼市的上涨,也并非正常市场需求的刺激,制度性因素至为关键,也因此,无论是土地、税收还是货币政策,都可以控制楼市的节奏。进入新年以后,各地楼市的沉寂,就是明证。总之,资产价格的泡沫,正在得到挤压。通胀的这个传导机制,可能不复存在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以及主要国家金融监管的加强和国际协调,也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下行,其传导作用,也在弱化和消失。剩下的实体经济,过剩将继续。通胀的压力虽然存在,但并不足过分忧虑。
最近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复苏中的欧洲经济,让欧盟内部忧心忡忡。但中国的情形与希腊并无可比性。中国刺激计划主要用内债,何况又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所以,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虽然因为刺激几乎有所提高,但远在安全边际之内。
我们要改进的,笔者认为,是刺激计划的结构。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加的支出,要更多用于社会保障,这样做,一方面不会影响民间投资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此非常时期,迅速补上多年的欠账。同时,经常预算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这种调整一旦到位,财政刺激计划就可放心退出。货币政策,最要紧的,是改变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同时,资本市场也要多向中小企业倾斜。新近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讨论,引发了市场对于停止发行新股的担忧。因为大型企业上市已接近尾声,所以,若停发新股,对于最具有创新获利前景的中小企业最不利。中国经济的长期可靠增长,有赖于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新股不能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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