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文革史最血腥的一页

“1970年2月至11月间，十个月里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名，逮捕28万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

——资深记者周海锋《尘封内幕》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军代表说对照中央(70)3号《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文件，我是重点打击对象，属“恶毒攻击”之列。大会上不止一次地点我的名，气氛异常恐怖。几乎所有的人又都不敢和我说话了，知交路遇也形同陌路，面如冰霜，转身扭头与我檫肩而过。我不断被拖出去批斗。

“······什么是世界，世界就是你生存的社会，你“恶毒攻击”这个世界还是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就是攻击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人过的，何其毒也······”台正中，批判者手执讲稿声历腔正吐字如叽；台边的我，千夫所指，低头恭立；台下阵阵口号此起彼伏，声声骂我“罪该万死”。——为这莫须有的一句话已经折腾到第五个年头了，不是文革过来人，谁会相信，谁能体会阶级斗争的残酷无情。

我死死盯着脚下水泥地面上的一个巴掌大的“伤疤”，越看越像那个女人的脸：狭窄的前额，圆圆胖胖的下巴。我的泪一滴滴落下，滴在她的“脸上”。我已不敢恨她怨她了，只想求她良心发现，说句良心话，留我一条活路。

此时，身陷囹圄的我，尚不知她早已一推六二五，否定了当年对我揭发举报，来个一向三不知。可以想象，不远数千里外调的左派是何等的尴尬失望。但是，对阶级斗争已走火入魔的左派大爷大娘们，为了证实阶级斗争的尖锐，无风还会捕风捉影掀起三尺浪，怎么舍得放过我。他们警告我说：没有证据一样定你的案，别以为烧档案材料没你的事了，这笔账也要算。

人怎么可以这样不要脸？1966年底给我平反，他们传达党委指示，给了我明确答复：“这个世界还叫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这句话是写在夫妻通信中的话，即使证据确凿，也只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何况证据不足。是他们当场动手烧掉了这份材料。当时我的平反公告还没出来，我是应他们招唤，以戴罪之身走进政治处的，怎么能红口白牙造舆论，给我强加上烧档案的罪名。

伪造我夫妻信件的人不认帐了。只能寄希望于逼供信，要我的口供，以造出一个“反革命”来。但是，我是共青团员，曾先后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从我几十万字的日记中挑不出一丝一毫对时政的任何微词，从我200多封夫妻友人来往信件中，找不到任何对时政不满的言论，我工作努力、热心助人口碑不错，就凭伪造的、我给丈夫的信中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可以“压出”一个反革命来，实在是太难了。

军代表工宣队发话：不承认就不停地“斗”。于是：组里斗、室里斗、院里斗。我工作的机关的批斗还没结束，丈夫工作的科室排队等着斗我。如果他们不是打着毛主席的革命旗号，我真想和他拼了——我死你们也别想活。

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们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的“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指示，形同虚设。一次次的面对粗俗、野蛮、辱骂；一次次的身临刻薄人、戏耍人、侮辱人的斗争会，花样翻新的折磨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极限，终于身心崩溃，一次次晕倒。

丈夫一次次背我回家，俯在我身上痛哭。他劝我：认了吧，再挣抗下去我们全家都活不成了，难道你看不出，他们是想逼你死啊!为了能活下去，为了我们一双儿女，我咬牙认了那封信里的那句话。我承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攻击社会主义”、我“罪该万死”，令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 ——历经数年为这一句话折腾，捧场的人也厌烦了，说可以交代过去了，同情我的人叹我能过“关”了。但是，居心叵测的人并不满足，令我必须交代出信的来龙去脉，挖出思想根源。那句孤零零的一句话本没有上下文，我编不出来龙去脉，又从何处能寻找到思想根源，批斗会又陷入僵局。

“你母亲死于三年困难时期，是怎么死的，想想看你当时······”那个长的人模人样的政工干事温和地启发我。像一股电流袭来，这声音入双耳穿心而过传到脚心，我不由一阵痉挛，心想，这不是在诱供吗?

“我母亲是1962年秋因病去世的，我家世代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粮。河南“信阳事件”饿死人发生在 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的多是乡下农民，你们可以去核查。”我急切地申辩，想解释清楚一些，没想弄巧成拙，吐出“信阳事件”这个犯忌的词言。

“不许反革命分子……放毒!”

“不许……继续攻击社会主义!”

一阵狂轰乱炸，一个高大的女左派站起来，一巴掌死摁我的头，我踉跄欲倒，眼冒金花，脑子一片空白，头皮发麻。我知道我犯了大忌，眼前浮现出因汇报思想谈及饿死人而被斗自杀的同乡少年小伙伴蒋**，记起他叮咛过我的话：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及“信阳事件”。

我后悔极了，也紧张到极点。真该死，我应顺着政工干部的启示，把母亲去世原因按他们臆想的原因说出来，不就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了吗?我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指出秃子头上的虱子样，抖搂出当局惟恐遮盖不严、动辄以“攻击”罪论处、令民众三缄其口、不准言“饿”的伤疤。

一阵恐惧袭来，我视线模糊思维支离破碎连不成串，眼前的人都突然变得有两张相似的面孔，我想说我不行了，却吐不出一个字。我想逃，我像是飞离了地球，又分明记得只有两条路可逃，一条是死，一条是疯，我没有疯我不会疯，难道我是死了吗，我听不清人们说些什么，继而便什么也不知到了。

第二天勒令上门，我必须到会继续接受批判。我看到人们一堆堆窃窃私语，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规划室陆工程师自杀了。吊死在江边小山上的凉亭里，模样惨不忍睹。

我第一时间想起1966年夏天劳改时，院长带着我们一起修的那条通往小山凉亭的石子路，如果不修路，陆工的步履会受阻，如果没有路，他脚下的杂草瓦砾也许会延迟他走向死神的时间，羁绊他迈向黄泉的脚步……他瘦瘦的身影，雅儒白净的面庞，浮现在我的眼前，听说他被列入“另册”仅仅因为与海外文化名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

a一个左派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的所见，我不忍听下去，痛惜地自言自语“怎么没有看管好呢?”他瞪我一眼说：“他要自绝于人民，怎么能怪别人。”众人异口同声：死了活该，罪该万死。——我想起就在几天前，据说是走群众路线要革命群众讨论对反革命的判决，我听见每念到一个人名，大家都是异口同声地喊：杀!叹多少专制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行之，极权淫威震慑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不暇，只能隐匿良知，变得麻木自私残酷。

自杀是自己“杀”自己，怎么能怪别人，但是，好好的一个人能自杀吗?人死的太多了，人心也变得粗糙了，除了亲人，很少有人再为死者扼腕唏嘘，文革的悲剧本来都是独角戏，除了受害人，找不到谁是害人之人，没有人为死去的人承担责任。

源于厚重浩瀚的中国封建文化之海、和现代迷信之山的日旷持久的中国“文革”，象一条恶浪翻滚川流不息的河承载着过去，突出着现代，把血腥野蛮推向了极至。

“他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声音分明是从衣着得体，举手投足溢满正统之气的政工干部口中吐出，我却分明感到那声音象是野兽一样的嚎叫。我心里永远不能接受这种被时政倡导的判断事物的逻辑，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鲜血和死亡，只能一次次承受警魂掠魄的胆寒、恐惧，我不敢哭，更不能说一个不字。因为逼人自杀的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军代表工宣队行之的执政权力行为。

“自绝于人民”是比宗教法庭还要可怕的、对失去自由、在精神暴力逼迫下产生原罪感而绝望的人、实施的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死亡判决，而且，这个判决在个体生命自己对自己执行杀戮后并没有了断。以“畏罪自杀”的罪名对死人的批斗才是“人民审判法庭”最拿手最得意的绝活。“人民审判法庭”的教义是阶级斗争，执行者不是三教九流，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是正统权力阶层。要不为什么胡耀帮平反冤假错案，最大的阻力会来自各级组织部门。

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惺惺惜惺惺，劳改间隙我偷偷地沿着那条小路走上小山，放眼望去滚滚的江水浩浩荡荡，混混浊浊。我转身走进凉亭，抬头仰望不知是哪根画梁承接过一个雅儒文人因绝望而托付的生命。这卑微的生命曾经卑微的存在过挣扎过，终于带着原罪给他的伤害决然自裁，其苦其悲，何勘怜。

一阵颤栗，空气异常空阔寂寥，看着廊柱上一个缓缓向上爬去的小虫，我倏然泪下，同为生命，我们远不如能自由自在、迎风接露活着的昆虫啊。

血红的夕阳，红头涨脸，张着血盆大口注视着我，带着几分狰狞、几分得意。我不敢久留，匆匆对着亡灵魂归处说声：陆工，一路走好，转身飞快奔下小山。

又经历一年折腾，还是下不了地，1971年我们几十个工程师、技术员被下掉城市户口，发送农村当农民了，而且明确告知“不是一阵子，是一辈子”，“表现好了，可弄个小队会计当”。

文革历史是一面镜子，折射着时代的丑恶，人性的丑恶，好制度能使坏人向好，坏制度会使好人向坏。文革给人们留下伤口，也留下血的教训，我们不应忘记。一个民族没有勇气面对历史，是可悲的，一个执政党只能在审视历史中创造未来。对文革的清算不从制度性根源去发掘，不仅一代人的血泪变得毫无意义，后代人必然仍活在文革暴力随时降临的恐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