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出丑的中共

前几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年一度在日内瓦的会议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在15日的时候，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代表陈师众发言的时候，被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反覆打断，最后是会议主持者，人权理事会会议主席的拍板，让陈师众把发言最后做完了。

整个过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网站上是有录像的，我把录像看了一遍以后，觉得非常感慨。

中共代表团它阻止陈师众发言的方式，是指控陈不是联合国协会的成员，要求人权理事会的秘书长去核实。它用的这个理由非常牵强而且荒唐的。因为它针对的并不是陈师众要讲的内容，而是陈师众的身份。其实陈师众的发言才讲了两句话，还没讲到正题之前它就进行抗议。人权理事会的秘书长反覆核实，证明陈师众是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成员的时候，又要秘书长把核实的程序向中共的代表团报告。这种做法它并不是针对报告人要讲的内容来进行辩解甚至是抗议，而是揪住别人的身份不放。这和一个大国的身份完全不符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只有古巴的代表发言支持，正好又表现了中共和像古巴这样的国家为伍的本性。它们的论据在录像当中看来也是非常没有逻辑，因为它在这里提到陈师众另外两个非政府组织团体的身份，其中它们提到一个是法轮功人权，另外一个是良知基金会。实际上即使陈师众是另外两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或者是成员，他同时也可以是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的成员，本来这两者不是互相矛盾也不是互相排斥的。中共非要盯着说，他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因此他不可能是那个组织的成员，即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秘书长反覆核实以后，它们仍然坚持这样的说法。

那我就觉得里头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中共把资源放在什么地方？从中共代表团发言的情况来看，它对陈师众个人的情况似乎了解的非常多，特别当它提到他的另外两个非政府组织成员身份的时候，还提到陈师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场前几天活动的情况，包括他和谁谈话、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中共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结果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出席会议的时候，整天做的就是这个──监视别的团体在做些什么事情、别的个人在做些什么事情，而且盯着非常紧。

另外一个，中共代表团的发言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曝其丑的过程。它在这个会议当中紧紧盯着会议主席和秘书长，反覆纠缠，而且是人家回答了问题，它继续纠缠。这种手段实在是太拙劣，给大家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而且加深了陈师众在那里发言的力度和可信度。

我自己在2004年的时候也去了日内瓦人权会议，在一个研讨会上，也是有中共的代表团成员，在发言者发完言以后，中共代表团就开始提问。不提问还好，它一提问，全场哄堂大笑：它们提的问题和它们提问题的方式，正好证明刚才发言的那些人发言所揭露中共的罪行是真实的。所以很多人后来说，原来我们不知道中共会有这种表现，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么快速的在别人发言结束以后，它立刻就跳出来用它的行动来证明别人揭露它的事情是真的，这以前还没有看到过。

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中共它不能够针对陈师众的发言来进行反驳或者是争辨，而是要质疑他的身份方式企图来阻止他的发言。我觉的主要是跟他的发言内容有关。因为陈先生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在中国的常规操作，但是还没有被外界，特别是被国际社会所熟悉的非常严重的罪行，就是利用精神病院和精神病的药物对信仰人士、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的普通中国民众的迫害。

我还得说一下，看过这段录像以后，你会觉的在这里指控联合国程序的这些中国代表确实是很可怜，他们明明知道像这样子的质问、这样子的提问和阻扰会给自己丢丑，但是显然他们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为了完成这件任务，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必须这么做，尽管这会给他本人丢脸，也会给中共政府丢脸，他们也得这么做，因为他们在完成任务。

最近网上有这么一条消息。网上流传了一份所谓两会代表的提案：“应尽快将在拘留所意外死亡者的家属送入精神病院。”这么一篇东西在网上流传以后，引发网友大范围的转载。文章说，在前几天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的一个官员就提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政法机关内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处理办法》，就是要规定“在嫌疑人死亡后2个小时内，应该将他的直系亲属送入当地的精神病院，避免因家属到处喊冤形成网络群体事件，造成政法机关工作的被动。”后来云南宣传部的官员出面澄清说这个事情纯属虚构。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件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纯属虚构，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即使这件事情是纯属虚构，为什么能够在网上得到这样广泛的流传？因为有些事情，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识，人们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传不开的。如果大家非常积极的帮助传的话，就是说这件事情即使没有真的发生，但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面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所以人们才会这么热衷的去传。

系统的用精神病院和精神病的治疗方法来迫害异议人士和信仰人士，最早起源于前苏联，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过一句话：“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只有精神病患者。”最早列宁就把和他有不同意见的苏共其他领导人送进精神病院，到斯大林时期曾经建立一个臭名昭著的喀山精神病院，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精神病院就遍布全苏联所有的地方。

苏联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他在1975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特别提到苏联当时在精神病院人们受迫害的情况，“最坏的是存在于特殊精神病院里的地狱，它们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塞特沃维克、海兰泡、喀山、切尔诺戈尔斯基、奥廖尔、列宁格勒、塔什干等等”，这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说当中提到的苏联精神病院，他所说的“特殊精神病院”，实际上指的就是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把反对这个体制、持不同意见的人关到精神病院，当精神病人来迫害。

中共后来就继承了前苏联的全部罪恶，而且把它发展到了极端。有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王万星，他是1992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试图打出一幅呼吁为“六四”平反的标语，后来被警察逮捕。结果当局以“政治偏执狂”为理由把他送到了北京公安局管理的安康医院，他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关了13年。

另外就是旅居法国的有一位叫做方晓生的女士，她是原上海市财贸部长的女儿，她在95年的时候曾经到联合国去作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用精神病院来搞迫害的这种手段，她自己曾经因为反对个人崇拜，在1967年被关进监狱，到79年已经“文革”结束了，结果又因为被造反派的头目，当时是上海市的重要官员打击报复，被关进精神病院受迫害。这些都是一些以前的案例。

在中国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公安系统里面，所有的公安厅都下属管了一个叫安康医院的，在全国各地公安厅下属都有这么一个医院，就是精神病院。所以说它在组织上面它是有一个保障的，就是把异议人士、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被公安局打击的过程中送到精神病院去，为了这个方便，它在自己公安系统内部就安一个精神病院，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的。

真正在中国大陆全面的用精神病院和精神药物的迫害，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使用是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后。《明慧网》上从迫害的第一年，1999年开始就有陆陆续续关于把法轮功学员关到精神病院去的报导。

在迫害的开始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2000年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精神病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精神病学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的一位专家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是“拒绝治疗的权利”，当然她就有提到这个基本的人权，已经确立了精神病关怀的国际标准是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一致的。那么他就表达了，说是对国际媒体报导的对法轮功修炼者遭到迫害，被误用和滥用精神病院药物的大量事件的密切关注。也就是说在迫害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实际上只有9个月的时间，国际社会已经在关注大量报导出来的这些迫害事件了。它其中列出了10多个报导的案例，包括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接受精神病的治疗，所以他当时就敦促中国的精神病医生要保护医药职业的道德。

2004年4月份的时候，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对中国大陆15个省的100多家精神病医院和医院的精神病科进行了调查。调查资料显示非常令人震惊，因为在被调查的这些医院和精神病科室，被调查对象当中明确承认收治了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病院就占被调查的医院和科室总数的83％，而且其中有半数以上是明确承认了被他们收治的法轮功学员没有精神病的症状，只是为了转化而强行关押的，而且是在公安局的要求下他们这样做的。我有一个朋友的母亲，她是南京人，就是因为到北京上访，结果就被送回来关到了精神病院。

这一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期间，“法轮功人权”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摧残心智的药物迫害”。这个报告就揭露了中共它是利用损害中枢神经的化学药品来残害法轮功学员。它收录了1,088个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无辜受到精神病药物迫害的具体案例，还列出了大陆参与迫害的2百多家医院。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阻止他的发言，因为这些事实都已经被国际精神病学会、被联合国的相关组织，在各种情况下都已经证实了，都已经报导了，而且向中方提出了质问、要求调查的请求。所以它没有办法和列出的这些事实、证据来进行争辩。它只能用其它的方式，用这种无赖的方式，阻止别人发言的方式，不让大家听到他所揭示的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

中共它在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的这个问题上，它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它的实践基础的，它不是说哪一天哪一个人想起来的。陈师众先生在发言当中，就专门提到了医疗人员、专业人员在侵犯人权当中所起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早在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甚至大规模的迫害还没有开始之前，在中国就有所谓的专家学者在鼓吹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了。

这里他们有几个步骤和几种理论：第一个，法轮功学员对神的信仰被中共的无神论的御用学者们看成是精神病。中共控制的中国医学气功学会有一个人叫石华，他和中国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起搞气功检测标准研究，就是他们要建立一个气功检测的标准。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他就提出来了法轮功学员所谓“痴迷”的三个特点之一，就有一条是法轮功练习者有“有神论” 的信念。你看，这点是最重要的，他把“有神论”的信念看成是“有病”的状态。

这样的人搞出来的气功检测标准，它一定是把所有对神的信仰都看成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原因就在于中共这个“无神论”的外来的幽灵，对它们来说，任何对神的信仰都是对它统治的威胁。在这个系统下面，包括这些为这个系统制造理论根据的所谓精英们，本来信神他们就不能理解，而为了坚持对神的信仰不惜失去一切，在他们看来就更不可思议。所以对这些中共的统治者和它们所豢养的这些所谓精英来看，坑蒙拐骗、向权贵低头献媚是正常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

第二，就是除了中共的这个“无神论”的体系以外，中共还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在1999年7月24日，也就是“720”大规模的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第4天，中共的卫生部就召集了一批反法轮功的所谓专家召开座谈会，就是用精神病学来为中共的镇压制造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日后用精神病院和药物迫害做铺垫。在当时各种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当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想方设法把把轮功修炼者描述成精神不正常。我想是中国人都看过这方面的报导，这是中共有组织的行动。没有这样有组织的行动，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的观点是不会起作用的。

一个人是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的，你哪怕是“无神论”，你可以有那个观点。然而在这里，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的政治观点，就是对“有神论”的这种歧视性的政治观点，不仅仅停留在他的个人的观点上，而是和当时大的政治气候的用国家专政机器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结合到了一起。所以他们这种观点就不仅仅限于观点，而是用于实践当中，变成了迫害的工具，造成了成百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被用精神病的方式迫害致死，和更多的人迫害致残。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观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政治观点的问题了。

第三，除了中共有组织的行动以外，还有一批向权势献媚的所谓专家，那在这里我们要立此存照，就谈到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北京大学，原来北医的第六附属医院的张彤玲，另外一个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张洪林。为什么提这两个人？当初在中共的宣传工具宣传的时候有很多人参与了，但是中共的宣传机器有的时候为了政治需要进行编造；有的人报导他发言，也许他没有发言或者他发言不一定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两个人后来一直积极参与迫害。张彤玲在“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以后，还接受了CCTV采访，公然吹嘘当时她就有所谓收治的法轮功学员，也就是说，当时她就在用精神病的方式迫害法轮功。

而张洪林本人是中医，结果看到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有油水可捞，他急忙挤进来就想捞一票，摇身一变居然变成了所谓精神病学专家。据目前了解，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建议，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把法轮功学员诊断为精神病，然后用对付精神病人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治疗，实际上就是迫害。他不仅是提出建议，他本人就多次到福建和当地的 “610”办公室合作，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还把这些东西总结成文，然后散发到各地去，由各地来参照执行。所以他有这样的理论根据，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用这么一套完整的方法，来推行他这种用精神病院的迫害方式。

在这里面我们还不能忽略的就是中共党文化的这个作用，中共它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要摧毁对神的信仰，以至于在中共统治之下的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就是如果谁被指控为“迷信”、“痴迷”，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就被这个当局和社会认为是愚昧的，甚至是反社会的，因此让这个社会可以接受对这些人进行政治迫害、精神迫害。

其实人类从有历史记载到现在，一直都有对神的信仰，中共统治下的“全民无神论”这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异常现象。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就是Jodie Foster演的叫《Contact》，中文翻译成《超时空接触》或者是《接触未来》。这里面有一段场景，就是当时美国政府组织了全世界的科学家、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来讨论谁能够代表人类去和外星人或者是更高级的生命进行接触。

在这些评委当中有一位是位神学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问Jodie Foster扮演的这个科学家，问她信不信神。后来这个科学家被排除出候选人的身份。在当她问说就是信神和派出去和高级生命接触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一位评委对她的回答是：“这个地球上95%的人信仰某种形式的神，这使这个问题太有关系了！”

对于大部份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重大的决定需要有神学家的参与，而且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理由，就把一个看上去最有条件和最有权利被选上的候选人给淘汰掉了。而实际上对于信神的社会环境来说的话，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应该是人类的正常思维形式。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中共这个系统在蓄意的培养和制造真正的精神病人。别的不说，就说今天在中国的官场上，至少有一种精神病的症状是必须具备的而且必须典型，你才能在官场上生存，这个精神病的症状就是“人格分裂症”。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腐败的官员，都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说反腐倡廉，没有一个例外的，而腐败的官员在中共的系统当中至少要占到95%以上。能够在整个的官员系统中把每天做的和每天说的完全对立起来，这种状态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的，全世界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绝不会有第二家。其他的国家也有腐败，但不会所有的官员都腐败，也不会所有的腐败官员都在慷慨激昂的反腐败。

这是讲中共的官员，而中共本身也是精神病症状，已经病入膏肓了。共产主义在中共的内部没有人相信了，中共的党魁都承认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还能实现。而全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其理论的荒谬性和实践的不可行性，中共还居然堂而皇之的写在宪法里面，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中国现在绝对是一个弱势群体，一点权利都没有，中国的宪法第一条居然说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所以它的制度，它这个系统本身就是精神病症状，就是人格分裂。

中共从建政开始就消灭私有制，然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邓小平时期是“白猫黑猫”，到江泽民时期就是“三个代表”，到现在又是“和谐社会”。这么多相互矛盾，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居然能够放在一起，还要大家去学习，做为正常人对这种状况应该是无所适从的。而在中国大陆，这种精神病式的疯话，相互矛盾的对立的体系就写在同一部宪法里面，同一个党章里面，写在各种红头文件上，被各种喉舌媒体每天都在宣传着。而不理解这种精神分裂作法的人，不愿意顺从的人，坚持言行一致的人，就在那个社会当中要被打成精神病来进行迫害，甚至要消灭。

这种魔鬼一旦放出了，受害的就是全体人民，包括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打击目标的人群。这里有两个案例：杨佳的母亲，在杨佳被抓被审期间，这个唯一了解内情的人却失踪了，到杨佳被判死刑以后才出现。哪儿去了？被北京公安关到精神病院去了。而邓玉娇案件爆发以后，邓玉娇被送到哪里去了？也是精神病院。

可见，除了被废除的收容制度，还有现在仍然不肯放弃的劳教制度以外，中共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法律之外的体系，就是精神病的系统，来用于迫害民众，特别是迫害信仰者。为什么这种在法律之外的迫害人权的系统层出不穷，废除一个又产生一个呢？其根子就在中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