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推迟的祭奠 ——访“六四”难属黄金平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之后三天，我采访了几位“六四”难属，她们谈到今年祭奠亲人的心情，谈到难属祭奠亲人受到警察监视干扰，难属黄金平被迫推迟祭奠“六四”遇难亲人。

*“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纪念日过去，很长时间心难平静*

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安葬着“六四”遇难者王楠、袁力、杨燕声、段昌隆、郭春珉等。

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十九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6月4日凌晨遇难。

谈到今年6月4日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的祭奠追悼活动，在北京家中的张先玲女士说：“‘六四’难属黄金平的丈夫、遇难者杨燕声安葬在万安公墓。6月4日那天黄金平和警察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最后她没有去，没参加成那天的追悼会。

我们万安公墓6月4日悼念仪式基本上和每年程序差不多，今年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当局对我们打压非常厉害。我们想，又不是五年、十年的，今年为什么打压得这么厉害？据警察说今年是公安局局长新上台，他害怕。今年差不多每家难属都有警察跟着，而且还不止一、两个，要求我们坐他们的车，不许我们坐自己的车去。

到6月4日这天。。。我们难属年纪大的比较多，袁力的父亲病得厉害，他妈妈没有来，家人派了一个代表来的。郭春珉的父母也是有病不能来。还有些人是在外地没法来。因此，今年参加万安公墓祭奠的人应该说一点也不多，十二、三个人的样子。自然规律不可逃避，以后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但即使是有一个人活着，我们也会接着做下去。

人会越来越少，但我们的心和决心还是一样的。可是看着我们的人反而比往年还要多，很多便衣在外面看着。

难属黄金平说，在警察监视之下追悼亲人，这是一种什么‘和谐社会’呀？她坚决抗议，非不肯坐警察的车来，因此就没有来成。

其他难属。。。到今天大家心情还是没有很平静，当年亲人在暴力下的突然死亡，很长时间我们都不会很平静的。每进到五月中旬，心里就会很不舒服，一直到‘六四’过后要好长时间才能够安静下来。”

*关于八九“六四”*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

（各界游行录音片段）

<呼喊>“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当时实况录音剪辑片段）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

（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人喊声>

*丁子霖女士与“六四”难属群体*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学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难属们一起，已经寻访到203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71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六四”难属黄金平女士：二十一周年那天我要去祭奠亲人，受到警方干扰*

今年6月7日，我采访了因为警察干扰被迫推迟祭奠亲人的“六四”难属黄金平女士。

黄金平谈“六四”二十一周年当天情况：“6月4日那天我没有去（参加万安公墓集体祭奠）。因为从6月1日开始就有警察看管了。我跟他们说好，6月4日早晨八点半，让他们的车到楼下，每年我们都是九点集体祭奠我们的亲人。

4日早八点半我下楼的时候，警察说‘不走，等我们所长’。我说‘为什么？’他说‘所长还没来，时间要错开。’

我说：‘为什么要错开？我现在要去祭奠亲人，你就现在走。’

他说：‘现在不能走，就得等着。’

我说：“那我不去了，我抗议你们的行为！’我就回来了。

九点多钟，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所长来了，跟着一块去，你下来咱们走吧。”

主持人：“今年你们定的是几点？”

黄金平：“定的是九点。”

主持人：“已经晚了。”

黄金平：“对。而且他也明确说了‘你们不能见面，就是错时，给你们错开。’我说‘我们一起祭奠，互相慰藉、安慰。对不对？你们‘错时’不让我们见，让我自己去，我祭奠亲人，两个警察往那儿一站，如果是你，你什么感觉，什么心情？我要是服刑人员，你恩赐我祭奠亲人，你们在旁边监视，可以。我是合法公民，我没有犯法呀！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呀？’

他说：‘你到底是为了去，还是为了见人？’

我说：‘我们一起祭奠亲人有什么错吗？’

二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做了，把我们（难属）分开，开着车直接从后门进去。我在那儿祭奠亲人，旁边有两个警察在那儿看着。后来他们跟我说，看到那个照片（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他们心里也很不舒服。他们说‘挺好的一个家庭，我们很同情你’。我说‘我很感谢你们，有这种良知’。

今年我们难属要一起祭奠，我说八点半，他们坚持等到他们所长来，九点多了再走。我说‘我不去了，什么时候想去，我自己去。我是个公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安排，我抗议你们这种行为，在我祭奠亲人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跟着我，在旁边监管我。我祭奠亲人有什么错？这就是和谐社会吗？’”

*黄金平女士：被迫推迟的祭奠*

主持人：“后来怎样？”

黄金平：“我一般到这个日子，心情就特别不好，昏昏沉沉，4日、5日我就没下楼。 6日，就是昨天，上午九、十点钟，我才去的万安公墓。我自己去祭奠了亲人，祭奠我爱人杨燕声。”

主持人：“警察守在您门口守到几号？

黄金平：“听他们说是到5日。”

主持人：“您看到几个警察在您楼下？”

黄金平：“一个。”

主持人：“有车吗？”

黄金平：“有车，在门口。没用警车，用的是一个白色‘捷达’车。”

主持人：“挂的是警方牌子吗？”

黄金平：“没挂车牌。”

主持人：“警察穿警服吗？”

黄金平：“有时穿警服，有时不穿。”

主持人：“男警还是女警？”

黄金平：“男的，就是我们这儿‘管片’的。经常的，我这儿每年都有。您知道十五周年的时候，我这儿出事。把我和丁子霖、张先玲我们三人一起抓了。从那以后，他们对我就非常严了。到敏感日、关键的日子，全都是。”

主持人：“能不能谈谈今年您祭奠亲人的心情？”

黄金平：“6日我到了万安公墓存放骨灰的地方签到，哪里人说‘您怎么今天来了？’我说‘是，我应该4日来，因为他们要看着我，让我单独，要监视着我，我抗议他们，不希望他们跟着，所以选择我合适的时间来了。’

二十一年了，对于我来说，就是昨天的事情。不是想用时间就可以把这事情忘掉，让人们遗忘。想用谎言把这事情掩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黄金平女士：回忆丈夫杨燕声1989年6月4日遇难和寻夫经过*

主持人：“二十一年前，您的先生杨燕声那天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离开家到现场的？”

黄金平：“这之前，他们报社。。。当时北京大家都是在做这件事情（上街游行请愿）。因为原定6月4日我要参加一个考试，我们就睡得比较早。傍晚的时候我们俩带着孩子，孩子一岁多，我们到崇文门去看了看，觉得没什么，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回来了。睡觉把窗户都关了，家里就那一间屋子，也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那几天睡眠也不够，睡得很实，什么都没听到。

然后是邻居敲门，说‘燕声，燕声，快点！他们开枪了！’，我们俩‘噌’的就起来了。因为是楼房，合居的（单元），我们就跑出来。他就给我们讲‘开枪了，坦克压人’，怎么怎么着，我听着他（我丈夫杨燕声）说‘真是法西斯’。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还在听，再回头找他，就没有了。但我当时也没在意，跟邻居大妈说‘您给我看一下孩子，我今天要到西直门考试去’。等我要走还没走的时候，他们《体育报》社来人了，告诉我杨燕声在协和医院，可能当时接电话没听清楚。当时是北京医院的人打的，后来我找到他，他告诉我是他给《体育报》社打的电话。

杨燕声是6月4日早晨五、六点钟出去的。七点多钟，他们《体育报》社就来了一个人，告诉我他受伤了，说在协和医院。我骑自行车赶紧就奔协和医院。那儿有好多人，根本就不让进了。我在后门，我说‘我跪下求你们让我进去！因为我爱人在里边。’旁边很多人帮我说话，我就进去了。找，找，没找到。

他们说有的人直接送太平间了。我就去太平间找，当时有个本院记者要照相。他说‘你跟着我，别害怕’我就揪着他后衣服跟着他进去了。当时看到三摞（尸体），没有他。我又到同仁医院找，边走边有开枪的。我骑自行车，也不怕了，我跟疯了似的。到同仁医院找，也没有。回到家里又等消息，也没有，就到处找。

到天安门广场问部队‘你们怎么开枪了？’他们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换的班，前边的已经走了。’我说‘怎么搞的？真的动枪了！’当时我还表现出老百姓的善良，去问他们。只有一种不解。

第二天我在单位上班，我想我丈夫知道我单位电话，他在哪儿一定会给我打电话。我就在单位等电话。跟（他工作的）《体育报》社联系，我们派出几拨人去找，包括我姐姐。最后是在北京医院找到的。

北京医院就收了他一个，这是‘皇家医院’，当时因为北京医院一个大夫在他身边。他们一起看见军车来了，都趴下了，因为在开枪。前边有一个人说‘救命，救命，我受伤了’。别人没有站起来，我丈夫站起来了，枪就打中了他。

军车开过以后，有一个板车过来了，把他搁在上边，他艰难地说出‘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声’字都说得很模糊。然后就说不了话了，昏迷过去了。因为他们在正义路那儿，直接就奔了北京医院，大夫赶紧把他送到北京医院手术室抢救。

送他的医生去吃早点，吃完早点回来，说‘看一下我救的这个人’，人家跟他说‘（杨燕声）已经不行了，打开胸腔一看中弹了，一打开‘啪’那血就喷出来了，他中了‘开花弹’（国际禁用的‘达姆弹’，在人体内爆炸），人就不行了，已经去世了。

给他整容的医生是给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整过容的，这位医生说‘我很敬佩他（杨燕声），那时候人都顾命，他还能为救人。。。’”

主持人：“当您去的时候，他。。。？”

黄金平：“他已经非常安详地躺在那儿，整容都整完了。”

主持人：“过世有多长时间了？”

黄金平：“我找到他时已经是第二天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真是法西斯’，然后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

主持人：“当时他多大年纪？”

黄金平：“三十。而且我们俩是初恋，然后结婚，非常纯真。他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他是《体育报》社总编室电脑室的，负责接收新华社来稿的。”

*黄金平女士：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我被警察抓走，儿子才知道父亲遇难真相*

黄金平在丈夫遇难后，含辛茹苦二十一年，已把幼子抚养成人。她说：“生死对于我来说，真的都无所谓了。跟警察谈话，我也说过‘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活着是一种责任，因为我有儿子’，1989年我们当时有个一岁多的孩子。”

主持人：“您的孩子现在怎样？”

黄金平：“已经工作了，‘六四’时他一岁零八个月。”

主持人：“孩子知道父亲的情况吗？”

黄金平：“他原来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没跟他说，因为他那时候太小。‘六四’十五周年，安全局到我们家来抓我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天，孩子等于无情面对了这一切。那时候他上高中，他们过来抓我，我当时也咆哮了，嚷嚷起来‘你们十五年前杀了人，今天又来抓我，天理何在？’他们把我带走以后，孩子上学肯定心里不踏实，几次往家里打电话。家里人就跟他说我‘出去了’，或说‘在卫生间’，实际上我当时在大红门拘留所。

等回来以后，他说‘你跟我谈谈，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好，我今天告诉你事实真相。’他是从那时候才知道的，之前并不知道。因为我想让他平静地度过青年时期。我们也不懂政治，就想作个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但是无情地被卷入这个事情中，而且我爱人当时是为了救人。按共产党的逻辑，他应该是英雄，舍己救人是他们一贯倡导的。”

主持人：“您的孩子是仅仅不知道他父亲是怎么过世的，还是连一九八九年‘六四’这回事情都不知道？”

黄金平：“他上学的时候知道1989年的事情。老师讲过，一带而过，但是他没有想到跟他有联系。2004年警察来抓我，他面对这些就知道了。”

主持人：“孩子知道真相以后，心理上过这一关容易吗？”

黄金平：“说起来，我心里挺内疚的，他那时候正好要高考，所以考得不是很好，上的是专科。后来他自己又学。我可能也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没有让孩子过得很安逸。他比一般孩子成熟要早，很多事情他朦朦胧胧。知道他父亲去世了，可他不说，心里很能装事，是很懂事、很孝顺的孩子。现在看他这样，对我也是一种安慰、一种成就感。他能自立、有孝心。我说‘妈妈就希望你能健康快乐过好每一天。’之前，他知道我有些事情，但不问我，好像挺无所谓。

我跟他谈了一次，他说‘我知道您在做什么事情’他提到丁奶奶（丁子霖）、张奶奶（张先玲），因为我也带他去看过她们，他就觉得是朋友，是亲戚，是亲人那样。但是，没有很清晰地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像2004年一下子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天他清晰知道后告诉我，我跟警察走了以后，他就追着在我后面，他说特别怕我突然想不开，做出什么过激冲动，或不要命。他还是很挂念的。”

*黄金平女士：“六四”二十一周年特别想说的话*

主持人：“‘六四’二十一周年，您今年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黄金平：“我们祭奠亲人，这在和谐社会中是最最人之常情的事情吧？如果你连祭奠亡灵都不让，不要说和谐社会，连起码公民的权利都保证不了吧？警方说我可以去，为什么要给我定时间，为什么要站在我旁边？监视什么呢？

二十年大家都是一起祭奠、祭酒、献花，这是底线嘛，怎么现在又变本加厉对我们阻止、干预？我实在搞不懂共产党在做什么？一直在提‘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我觉得这简直是太滑稽了，说法和做法太不匹配了吧！

前些年我是比较封闭的，现在我也不会到处跟人说我是‘六四’难属，但是我自己坚定内心深处要做这件事，要找政府为我丈夫申冤。

那次跟安全局谈，我说‘我们这些人没有组织，没有什么领导不领导，大家都是同一事件的受害者、遇难者。我们坐在一起互相慰藉，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中国悲剧再发生。因为牵扯到不止是一个家庭、一个人，而是多个家庭，很多亲人都在悲痛中。而且这件事以后，我整个人生和性格全部改变了，对我的打击特别大。我自己几次想轻生，面对孩子，又觉得不行。对人的伤害太大了！这是人祸，不是天灾。这种人祸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杨燕声的父亲是军乐团在天安门广场迎接国家元首的，他说‘我怎么会想到我儿子死在我战友的手里啊！我的战友开枪把我儿子打死了！我在天安门广场迎接了多少国家元首，我在那儿吹号。。。所以很多事情根本想不通。’

为我丈夫申冤，我肯定要做下去。寻求真相，拒绝遗忘。向政府提出我们的三项诉求，公布死难者名单，公布伤亡人数；惩办凶手，追究刑事责任；经济赔偿。希望政府能够面对，不要逃避，要跟我们来谈这个事情。‘和谐社会’，什么叫‘和谐’？杀了人了，你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老百姓要个说法。

我们确实需要很多人的关心，我们会坚持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孤独。”

*“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纪念“六四”香港做得很出色 *

在上周节目里，播出了“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在今年6月4日在全美学自联主办的华盛顿纪念‘六四’二十一周年烛光会的录音讲话。现在在北京家中的丁子霖女士说：“今年我给全美学自联的讲话稿是一口气写下来的，所有那些就是我的心里话，一气呵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确实很累，你们也看到报道了，3日夜里（在儿子遇难地点祭奠）我都晕倒了。现在我们一般各人按个人的方式（祭奠）。我们暂时没有聚在一起的打算，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今年看到不少报道，像今年这种情况在香港，二十一年了，他们做得真的很出色，很不容易，很辛苦。我要给他们发个电子邮件，表示一下我的心意，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做，我没有力气了。我已经用尽全部力气做了。‘六四’刚刚过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难属的事情。”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