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推遲的祭奠 ——訪「六四」難屬黃金平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二十一週年。紀念日之後三天，我採訪了幾位「六四」難屬，她們談到今年祭奠親人的心情，談到難屬祭奠親人受到警察監視干擾，難屬黃金平被迫推遲祭奠「六四」遇難親人。

*「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紀念日過去，很長時間心難平靜*

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安葬著「六四」遇難者王楠、袁力、楊燕聲、段昌隆、郭春珉等。

張先玲女士的兒子王楠，1989年十九歲，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6月4日凌晨遇難。

談到今年6月4日在北京萬安公墓舉行的祭奠追悼活動，在北京家中的張先玲女士說：「‘六四’難屬黃金平的丈夫、遇難者楊燕聲安葬在萬安公墓。6月4日那天黃金平和警察發生了比較激烈的衝突，最後她沒有去，沒參加成那天的追悼會。

我們萬安公墓6月4日悼念儀式基本上和每年程序差不多，今年有點出乎我們意料的是當局對我們打壓非常厲害。我們想，又不是五年、十年的，今年為什麼打壓得這麼厲害？據警察說今年是公安局局長新上臺，他害怕。今年差不多每家難屬都有警察跟著，而且還不止一、兩個，要求我們坐他們的車，不許我們坐自己的車去。

到6月4日這天。。。我們難屬年紀大的比較多，袁力的父親病得厲害，他媽媽沒有來，家人派了一個代表來的。郭春珉的父母也是有病不能來。還有些人是在外地沒法來。因此，今年參加萬安公墓祭奠的人應該說一點也不多，十二、三個人的樣子。自然規律不可逃避，以後人可能會越來越少，但即使是有一個人活著，我們也會接著做下去。

人會越來越少，但我們的心和決心還是一樣的。可是看著我們的人反而比往年還要多，很多便衣在外面看著。

難屬黃金平說，在警察監視之下追悼親人，這是一種什麼‘和諧社會’呀？她堅決抗議，非不肯坐警察的車來，因此就沒有來成。

其他難屬。。。到今天大家心情還是沒有很平靜，當年親人在暴力下的突然死亡，很長時間我們都不會很平靜的。每進到五月中旬，心裏就會很不舒服，一直到‘六四’過後要好長時間才能夠安靜下來。」

*關於八九「六四」*

1989年4月15日，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

（各界遊行錄音片段）

<呼喊>「耀邦不朽！」「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要求清除腐敗！」「鏟除官倒！」「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裡，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當時實況錄音剪輯片段）

<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眾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

（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人喊聲>

*丁子霖女士與「六四」難屬群體*

在6月3日夜裡、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裡，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裡，他們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學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丁子霖和難屬們一起，已經尋訪到203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71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群體被稱為「‘六四’難屬群體」或「天安門母親群體」。

*「六四」難屬黃金平女士：二十一週年那天我要去祭奠親人，受到警方干擾*

今年6月7日，我採訪了因為警察干擾被迫推遲祭奠親人的「六四」難屬黃金平女士。

黃金平談「六四」二十一週年當天情況：「6月4日那天我沒有去（參加萬安公墓集體祭奠）。因為從6月1日開始就有警察看管了。我跟他們說好，6月4日早晨八點半，讓他們的車到樓下，每年我們都是九點集體祭奠我們的親人。

4日早八點半我下樓的時候，警察說‘不走，等我們所長’。我說‘為什麼？’他說‘所長還沒來，時間要錯開。’

我說：‘為什麼要錯開？我現在要去祭奠親人，你就現在走。’

他說：‘現在不能走，就得等著。’

我說：「那我不去了，我抗議你們的行為！’我就回來了。

九點多鐘，他們給我打電話，說‘所長來了，跟著一塊去，你下來咱們走吧。」

主持人：「今年你們定的是幾點？」

黃金平：「定的是九點。」

主持人：「已經晚了。」

黃金平：「對。而且他也明確說了‘你們不能見面，就是錯時，給你們錯開。’我說‘我們一起祭奠，互相慰藉、安慰。對不對？你們‘錯時’不讓我們見，讓我自己去，我祭奠親人，兩個警察往那兒一站，如果是你，你什麼感覺，什麼心情？我要是服刑人員，你恩賜我祭奠親人，你們在旁邊監視，可以。我是合法公民，我沒有犯法呀！你為什麼要限制我呀？’

他說：‘你到底是為了去，還是為了見人？’

我說：‘我們一起祭奠親人有什麼錯嗎？’

二十週年的時候。他們就這麼做了，把我們（難屬）分開，開著車直接從後門進去。我在那兒祭奠親人，旁邊有兩個警察在那兒看著。後來他們跟我說，看到那個照片（我們一家三口的照片），他們心裏也很不舒服。他們說‘挺好的一個家庭，我們很同情你’。我說‘我很感謝你們，有這種良知’。

今年我們難屬要一起祭奠，我說八點半，他們堅持等到他們所長來，九點多了再走。我說‘我不去了，什麼時候想去，我自己去。我是個公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安排，我抗議你們這種行為，在我祭奠親人的時候，你們一定要跟著我，在旁邊監管我。我祭奠親人有什麼錯？這就是和諧社會嗎？’」

*黃金平女士：被迫推遲的祭奠*

主持人：「後來怎樣？」

黃金平：「我一般到這個日子，心情就特別不好，昏昏沉沉，4日、5日我就沒下樓。 6日，就是昨天，上午九、十點鐘，我才去的萬安公墓。我自己去祭奠了親人，祭奠我愛人楊燕聲。」

主持人：「警察守在您門口守到幾號？

黃金平：「聽他們說是到5日。」

主持人：「您看到幾個警察在您樓下？」

黃金平：「一個。」

主持人：「有車嗎？」

黃金平：「有車，在門口。沒用警車，用的是一個白色‘捷達’車。」

主持人：「挂的是警方牌子嗎？」

黃金平：「沒挂車牌。」

主持人：「警察穿警服嗎？」

黃金平：「有時穿警服，有時不穿。」

主持人：「男警還是女警？」

黃金平：「男的，就是我們這兒‘管片’的。經常的，我這兒每年都有。您知道十五週年的時候，我這兒出事。把我和丁子霖、張先玲我們三人一起抓了。從那以後，他們對我就非常嚴了。到敏感日、關鍵的日子，全都是。」

主持人：「能不能談談今年您祭奠親人的心情？」

黃金平：「6日我到了萬安公墓存放骨灰的地方簽到，哪裡人說‘您怎麼今天來了？’我說‘是，我應該4日來，因為他們要看著我，讓我單獨，要監視著我，我抗議他們，不希望他們跟著，所以選擇我合適的時間來了。’

二十一年了，對於我來說，就是昨天的事情。不是想用時間就可以把這事情忘掉，讓人們遺忘。想用謊言把這事情掩蓋，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黃金平女士：回憶丈夫楊燕聲1989年6月4日遇難和尋夫經過*

主持人：「二十一年前，您的先生楊燕聲那天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離開家到現場的？」

黃金平：「這之前，他們報社。。。當時北京大家都是在做這件事情（上街遊行請願）。因為原定6月4日我要參加一個考試，我們就睡得比較早。傍晚的時候我們倆帶著孩子，孩子一歲多，我們到崇文門去看了看，覺得沒什麼，不會有什麼問題就回來了。睡覺把窗戶都關了，家裡就那一間屋子，也沒有聽到（外面的聲音），那幾天睡眠也不夠，睡得很實，什麼都沒聽到。

然後是鄰居敲門，說‘燕聲，燕聲，快點！他們開槍了！’，我們倆‘噌’的就起來了。因為是樓房，合居的（單元），我們就跑出來。他就給我們講‘開槍了，坦克壓人’，怎麼怎麼著，我聽著他（我丈夫楊燕聲）說‘真是法西斯’。這是我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我還在聽，再回頭找他，就沒有了。但我當時也沒在意，跟鄰居大媽說‘您給我看一下孩子，我今天要到西直門考試去’。等我要走還沒走的時候，他們《體育報》社來人了，告訴我楊燕聲在協和醫院，可能當時接電話沒聽清楚。當時是北京醫院的人打的，後來我找到他，他告訴我是他給《體育報》社打的電話。

楊燕聲是6月4日早晨五、六點鐘出去的。七點多鐘，他們《體育報》社就來了一個人，告訴我他受傷了，說在協和醫院。我騎自行車趕緊就奔協和醫院。那兒有好多人，根本就不讓進了。我在後門，我說‘我跪下求你們讓我進去！因為我愛人在裡邊。’旁邊很多人幫我說話，我就進去了。找，找，沒找到。

他們說有的人直接送太平間了。我就去太平間找，當時有個本院記者要照相。他說‘你跟著我，別害怕’我就揪著他後衣服跟著他進去了。當時看到三摞（屍體），沒有他。我又到同仁醫院找，邊走邊有開槍的。我騎自行車，也不怕了，我跟瘋了似的。到同仁醫院找，也沒有。回到家裡又等消息，也沒有，就到處找。

到天安門廣場問部隊‘你們怎麼開槍了？’他們說‘不是我們，我們是剛換的班，前邊的已經走了。’我說‘怎麼搞的？真的動槍了！’當時我還表現出老百姓的善良，去問他們。只有一種不解。

第二天我在單位上班，我想我丈夫知道我單位電話，他在哪兒一定會給我打電話。我就在單位等電話。跟（他工作的）《體育報》社聯繫，我們派出幾撥人去找，包括我姐姐。最後是在北京醫院找到的。

北京醫院就收了他一個，這是‘皇家醫院’，當時因為北京醫院一個大夫在他身邊。他們一起看見軍車來了，都趴下了，因為在開槍。前邊有一個人說‘救命，救命，我受傷了’。別人沒有站起來，我丈夫站起來了，槍就打中了他。

軍車開過以後，有一個板車過來了，把他擱在上邊，他艱難地說出‘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聲’字都說得很模糊。然後就說不了話了，昏迷過去了。因為他們在正義路那兒，直接就奔了北京醫院，大夫趕緊把他送到北京醫院手術室搶救。

送他的醫生去吃早點，吃完早點回來，說‘看一下我救的這個人’，人家跟他說‘（楊燕聲）已經不行了，打開胸腔一看中彈了，一打開‘啪’那血就噴出來了，他中了‘開花彈’（國際禁用的‘達姆彈’，在人體內爆炸），人就不行了，已經去世了。

給他整容的醫生是給毛澤東、周恩來他們整過容的，這位醫生說‘我很敬佩他（楊燕聲），那時候人都顧命，他還能為救人。。。’」

主持人：「當您去的時候，他。。。？」

黃金平：「他已經非常安詳地躺在那兒，整容都整完了。」

主持人：「過世有多長時間了？」

黃金平：「我找到他時已經是第二天了。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就是‘真是法西斯’，然後留給世間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

主持人：「當時他多大年紀？」

黃金平：「三十。而且我們倆是初戀，然後結婚，非常純真。他也是非常優秀的一個人。他是《體育報》社總編室電腦室的，負責接收新華社來稿的。」

*黃金平女士：2004年「六四」十五週年，我被警察抓走，兒子才知道父親遇難真相*

黃金平在丈夫遇難後，含辛茹苦二十一年，已把幼子撫養成人。她說：「生死對於我來說，真的都無所謂了。跟警察談話，我也說過‘死對於我來說是一種解脫，活著是一種責任，因為我有兒子’，1989年我們當時有個一歲多的孩子。」

主持人：「您的孩子現在怎樣？」

黃金平：「已經工作了，‘六四’時他一歲零八個月。」

主持人：「孩子知道父親的情況嗎？」

黃金平：「他原來不太清楚這些事情。也沒跟他說，因為他那時候太小。‘六四’十五週年，安全局到我們家來抓我的時候，正好是星期天，孩子等於無情面對了這一切。那時候他上高中，他們過來抓我，我當時也咆哮了，嚷嚷起來‘你們十五年前殺了人，今天又來抓我，天理何在？’他們把我帶走以後，孩子上學肯定心裏不踏實，幾次往家裡打電話。家裡人就跟他說我‘出去了’，或說‘在衛生間’，實際上我當時在大紅門拘留所。

等回來以後，他說‘你跟我談談，到底怎麼回事？’我說‘好，我今天告訴你事實真相。’他是從那時候才知道的，之前並不知道。因為我想讓他平靜地度過青年時期。我們也不懂政治，就想作個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但是無情地被捲入這個事情中，而且我愛人當時是為了救人。按共產黨的邏輯，他應該是英雄，舍己救人是他們一貫倡導的。」

主持人：「您的孩子是僅僅不知道他父親是怎麼過世的，還是連一九八九年‘六四’這回事情都不知道？」

黃金平：「他上學的時候知道1989年的事情。老師講過，一帶而過，但是他沒有想到跟他有聯繫。2004年警察來抓我，他面對這些就知道了。」

主持人：「孩子知道真相以後，心理上過這一關容易嗎？」

黃金平：「說起來，我心裏挺內疚的，他那時候正好要高考，所以考得不是很好，上的是專科。後來他自己又學。我可能也不是一個很稱職的母親，沒有讓孩子過得很安逸。他比一般孩子成熟要早，很多事情他朦朦朧朧。知道他父親去世了，可他不說，心裏很能裝事，是很懂事、很孝順的孩子。現在看他這樣，對我也是一種安慰、一種成就感。他能自立、有孝心。我說‘媽媽就希望你能健康快樂過好每一天。’之前，他知道我有些事情，但不問我，好像挺無所謂。

我跟他談了一次，他說‘我知道您在做什麼事情’他提到丁奶奶（丁子霖）、張奶奶（張先玲），因為我也帶他去看過她們，他就覺得是朋友，是親戚，是親人那樣。但是，沒有很清晰地知道這件事情，沒有像2004年一下子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那天他清晰知道後告訴我，我跟警察走了以後，他就追著在我後面，他說特別怕我突然想不開，做出什麼過激衝動，或不要命。他還是很掛念的。」

*黃金平女士：「六四」二十一週年特別想說的話*

主持人：「‘六四’二十一週年，您今年還有什麼特別想說的話？」

黃金平：「我們祭奠親人，這在和諧社會中是最最人之常情的事情吧？如果你連祭奠亡靈都不讓，不要說和諧社會，連起碼公民的權利都保證不了吧？警方說我可以去，為什麼要給我定時間，為什麼要站在我旁邊？監視什麼呢？

二十年大家都是一起祭奠、祭酒、獻花，這是底線嘛，怎麼現在又變本加厲對我們阻止、干預？我實在搞不懂共產黨在做什麼？一直在提‘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我覺得這簡直是太滑稽了，說法和做法太不匹配了吧！

前些年我是比較封閉的，現在我也不會到處跟人說我是‘六四’難屬，但是我自己堅定內心深處要做這件事，要找政府為我丈夫申冤。

那次跟安全局談，我說‘我們這些人沒有組織，沒有什麼領導不領導，大家都是同一事件的受害者、遇難者。我們坐在一起互相慰藉，這麼做是為了避免中國悲劇再發生。因為牽扯到不止是一個家庭、一個人，而是多個家庭，很多親人都在悲痛中。而且這件事以後，我整個人生和性格全部改變了，對我的打擊特別大。我自己幾次想輕生，面對孩子，又覺得不行。對人的傷害太大了！這是人禍，不是天災。這種人禍根本就不應該發生。

楊燕聲的父親是軍樂團在天安門廣場迎接國家元首的，他說‘我怎麼會想到我兒子死在我戰友的手裡啊！我的戰友開槍把我兒子打死了！我在天安門廣場迎接了多少國家元首，我在那兒吹號。。。所以很多事情根本想不通。’

為我丈夫申冤，我肯定要做下去。尋求真相，拒絕遺忘。向政府提出我們的三項訴求，公布死難者名單，公布傷亡人數；懲辦凶手，追究刑事責任；經濟賠償。希望政府能夠面對，不要逃避，要跟我們來談這個事情。‘和諧社會’，什麼叫‘和諧’？殺了人了，你到現在沒有一個說法，老百姓要個說法。

我們確實需要很多人的關心，我們會堅持的，我們也知道我們不孤獨。」

*「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紀念「六四」香港做得很出色 *

在上週節目裡，播出了「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在今年6月4日在全美學自聯主辦的華盛頓紀念‘六四’二十一週年燭光會的錄音講話。現在在北京家中的丁子霖女士說：「今年我給全美學自聯的講話稿是一口氣寫下來的，所有那些就是我的心裏話，一氣呵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該做什麼做什麼。

我確實很累，你們也看到報導了，3日夜裡（在兒子遇難地點祭奠）我都暈倒了。現在我們一般各人按個人的方式（祭奠）。我們暫時沒有聚在一起的打算，因為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今年看到不少報導，像今年這種情況在香港，二十一年了，他們做得真的很出色，很不容易，很辛苦。我要給他們發個電子郵件，表示一下我的心意，現在還沒有來得及做，我沒有力氣了。我已經用盡全部力氣做了。‘六四’剛剛過去，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難屬的事情。」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