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六点多钟，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开始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新华北街路边的居民住宅都是些老式四合院，居民人口比较密集，一见到学生队伍过来，大家扶老携幼出来观看。

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着短裤背心，抱着小孩站在家门口，只见他突然把怀中的孩子交给身旁的女人，走上前来，把自己脚上的拖鞋递给了一位用布包脚的学生。一位年纪稍大些的男子见状，也随即跑回自家院子拿来一双鞋子送给一位赤脚的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俩人都默默的没有说一句话。

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让我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这时才感觉到爱。

西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装甲车碾压得印痕累累，街道两侧商店的墙壁上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一些商店的玻璃橱窗上用鲜血书写着“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

回首向天安门广场方向望去，在新华门一带，仍有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坚持不走，与横跨在长安街上的坦克、装甲车及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方阵相抗衡，场面壮烈。市民和学生们不断齐声高呼著“打倒法西斯！”、“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等口号。

此时，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大约二十余名师生打着一面校旗，正处在西长安街上的邮电大楼（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十三号）附近。长安街是中国目前最宽敞的马路，宽达七、八十米，属于双行道，南北两边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约一米二的绿色尖头铁栏栅。学生队伍当时打着各自学校的旗帜，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北边的自行车道上。

就在这个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著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军用瓦斯弹（用毒性），一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追辗过来。

一时间，长安大街上弥漫着淡黄色的烟雾。这种淡黄色的烟雾不像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后，就会让人当即感到胸闷气短，透不过气来。许多学生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其中有几位女学生，这时候也根本顾不得女孩子应有的形象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的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为过多吸入了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当场晕倒在路旁，被学生送往医院急救。

一位曾经吸入淡黄色烟雾的学生谈到感受：让人掏心扯肺的，一个星期后症状才完全消失。他觉得这种淡黄色烟雾的味道很熟悉，后来想起来这是中学时期做化学试验时曾经嗅到过的氯气。氯气是强氧化剂，放在水中，可以置换出氧气来，造成浓盐酸，氯气弹会给人体造成永久伤害、甚至死亡，应该属于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

尽管在天安门广场上经历了血腥镇压，但是，善良天真的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中共当局会残忍到动用坦克继续追杀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并正处在返校途中的和平而有秩序的学生队伍。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绿色尖头铁栏栅而躲避，不少人被绿色尖头铁栏栅刺伤或跌下来摔伤。最可怜的是那些柔弱无力的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一米二的绿色尖头铁栏栅，只能紧紧地贴在绿色尖头铁栏栅旁，惊恐之状让人心酸。

我和数百名学生在翻越绿色尖头铁栏栅后，欲进入邮电大楼的大院子暂时避难，逃避毒气弹的伤害，而那些把门的武装警察可恨之极，竟然紧闭大门，拒绝让学生们入内避难。

当时，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正与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他俩不相信如此靠边行走也会有危险，于是就没有跟着一起奔逃。没想到一念之差，两个人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一死一伤。林仁富当场死亡，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王宽宝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次做手术。受伤的部位可怕极了，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但他有着不屈的意志，几年来强忍着伤痛的折磨，不仅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和毕业论文，而且硬是考取了博士研究生。

待坦克过去，比我们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们已惨遭不幸，有十一名学生当场惨死于坦克之下，另有许多学生受伤，其中有两名学生被轧断双腿，虽然已被群众迅即送往医院，但因为受伤过重，估计已经没有回生的可能。发生惨案的现场位置在六部口。

经过“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女士多年艰辛的查寻，目前已经寻找到六部口坦克轧人惨案的死难者五人、受伤者九人，一共十四人。其中十三人有姓名、年龄、所在单位以及受伤部位、致死原因；有十人已确知籍贯、家庭地址；有一人不愿公布个人资料。

五位遇难的大学生是：

1)林仁富：男性，福建省莆田市人，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学一九八九年应届毕业博士生，遇难时年仅三十岁，已婚，无子女。

林仁富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林仁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兄一姐。在林家的众多子女中，林仁富是唯一进入高等学府的，遇难时即将取得博士学位，且已联系好于当年十月赴日本深造。

林仁富在他的同龄人中本来是个幸运儿，也是林家的骄傲和希望，所有的一切却顷刻之间在坦克的履带下化成了灰烬。

2)董晓军：男性，江苏省盐城县人，生前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级学生，遇难时年仅二十岁。

董晓军与林仁富一样，也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那辆疯狂的坦克轧死的，尸体被轧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状。

董晓军遇难后，他的父母将其骨灰盒抱回江苏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门前小溪对面的岸边。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梦幻，唯有那由母亲的泪水汇成的溪流年复一年地呜咽著，控诉著那场发生在首都北京的惨无人道的杀戮。

3)王培文：男性，陕西省咸阳市人，生前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级学生，遇难时年仅二十一岁。（参见附录照片）

王培文不幸遇难后，其家人迫于政治压力，将悲伤深埋在心里，一直不敢与外界联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丁子霖曾经按照友人提供的通讯位址给其家人写过一封信，也曾经向他们转交过来自海外中国留学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终没有收到对方的回信。以后丁子霖又曾经做过努力，但始终没有结果。丁子霖想，这多半是出于恐惧吧。

4)田道民：男性，湖北省石首市人，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一九八五级学生，遇难时年仅二十二岁。

田道民先被军用毒瓦斯熏倒在地，随后又被坦克轧掉了左边的半个脸，其中一只眼睛完全被轧掉。他当时被送往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但已无法救治，不治身亡。

田道民的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家中兄弟姐妹多达八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学，他是这个贫寒家庭的唯一希望。

田道民遇难后，他的同班同学相约每人每年给他的父母寄十元人民币作生活补贴。其家人把他的骨灰盒从北京抱回家乡──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安葬，他的父母至今一提起遇难的儿子仍痛苦万分。

5) 龚纪芳：女性，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生前是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一九八八级学生，遇难时年仅十九岁。
受伤的九人是：

1)方政：男性，当时是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学生。

2)王宽宝：男性，当时是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3) 权锡平：男性，当时是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

权锡平在躲避坦克追轧的时候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内侧神经，右腿大动脉及坐骨神经分枝被打断，如今右腿呈萎缩状态。

4)刘华：男性，当时是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

刘华与方政同时被坦克轧成重伤，后脑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后来截肢。
5)北京某大学一名不愿公布个人资料的女学生。

这名女学生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参加了一支自发组成的临时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在西长安街上抢救受伤者，这辆发了疯的坦克竟然丧心病狂地压向了这位善良的女学生，将她的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可是，驾驶坦克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难道也不长眼睛吗？！连一个救死扶伤的女孩子都不放过，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惨无人道的吗？！

另外四名受伤者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他们是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他们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

在六部口坦克追杀学生撤离队伍事件中，因为当时所处位置的关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队伍首当其冲，所遭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除了上述名单中的伤亡者，还有一些受伤的学生并不在这份名单上。在整个撤退的学生队伍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队伍所处的位置比较靠后，跟随着河北大学的学生队伍。

一九九零年代初，我在美国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的时候，结识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恕我尚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中也受了伤，幸运的是，他由于个子矮小（身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当坦克从他的头顶开过去的时候，他的身体正好处在坦克的两条履带之间，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之外，居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为《坦克追碾学生事件亲历记》的回忆文章，刊登于《新闻自由导报》。

他在回忆文章中敍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队伍由三、四十名学生组成，处在整个学生撤离队伍比较靠后的部分。我的同学王培文赤着脚（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由于匆促，加上人多拥挤，很多同学的鞋子都挤丢了），举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们学校队伍的最前头。

大约在清晨七时左右，正当我们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三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冲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散开一片片呛人的淡黄色烟雾，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这是坦克在向学生队伍发射毒气弹……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栅，这道铁栏栅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栅旁，无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栅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冲进铁栏栅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一刹那间，我被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种被轧死的感觉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失去了知觉。万万没有想到，在坦克过去之后，苏醒过来的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我环顾四周，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人，或死或伤，场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竖立的铁栏栅也已被坦克挤倒了。于是我

在仓惶之中爬出死伤者的人堆，爬过倒塌在地的铁栏栅，随后被民众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在上述这些遇难学生中，北京商学院的女学生龚纪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于坦克碾压或撞击的遇难者。她先是左胳膊中弹倒地，继而因吸入大量的毒气造成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经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上载明：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

龚纪芳左胳膊的伤口很大，看样子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实际上应该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径枪械（机枪或重机枪）所发射的子弹，因为当时在学生撤离队伍的四周并没有步行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弹应该是从坦克上发射出来的。

针对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愤怒地表示：

“我常常想，在战争年代两军交战时，对敌方缴械的士兵尚且还得放他一条生路，为什么对那些已经按命令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却不能放过！何况他们都手无寸铁，何况他们在撤退时没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时期竟如此残忍地滥杀无辜，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下令把坦克开进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辆疯狂的坦克一样，已成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疯子。人们难道能期望疯子做出合乎人类理性的事情吗？

多少年来，我总想弄清楚这辆坦克所属的部队，弄清楚这支部队的现场指挥员。几年前，我得到了那辆疯狂坦克的番号，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转移存放在家里的资料时，竟把当时记录下这个番号的一张纸片丢了。我期望有那么一天，那辆坦克能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那场血案的罪证。”

在上述受伤的学生中，失去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经历最具典型意义，也最让人感叹。
当坦克向学生撤退队伍快速追逐碾轧过来的时候，方政没有只顾自己逃生，而是见义勇为，抱起一位因吸入毒气和惊吓过度而晕倒在地的同校女学生向路旁移动。一瞥眼，方政发现身后急速追逐碾轧过来的一辆坦克已经近在咫尺了，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头顶，他赶紧将怀抱中的同校女学生奋力推出去，自己却躲避不及，只好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为时已晚，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遭到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他的腿及裤子，将他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才挣扎著从坦克的履带上掉下来滚落到了路边，倚靠在尖头铁栏栅上，昏迷过去。（参见附录照片）

方政被好心的民众及时地包扎了伤口，快速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东街三十一号）救治。参与救治方政的医生事后告诉他说，当时送到积水潭医院抢救的受伤者很多，血库非常紧张。方政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濒临死亡了，经过全力抢救，才保住了生命。方政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双腿却失去了，右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盖下五公分处截肢。

方政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出院返校之后遭遇到一连串残酷的精神折磨。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的大清查运动中，重度伤残的方政竟然被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方政按照大清查运动的要求，照实写出了自己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压的经过。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却非要他改口说是被汽车或装甲车碾压，绝对不能提到坦克。（真想不明白装甲车追轧学生和坦克追轧学生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正如想不明白在天安门广场以外杀人与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一样。）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一再要求方政对坦克碾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他的坚决拒绝。

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始终怀疑方政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队伍事件发生之时有暴力行为，否则为什么会遭到坦克的碾压。方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坚决表示自己所说所写的都是事实，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调查。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就去找那位被方政所救的同校女学生调查取证，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女学生既不愿意为方政作证，也不承认当时与方政在一起。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抓住这一点，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都没有解决方政的问题，原先的毕业分配方案被取消，也不让他再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北京科技大学的青年女教师吴蓓和一位姓曹的职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清晨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与数千名学生生死相依，后来跟随学生队伍一起撤离，她俩都是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的目击者。当她俩得知那位北京体育学院的女学生不愿意出面为方政作证的情况，非常气愤，主动找到方政表示说，我们愿意为你作证，于是就去找北京体育学院的领导反映情况。

一九九四年，在北京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按照个人运动成绩，方政理应在全国选拔名单之列并代表中国参加这一国际比赛，却因为他的伤残原因与六四血腥镇压事件有关，被以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担任主席的中国残疾人协会无理地取消了参加比赛的资格。关于此事，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刊登过一篇详细的采访报道。其他的海外新闻媒体也有过报导。

方政身残心不残，虽然经历了一连串的磨难，但仍然自强不息，后来作为个体户到海南省海口市谋生，包括摆地摊卖东西。海口市公安部门一直把方政当做监控对象，正常生活常常受到骚扰，每隔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要上门盘问，给他在海口市的生活及事业造成了很大困难，迫使他离开海口市，回到老家安徽省合肥市。

方政截肢后必须依靠轮椅代步，由于久坐轮椅，腰背处有一些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也间歇地抽痛，非常痛苦。这一切，都给方政以及他的家庭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压学生撤退队伍事件太残酷了！现场的情景太悲惨了！目睹者无不痛哭流涕，痛哭声震天动地。从小就在书本上读到“血腥”这两个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脑涂地、鲜血四溅的坦克追逐碾压学生撤退队伍事件的现场，我才真正明白了“血腥”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惨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现实是如此之残酷，而心情是如此之伤痛。

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瞬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地横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搀杂着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遇难学生的遗体倒在离这具遇难学生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参见附录照片）

（当我从电报大楼门口重返六部口惨案现场的时候，部分受伤的学生和遇难学生的遗体已经被民众运走了。）

一些极度悲伤的学生滞留在惨案现场，一边哭一边商量，是否应该将这些遇难学生的遗体运走，免得被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抢去毁尸灭迹。于是，有几个学生走到六部口邮电局西面的一个胡同里，向一家住户要了一块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木板，在一些现场民众的帮助下，这几位学生开始一具具地将遇难学生的遗体抬离现场。

雨源（化名）是这几位学生中的一位，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当时坦克就在旁边轰鸣著，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连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应当就是先前由东往西追轧学生撤退队伍的坦克，此时由原路返回。----作者注）。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著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这几位学生终于把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抬到了西长安街后面的一个胡同里。遇难学生的遗体虽然抬离了现场，但摆放在胡同里总是不妥，这几位学生正在为如何处理而发愁的时候，正巧来了一位见义勇为的个体户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把这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运送到中国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屠杀平民百姓的法律证据。学生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其中一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雨源等几位学生也上了小卡车，护送遇难学生的遗体。

由于担心在大路上行驶会遇到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抢夺遇难学生的遗体，个体户司机特意驾驶小卡车沿着胡同开了很久，然后才拐上了二环路。

一路上，个体户司机对雨源等几位学生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受伤者和遇难者遗体的所见所闻。

由于小卡车的容量有限，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是迭放上去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候，车子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悲愤的民众，骑自行车或步行。

小卡车拐上了二环路之后，许多民众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著小卡车驶向位于学院路的中国政法大学。一路上，骑自行车护送的民众越聚越多。小卡车的前后左右还跟随了许多步行的民众，至少有上千人。

当小卡车到达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名师生簇拥在学校东门口迎接。雨源刚刚跳下小卡车，一位教授模样的老年人噙著泪水上前紧紧抱住了他。雨源就象一个出门在外受尽了委屈的小孩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一样，趴在教授模样的老年人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当时整条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听到的都是哭泣声。

当时与雨源在西长安街上同行的还有一名王姓的同学，他与雨源跑散后，差一点被快速追来的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受伤的学生躺在地上，一支臂膀几乎被坦克的履带碾压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令人吃惊的是，在王姓学生的慌乱搀扶下，这位受伤的学生竟然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辆自行车的后座，扶著自己受伤的那支胳膊离开现场，被载往医院接受治疗。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过了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雨源得知了这个胳膊受伤学生的下落。这时候，他已经永远失去了那支胳膊，而且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大学。

准确地说，部分死难的学生并不是被坦克碾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挤死的。在三辆坦克到达之前，他们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栏栅，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栏栅，但已经让开道路，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栏栅旁边。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栏栅，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栏栅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从遇难学生遗体的状况来看，也可证明部分死难的学生确实是被坦克活活挤死的。

制造了六部口追轧学生撤退队伍惨案的三辆坦克，隶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该坦克师当时奉命组成一支坦克车队（共有八辆坦克），由团长罗刚上校（北京人）担任指挥官，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紧急赶往新华门一带驱赶集聚在那里企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的学生和市民，然后又一路向前行驶，追逐碾压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

《戒严一日》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红墙外的较量》的署名文章，作者就是亲身参与并指挥上述三辆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行动的指挥官罗刚上校。

罗刚在该篇署名文章中写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五时二十分，上级命令我带领部分坦克立即去驱散正在冲击围攻新华门的歹徒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学生，以保证中南海的绝对安全。军令如山，责任重大，我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并作了简要的动员，迅速按团的部署，八辆坦克一字排开，共四排向西长安街并驾齐驱，以形成威慑力。

坦克刚行进约两华里，就遇到了一些暴徒的拼命抵抗。在他们的煽动下，十多米的路面上已横躺了几百名学生和群众，以阻止坦克前进。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坦克离‘人障’越来越近了，速度不得不降下来。怎么办？当时如果停车，慢慢做疏导工作，就无法解救新华门，但继续开进，又会误伤大批群众和学生。这时我坐在指挥车里，头上直冒汗，电台不时
传来‘新华门告急！’‘中南海告急’的呼叫，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我命令：迅速采取一、二、三号方案。……”

上校团长罗刚在署名文章中所描述的结果是，在没有向群众开一枪，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的情况下，他成功地带领他的部下将坦克一路开往新华门，开往六部口，完成了上级所赋予的驱散群众的紧急任务。上校团长罗刚所描述的结果太神奇了，有谁会相信呢？

我当时不在新华门前，所以不能断言罗刚所率领指挥的这些坦克在新华门前是否曾经碾压民众，但是，我是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的目击者，亲眼目睹了上述三辆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的暴行，而且关于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又有那么多的人证、物证，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 师的上校团长罗刚作为该行动的现场指挥官，不可能也休想以一篇充满谎言的署名文章，轻易地逃脱他应有的责任。

根据上校团长罗刚在署名文章中的敍述，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副团长贾振禄上校也参与了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的血腥镇压行动。

让历史和我们都牢牢记住罗刚和贾振禄这两个名字，直到有一天将他们送上审判台为止，只有这样，那些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中惨死的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才能安息，遇难者的亲属以及受伤致残学生长期受到伤害的心灵才能逐渐平复。

许多学生当场记下了那辆碾压学生撤退队伍的坦克的编号，一路上反复放声背诵著，提醒其他学生和沿路的民众们千万要记住。我当时也记住了这辆坦克的编号，一路上不断地向聚集在街道两边的民众宣讲。

五具死难学生的遗体运送到中国政法大学之后，先是并排摆放在教学大楼前的几张桌子上，后来又移进教学大楼大厅，设置了灵堂。在以后的几天日子里，先后曾有数以万计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其他大学的师生和北京市民亲眼目睹了这些死于坦克的遇难学生遗体，他们都是中共当局动用坦克血腥屠杀学生的见证人，历史必将做出公正的判决，给予屠杀事件的决策者和具体执行者以应有的惩罚。（参见附录照片）

在这五名死难学生中，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两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各一名。其中北京科技大学的死难学生是一位博士研究生（应该就是林仁富），身上带有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另外一位死难学生的校藉不明，很可能是外地赴京声援的学生，他的遗体迟迟无人认领，在灵台上搁置了多日，遗体四周放置著冰块，一直由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一日三餐定时祭供食品，并有学生和教师终日为之守灵。一位参与守灵的老教授愤怒地说：“这个政府疯了，也快把我们给逼疯了！”

动用坦克追轧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悲惨而残酷的事情，真可谓天理不容，人神共愤。中共当局对于血腥屠杀在西长安街等处劝说阻挡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学生和市民，可以强加以“反革命暴徒”的罪名，中共当局对于血腥镇压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和平静坐请愿的学生，可以诬蔑为“学生占据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北京的政治活动中心”。然而，中共当局对于动用坦克追杀已经和平而有秩序地行进在撤往校园途中的学生队伍，又能作何解释呢？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耍流氓手段，撒谎抵赖。

中共当局的确就是这么做的。例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事后曾刊登一篇署名“蓝默”、题为《如此新闻道德----西方和香港新闻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的文章，文章中声称：“柴玲和数千名学生从天安门到北京大学，走了十几公里，途中竟无一伤亡，这能证明血腥镇压民运学生吗？”

中共当局企图以所谓的“撤离途中的数千名学生竟无一人伤亡”来证明解放军戒严部队并未血腥镇压民运学生，那么，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解放军戒严部队动用坦克轧死十一名、轧伤许多名撤退途中的学生，中共当局是否应该就此而承认血腥镇压民运学生了呢？

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的惨剧发生之后，学生们群情激愤，许多人怒不可遏地拣起路旁的碎石砖块，奋力抛向已经远去的坦克，以泄心头之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是自屠杀事件发生迄今为止，在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和平请愿行动的学生们所仅有的一起根本算不上暴行的暴行。

当时，我与所有身处六部口事件现场的学生一样，震惊和愤怒无法以笔墨来形容，心中只有一个简单而强烈的想法，如果手中有一颗原子弹，我愿意与中南海里的屠杀事件决策者以及解放军戒严部队那群畜生同归于尽。

至此，即使再坚强的学生，也无法忍住悲痛的眼泪。沿途，我和许多学生纷纷向路旁的市民群众哭诉坦克在六部口无情追杀学生撤退队伍惨案的真相和经过，听者无不伤心欲绝，泪如雨下。大家一路走，一路哭诉，反复不断地哭诉，声音嘶哑了，眼泪也快流尽了，个个就像鲁迅先生小说《祝福》中的主要人物祥林嫂一样。大家当时的确是被坦克追杀事件气疯了。这就是中共当局事后所指责的“一些自称是死里逃生的目击者，连哭带喊地诉说装甲车（应当是坦克，中共当局始终忌讳“坦克” 这个字眼----作者注）冲向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