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有些领导人讲平等 却抵制自由更抵制反特权(图)

城管打人，保安打人，已经不成为新闻了，大家快习以为常了。为什么他们容易犯打人的毛病？其实他们都是文化不高，收入也比较低的人，他们多半处于社会的低层，为什么会欺侮别人？

这要从中国的社会结构来找问题。中国是一个分层的社会，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在学校里没教过，到了社会上受到的生活经验更加深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平时他们处于社会的低层，经常受特权人士的欺侮，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可是一旦他们自己有了一点特权，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利用。城管和保安都要穿制服的。一套制服上身，就能够耀武扬威，平时受的气现在有了出气的机会。所以他们凭着自身的这套制服自以为了不起，动不动就会打人。

城管和保安打人，大家都非常生气，但是屡教不改，情况一点也没好转。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并不是加强教育就能奏效的。它根植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层。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一直是靠特权来维持秩序的。我们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份遗产，它表现为每个人都自我放置在一个特定的阶层中，对上是顺从和逢迎，对下是发威和教训。文革时的国家领导人掌握着全世界最大的权威，但是见了一个普通的外国人自己就矮了三分(现在大概没有了)。可见连地位高的人也免不了有屈从更高地位的人的思想准备。改革之后领导和百姓的地位差别依然不变。领导开口就是发指示，大家都要学习领导讲话。其实，凭什么能说地位越高掌握的真理越多？地位和真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可是我们都认为领导掌握的真理肯定比一般群众多。甚至连北京人到外地也有点趾高气扬。百姓互相之间也是比高低。常常听到一句吵架的话是“你有什么了不起！”，意思是比谁的地位高，更了不起一点。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是“我爸是李刚”，同样是比地位高低的意思。一个入世不久的孩子也非常懂得地位的界限。

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固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解放后它一点也没减少，反而还加强了。大家都说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封建意识太强。所谓的封建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与人的等级观念。因为有了等级，下级人的自由就比上级人的自由少一些。最下级的人就没了自由。我们老说要平等自由，但是并没有找出平等自由的障碍在哪里。其实就是等级观念，就是特权思想。

我们想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就是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中国从领导到群众，从官员到百姓，不约而同地遵守的规矩是特权和等级。尤其是领导中的某些人，他们从等级观念中获得特权，所以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传统，他们不愿意讲平等自由，用各种手段来歪曲平等自由，抵制平等自由观念的传播。到底什么是平等自由有时候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但是反特权是容易说清楚的。所以中国迈向民主法治的道路是反特权，而不是直接诉诸民主法治。解放后讲了许多平等(实际上只是用暴力达到经济的平等，用牺牲更重要的人身权去追求财产平等)，但是抵制自由，更抵制反特权。对自由的批评不遗余力，对特权一事闭口不谈。特权这两个字从来不见于中央文件，可见领导中的一些人害怕提“特权”这两个字。现在民间维权运动的方向也应该是反特权，而不应该是靠特权。比如通过上访求得问题的解决，还是靠一个更高的特权反对当地的特权对自己的侵犯，还没有离开“特权”这个范畴。这样的维权，最后还得靠特权。而侵犯你利益的就是因为有特权。在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国家里，解决侵权问题不是靠上访，而是靠当地民众，政府和舆论的共同力量。所以在那些国家里从来没有上访的问题。他们那里因为没有特权，侵权的问题也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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