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巨款到哪里去了？

1919～1920年间，先后有1600多名中国知识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以及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功不可没；这段时间里，蔡和森、毛泽东都在北京，也在忙这件事。但毛泽东轰轰隆隆组织不少人赴法勤工俭学，临要走时他又不去了。去不去法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蔡和森、毛泽东这对同学好友一起在北京组织张罗这件事，毛却不去了，蔡和森却不问毛为什么。似乎，至今也少有人问为什么。

然而众所周知，毛泽东轰轰隆隆组织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有人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各地学生筹措的两万银元交给毛泽东。毛是怎么花的，也成为悬案。两万银元不是笔小钱，毛在北大红楼每月才8块银元，他得干200多年才能挣到这些钱。这笔钱都怎么花的，蔡和森也许知道，但蔡和森死了。

然而，蔡和森死了，当年赴法的人还有没死的。唐铎《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说，“我们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积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每天的生活都很紧张。我们都是些离乡背井的穷学生，家里无法接济，时间拖长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交涉，一面自己找点工作做……大约在1920年初，我同肖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为还没有弄到赴法的路费，还是没有法子出国，只好在上海又进了一个湖南资本家开办的恒丰纱厂去作工。直到这一年的四月，熊希龄才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贷款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此外还规定，到法国以后，要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于三年内储款还清。尽管如此，旅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次得到贷款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四十人。”从这段回忆看出，这里压根没提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都给谁了？是不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先出国了，毛泽东才后筹到的钱？那么再看一段回忆，廖冲绪《浅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毛泽东的影响》中说，“当时，大多留学生都从上海出发。为送别赴法留学人员，毛泽东先后在1919年3月、12月和1920年5月三赴上海。其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新民学会半松园会议……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找章士钊帮忙，经章士钊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这段回忆谈到两个问题：一是毛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二是毛确实经章士钊帮忙，筹集到两万银元。那么，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送走的是哪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呢？廖冲绪说，“1920年5月9日，我和肖子璋、肖拔、孙发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离开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我们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约有一百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湖南、广东、四川的较多。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同船前往法国的，还有赵世炎和傅钟等同志。”这里可以看出，唐铎和肖子璋等一百三十多人就是毛最后送走的一批人，但这里依然没有提到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

那么，毛泽东手里的筹款都给谁了？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毛自已作了解释，这个解释是章含之说的，相信章不会丑化毛泽东。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说，“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在这里，毛泽东说“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问题是，1920年中共都还没有成立！

其实，1921年中共“一大”时，毛还不是中共党员。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后来曾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达评传》)”。1921年中共成立时毛还不是党员，怎么能说1920年党的经费非常紧张云云？！

那么毛手里的钱到到底是哪“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湖南籍的赴法学生没有得到毛泽东手里的钱，四川籍的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更不会拿到，连密友萧子璋（萧三）也是靠贷款去了法国。在蔡畅、李富春、李维汉这些同志回忆录里，无一人回忆曾得到毛泽东筹款的帮助。至于“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云云，就更是破绽百出了。难道1920年拿到这笔钱后，毛泽东能神仙一般预测到第二年会加入中共，7年后用这笔钱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

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最怕细心和考证。细心看，总会看出一些问题来。

毛泽东唯一嫡孙毛新宇发表的文章《爷爷激励我成长》中说，“爷爷一生艰苦朴素，穿过的两件睡衣打着59个和67个补丁。”这是最能体现毛泽东无产特征的一句话。但毛泽东果真无产？果真不舍得用钱？其实大谬不然。实际上毛泽东是惊人的超级特大富翁，钱花在身边女人、卫士身上的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简直是挥金如土。世人只看得见毛泽东的无产假象而看不见毛泽东的超级富翁真相，是因为这个体制内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将真相严密包裹起来、封存起来，绝对不让世人看见真相。在毛泽东去世26年后，毛泽东的特大富翁真相才在小范围解密，让少量的人见到了毛泽东的超级富翁风采。

1961年9月，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地区。政治上幼稚而天真的将军，问毛泽东准备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看叫‘接班人’好……”毛泽东当时已有1百多万元人民币存款，但是张嘴就撒谎没有存款。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除工资外，毛泽东拥有大笔稿费。在50年代，稿费数额就达人民币100多万元……把这笔巨款全部交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可见毛泽东的巨款并不交公，只是交给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而已。特别会计室不可能保存那么多现金，还是得到银行帮毛泽东存起来。毛泽东在银行里有存款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有”。

除了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有特别会计室，没听说过哪个单位有特别会计室；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是否专门为毛泽东服务而设置，若是如此，剩下的问题是：该机构运转所需办公费用、人员工资等等支出，是从毛泽东私人小金库开支还是从国库开支。

2004年11月18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刊文《关于毛泽东稿酬的争议》，人们从中得知毛泽东生前有天文数字的存款，是2003年7月才解密的。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党史博采》杂志2004年第9期《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幕》、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党史文苑》杂志2004年第5期《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在1976年的时候有大量私人存款，存款量超过了足以令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穷困的中国人目瞪口呆的7600万元。其中7582万余元，是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义开户存放的，以“毛泽东”之名开户存放的数十万元，在当时中国的私人存款中，都骇人听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初，大肆提倡“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期望标准是“万元户”；在1976年的时候，毛泽东统治下的九亿多中国人中，有数万元以上存款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人。

在非常贫穷而又仇视私人财富的毛泽东统治区，毛泽东居然拥有那么多私人存款，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也实在太惊人。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毛泽东死后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1976年人口492764，个人储蓄存款余额124.9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1.7%；1976年凤阳全县农村储蓄存款余额22.9万元，农村人口448515人，每人平均存款0.51元，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一亿四千八百八十万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十大将以及不在将帅之列的中共最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25人出生成长的家乡，分属现在的7个省2个直辖市22个县。22个县的县志中，其中9部县志既有1976年的个人储蓄数又有人口数，9县合计7224608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3751.1万元。9个县个人存款总量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一千四百万分之一。

在1927年湖南秋收暴动之后，1949年进驻北京之前，毛泽东曾经长期住宿过的地方有三个：江西瑞金、陕西延安、河北平山。1976年，江西瑞金有408619人，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4%；延安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公社化至文革前45元，“文化大革命”时期52元；平山农民集体化以后1956年至1976年人均年度收入，最高68元，最低29元。这些农民的纯收入，其实未必都是钱，更多的是难以兑现的账。现在大陆各地都已经编纂、出版了现代版县志，有心了解1976年前后当地人口数及个人储蓄余额的人，到当地图书馆去查阅本地史志即可。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就是当时最精辟、最形象的政治语言，高度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处境。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穷困至极的畸形社会主义社会，以大公无私著称的无产领袖毛泽东，实际上却绝密地拥有高出一千多万人的私人存款加起来才拥有的私财，是中国大陆独一无二的超级特大富翁。

毛泽东既然是超级特大富翁，花起钱来自然有超级特大富翁的派头。综合这些年中国大陆书报杂志的记载，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泽东还曾先后两次送给汪东兴4万元。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都是毛泽东贴身女人，汪东兴则是负责毛泽东安全保卫的保镖头，无疑是要特殊打赏的。

1975年，毛泽东还让手下人给贺子珍送去2万元，对于这位1928年取代“人间知己”杨开慧妻子位置，然而到了1937年还是被自己抛弃的老情人，女儿李敏的母亲，超级特大富翁毛泽东赏点钱安慰安慰她，倒也在情在理。

虽然毛泽东挥金如土，但是他说自己讨厌钱。《毛泽东人生纪实》有一段描述：“毛泽东经常在生活上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警卫人员为他开列的经济支出表中，专门有一项就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有一次，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李银桥递来牛皮纸袋，就像接公文一样接过去，准备掏出来看。‘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话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就把牛皮纸袋扔开了。‘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像指头脏污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李银桥离开毛泽东到天津工作后，也时常回北京看望毛泽东。一次交谈中，毛泽东听说李银桥家乡遭了灾，便吩咐秘书从他的稿费中支出1000元帮助他。当秘书将装有钱的牛皮袋放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时，毛泽东远远地比划手势，说：‘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我不能要。’李银桥连连摇头。毛泽东多次帮助过他，他实在不好意思。‘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毛泽东做出抓那只牛皮纸袋的样子。‘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李银桥赶紧拿起了那装有1000元的牛皮纸袋。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其实，粤、赣、湘、鄂、川、渝、晋、皖、苏、沪10省市15个县到1976年底为止，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最高不到18元，最低2元以下，一千多万人平均不到5元。与之相比，超级富翁毛泽东给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汪东兴、贺子珍，以及给老张、李银桥等身边工作人员的赏钱，都是惊人的巨款。

现在，毛泽东已经谢世30多年了，1920年毛泽东经章士钊帮忙筹集到的两万银元下落不明，似乎已经再无必要追究。但令毛泽东时代穷困的中国人目瞪口呆的7600万元，到现在应该滚到了一个天文数字。毛泽东对外国人撒谎“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可以不计较，但这笔巨款，到哪里去了，却是人们应该关心的。因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贫困生活的人现在至少还有数亿人，这些钱无疑都是这数亿老百姓的膏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