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大妈47年人生路(图)

在没有华丽的包装就没有明星的商业时代，一个来自苏格兰偏远小镇，年龄有点大、长相有点糟、打扮有点土的失业女子，以她内心的强大和面对生活坦然微笑的勇气，征服了世界。她的名字叫苏珊。

从不被看好的早产缺氧婴儿，到受尽嘲笑的“傻子苏珊”，从被家人小心呵护的多病宝宝，到坚强独立走上英国达人秀的舞台……苏珊大妈以风趣自嘲的亲笔自述，给读者展示了她47年的人生之路。她告诉人们，只要不放弃梦想，有多少辛酸就会有多少精彩，坚持着是美丽的。

童年：爱尖叫的卷毛头

我的故事真正始于1961年4月1日，我出生的那天。

当我的母亲挺着大肚子来到班古尔医院时，山坡被金色的水仙花装点得明亮活泼，眼前的一片春意令她紧张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放松。她当然有理由焦虑。过去23年里，她生了8个孩子，可在45岁那年，她怀上了我。医生认为这个年纪生孩子太危险，建议她做人流。然而，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母亲是万万不会考虑的。她希望给这个新生命一次机会。

我的出生比预产期提前了2周，母亲遭受着高血压和水肿的双重困扰，医生不得不紧急执行了剖腹产。当母亲在麻醉剂效力过后醒来时，医生正严肃地看着她。

“你生了一个女儿。”医生告诉她，“孩子很小，呼吸有点问题，所以我们把她送进保育箱了。”

当父亲出现在母亲的病床前时，她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

“她缺了一阵子氧。”他说。

尽管他尚未来得及说出那个词，我的母亲，作为一位聪明的女子，她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我在保育箱里待了几周后，医生才允许父母带我回家。他们说，围产期缺氧可能会让我的大脑受到点影响，“最好接受这个事实，苏珊可能不会有所成就，所以不要对她期望太高。”

我相信，他们是出于好意，但我认为他们不该那么说，因为没有人能预言未来。

他们不知道，我是个充满斗志的人，我一生都在努力证明他们看错了。

尽管当时我还很小，但我的大嗓门足以把大人吓个半死。我的咆哮声能令父亲接连好几个晚上无法入眠。他常冲我喊，让我闭嘴，为此还惊动了邻居。每天早上，我那刚刚取得教师资格证的23岁的大姐玛丽负责给我洗澡，帮我穿衣。邻居看见婴儿车里的我都忍不住夸我是个可爱的卷毛头。可那是因为他们没在晚上领教过我哭声的厉害。

家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幅妈妈抱着我的照片，照片里的我才6个月大，戴着一顶小棉帽，穿着一件白色上衣，脚上套着小靴子，非常难得地正在睡觉。妈妈看起来相当瘦弱。看得出，她身体不好，但她有着坚定的眼神。她看起来是个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依然有坚持生活下去的动力的女子。她双手紧紧搂着我。对我来说，这张照片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们母女俩的关系。我的妈妈指引着我，而我依赖她。她是我人生的指南针。

小时候，我经常被父母带到医院复诊，每当临近下一次体检的预约日期时，家里的气氛都会发生变化。我那过去总是边做家务边唱歌的母亲，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我向她提问时，她也变得特别有耐心。我还受过矫正牙齿之苦，得过热惊厥症，很晚才学会走路。我在爱丁堡皇家儿童医院做过许多身体检查，包括因为疑似脑膜炎而做的腰椎穿刺，还因为癫痫而进行过脑部扫描。

我被诊断出有多动症，还有学习困难症，因为我很容易分散注意力。拿今天的话说，这可能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但在1960年代，人们这方面知识匮乏，多动症往往会被当成精神病那样治疗。我坚信，他们给我打上那样的标签绝对大错特错，因为我父母对这种疾病心有余悸。在那些年月里，学习困难症还被看作是件耻辱的事。

有一天，我不得不跟家人一起去皇家儿童医院，以便做所谓的“评估”。

“‘评估’是什么啊？”我问。

“是一个测试，看看你适合去上哪种学校？”她告诉我。

我很不喜欢这种说法。所谓的测试，无非是大人们给你一些玩具，再从你手中拿走。这一次，他们让我把各种形状的积木对号入座，塞进一个有各种形状镂空的立方体盒子里。一宿没睡的我，那天觉得很累，把这些积木全塞进盒子里，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个秃老头盯着我，后来，我听见他跟母亲谈了一会儿。谈话间，“边界线”这个词不断从他口中迸出来。后来，他跟母亲握了握手说：“我打赌苏珊将来能和正常人一样。她只不过是累了。”

听了这话后，母亲看起来挺高兴。她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了，回家路上，还给我买了糖果。父亲下班回家后，母亲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他高兴得把我抱起来，还轻轻地搂了搂我。

“边界线是什么意思啊？”那天夜里，母亲跟我道晚安时，我问她。

“意思是你可以跟你哥哥杰拉德上一样的学校了。”她说，“你不用去特殊学校。”

换句话说，我通过了测试。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一点。

母亲：苏珊你给我站起来

母亲照顾了我人生的大半辈子，她是我的守护者，就像磐石一般给我依靠。她把我看作是一只折了翼的小鸟，小心翼翼地将我包裹在襁褓里，看护着我。

我母亲个子小小的，性格却异常坚强，就好像一颗小钻石。她身上固有的那种能量似乎在父亲逝世后消退了一点，他们在一起已经63年了，经历了各种风雨。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母亲的一部分也随着去了。后来姐姐凯瑟琳、迈克尔舅舅也相继去世。妈妈一下子失去了丈夫、女儿和弟弟。

母亲就这么一步步衰老了。一开始，她的视力衰退，然后是她的头发，但是她从未失去的是敏捷的头脑和幽默感。当她行动越来越不便时，我们装了个座椅电梯，妈妈总会在它往上走的时候敬礼。但是渐渐地她开始越发衰弱，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必须有人24小时在家里照顾她。

2006年的圣诞，妈妈告诉我，这会是她最后一个圣诞节。“苏珊，我活不了多久了，”她告诉我，“我希望你能照管好这个房子，照顾好小猫‘鹅卵石’，还有记住，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

我一直没有理解她为什么要说最后那句话。我想她是想告诉我，要跟她一样坚强。

“答应我，你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度过人生。”她说。

2007年的1月6号，她被送往医院。我每天都去看望她，但她只是不断地对我说：“苏珊，回去吧，请回家去吧。”

这感觉，好像是她想让我尽快习惯没有她的生活。

我其实应该已经预料到了死亡的来临，但是当那个周五，妈妈快要去世前的那会儿，我还是感到无比震惊。她看起来一点都不一样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躺在那儿的是我的妈妈，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能意识到我在她旁边。我抓着她的手，感觉到她并不痛苦。所有的气力都似乎在慢慢离开她的身体。就在她死去的那一瞬间，她的眼睛变得非常蓝，闪烁着一种光芒，好像是看到某种神圣的东西。不管她看到了什么，那必定是让她快乐的东西，也许是我的父亲，也许是圣母，我不知道，但我确定的是，那一定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那种感觉很安宁，甚至令人愉悦，因为她看起来很愉悦——绝对是愉悦。

妈妈逝世于那天一点半。

我回到空荡荡的家，告诉了“鹅卵石”发生的一切。

“奶奶不会回来了。”我说。

我从未独自生活过，妈妈把我们的生活一直照顾得很好，她不仅仅管理这座房子，还打理家里所有的财政问题。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如何对付那些账单，甚至不敢开暖气，因为怕自己付不起账单。我也不知道如何去领自己的社会福利金……家里的万事万物似乎都在提醒我，母亲已经不在，甚至当我穿衣服的时候。以前，她总会检查我每天要穿的衣服，确保我看起来得体，在我出门时，她还会让我在她面前小小地转上一圈。现在她再也不在那儿检查我穿成什么样了，所以我也不再关心自己的打扮。

母亲一直很爱听我唱歌，但是，她现在也不会再听我唱歌了，所以我也不再唱。

只有我和“鹅卵石”两个的房子很安静。“鹅卵石”非常想念我妈妈。晚上，她会钻进妈妈的房间，躺在床上，爪子紧紧抓着妈妈过去一直穿的居家服。白天她就躺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孤独地抬着头，看着妈妈经常坐着的地方。

我和妈妈总爱一起看电视，但是现在我连看电视都没有了兴致。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情景喜剧变得一点也不好笑，达人秀也不再吸引人，因为再没有人和你一块评头论足。

我的生活失去了重心。我会经常在瓢泼大雨中独自走很长很长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长时间的步行会给你带来一种节奏，就好比节拍器发出的那种嗒嗒声，让你的思绪也跟著有秩序起来。

尽管母亲已经不在我身边，但是我开始渐渐觉得，她的精神依然陪伴着我。

在家里，我有时会感到非常悲伤和孤独，于是我就会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看着那个钟，这是我用自己生平唯一一笔奖金买给妈妈的。金色指针在玻璃表盖下滴滴答答地走着，也滴滴答答地带走了我的生命。

墙上挂着的画是妈妈照着我小时候的一张照片画的，画中我还坐在一部童车里。有一天，我开始想，如果妈妈看到我现在的状态，会说什么？

答案清晰地传来，就仿佛她对着我的耳边说话：“苏珊！赶快给我站起来，做点什么！”

英国达人秀：那晚发生了什么

海选前那个晚上无比漫长，胃里翻江倒海了一整夜。天色未亮，浴室里冷冷的，我呵出的气在镜子上结成了一层水雾。我的头发老是不听话，我尝试用吹风机，结果却吹成了一个大毛球。我有件不错的连衣裙，金色蕾丝配上腰际的金色绸缎蝴蝶结，是我一年前为了参加表亲的婚礼特别添置的，当时配的是白色皮鞋和肉色丝袜。但在这个早晨，我不知道我哪根筋搭错了，决定穿黑色连裤袜。黑丝袜、金色连衣裙、白鞋，我的上帝，苏珊，这算哪门子搭配？

我跟“鹅卵石”道别，可她在壁炉前睡得很香。走出家门前，我摸了摸颈间的金项链，链子上坠着妈妈的结婚戒指。戴着这条项链能让我觉得妈妈离我很近。

有时，当我回忆起那个时刻，总觉得那时应该出现一些暗示我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的先兆。可正好相反，那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下着雨的、灰蒙蒙的早晨。我是彻底疯掉了吗？走在过去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前去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所有关于我要做什么的疑惑，一股脑儿占据了我的脑海。在我努力躲开大小水坑、匆匆赶路的同时，一半的我在偷偷希望自己能回到温暖而安全的家中，另一半的我却心急火燎。巴士已经到站了，我只好疯狂地追赶——这大冷天的，尤其是我还踩着3英寸高跟鞋，两脚湿漉漉的，实在不容易。爬上车后，心怦怦直跳，脸颊通红，头发成了黏糊糊的一团。

到了格拉斯哥时，正是早高峰时间。我急得一会儿看表，一会儿望向窗外。离得老远，我已经能看到会展中心的房顶，不过，我感觉它并没有渐渐向我靠近，反而越离越远。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乘错车了，这才拨开车厢里的人群，跳下车。我坐上了随后开来的第一辆车，但那辆车的方向也不对。这时我开始惊慌了。“镇定啊，苏珊。”我对自己说，很幸运，我有张交通卡，因为那天早上我总共换了6辆车才抵达目的地！

我收到的海选通知书上说，海选定在九点半开始。但接待处的小姑娘反复看了她手中的名单后说，九点半这一场海选的名单里没有我，“你得在候场区等着。”

候场大厅温暖明亮，聚集了一群群人，就像个大马戏团，被叫到的选手离开候场区时，现场的气氛总会霎时变得紧张，轻声交谈的人也会突然默不作声。你会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回来，有些哭泣，有些怒骂，有些欣喜地尖叫！看到在海选中得了“Yes”票的选手晋级，那感觉很棒，但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开始怀疑，还会有名额留给我吗？

我出发得太早，而且随身没带吃的，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胃在翻滚，但我对自己说，我还是等在原地吧，我可不能冒着错过叫号的风险离开去找吃的。一对跳舞的组合离我很近，她们打开了她们的午餐盒，我当时一定忍不住盯着她们的食物看，因为其中一个姑娘问我：“你想来一块三明治吗？”三明治很好吃，我一口就吞了。

晚上7点半，我终于听到了工作人员报我的名字。那一整天，我其实都没怎么感到紧张，但现在，我心里突然如小鹿乱撞。等了那么久，突然我就没有时间了。我告诉主持人安特、戴克我斗志正旺。但事实上我双手直抖，口干舌燥，很想上厕所。

我对自己说：“好吧，你要么厚着脸皮表演，要么紧张得在众人面前丢脸，但看在老天的分上，不管怎样，你现在都得上台去！”于是，我大踏步上了台，双手紧贴屁股——这个来自布莱克本的老娘们儿，顶着鸟窝头，穿着金色连衣裙，双膝打着颤就这么登台了。

舞台上灯光很强，一开始我根本看不见台下的评委。当西蒙·考威尔开始跟我说话时，我才发现，他在我右前方，阿曼达·霍尔登在正对面，皮尔斯·摩根在我左前方。我激动地摇摆了一下，那是冲着皮尔斯去的，因为我很喜欢他。皮尔斯却瞪着我，双唇紧锁。后来我得知，当时评委们的情绪都不太好，因为他们辛苦了一天，却没见到什么亮点。

我听见观众群中传来几声嬉笑。我意识到，已经有人开始嘲笑我了，但我这辈子被嘲笑的次数太多了，因此很擅长冷面置之。我要唱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插曲《我曾有梦》。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说出了我的感受。我刚失去了母亲，仍然面对凄凉孤单的未来无所适从。我很寂寞，也很沮丧，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不会改变了。这是一首很有力量的歌曲。

当前奏响起时，我头一次意识到，我面前的观众竟有这么多！足有成百上千人，坐在评委身后，一排接一排，望不到边际。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瞧瞧她！屁股大得像个车库，头发乱蓬蓬像个拖把，连牙齿估计也是假的吧？居然还想当歌手？她怎么可能会唱歌啊！好了，你快唱吧！”

于是我张开嘴巴，开始歌唱……

我曾怀揣的梦想已远去……

当第一句歌词唱完时，我就知道人们的敌意之墙已经开始坍塌。身体里所有因为嘲笑而紧绷的肌肉，好像随着一声快乐的叹息突然放松下来，令我的歌声飞扬。

我曾梦想爱将永远不死……

当歌声飘向观众时，我能感受到人群回应给我的能量，而这股力量被注入歌中并随之流淌。

酣畅淋漓唱到高潮，我才意识到盘旋于耳际不绝的嗡嗡声，居然是掌声和喝彩。我干得漂亮极了！随着情绪不断高涨，集中注意力来唱好整首歌的最后一段竟变得无比艰难。全场的掌声和跺脚声太响亮了，以至于我都没法听清背景音乐的最后几个音符。人们都站了起来！台下一排又一排的陌生观众朝我欢呼叫好。

面对这空前的赞美，我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情不自禁之下我做了一个平生从来没做过的动作，希望借此传达心中的感激。在离开舞台时，我向台下所有的观众们献上了一个飞吻。

被兴奋和喜悦冲昏了头脑的我，竟然彻底忘记了评委这件事。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喊：“快回来！”

于是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大傻瓜，赶紧来了个180度大转身，居然见到评委们也都站在那里。我心想：慢着慢着，好像不大对劲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也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吧。

第一个发言的是皮尔斯：“毫无疑问的是，你是我参与这个节目三年来见过的最大惊喜。之前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地笑着说‘我想成为忆莲·佩姬那样的明星’时，所有人都在讥笑你的不自量力。但是现在，再也不会有人嘲笑你了……”

这段话到了我的耳朵里，只剩下“所有人都在讥笑你”。

一巴掌就把我从天上打落到地狱。

第二个说话的是阿曼达·霍尔登：“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你的情况下，你今天的表现实在令我太激动了。我真诚地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反省不该以貌取人……”我只听见了：“所有人都不看好你”。

又是一记重拳。

最恐怖的就是听西蒙的评语了，因为他总是毫不留情地说出真相。他说：“苏珊，从你站上舞台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们将大饱耳福。我猜得一点儿都没错！”

“噢，西蒙！”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他竟然说得那么幽默，毫不苛刻。

“你是头小老虎，我说得没错吧？”

“我也不知道啊，”我含糊地回答着，还傻气地扭动了一下，真希望大家没误会我的傻动作。

皮尔斯率先表态：“我给她评审生涯中最毫无保留的一票支持！”

我又做出了令自己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我竟然又给了他一个飞吻。

然后阿曼达说：“晋级，毫无疑问！”

剩余不多的理智告诉我，根据比赛规则，获得两票支持就意味着我将晋级下一轮选拔。

“你确定，阿曼达？”我迟疑地说。

然后西蒙说：“苏珊·博伊尔，高昂起你的脑袋，回到你的小村庄去吧，三票支持通过！”

事实上他说的我一点都没听到，因为整个剧院又再次沸腾了，我激动得手舞足蹈，但随即想起自己还在舞台上，好歹也该有些淑女的模样，于是赶忙微微屈膝，行了个礼。

不过我的淑女形象也没能保持多久。刚下舞台，我就一把抓来安特和戴克，给了他俩一个熊抱。他们重复着评委们的评语，把我乐得屁颠屁颠的，就像个上下扑腾的溜溜球……终于，工作人员说我可以回家了。我问：“现在几点了？”

“12点刚过，”她说。

“半夜12点？没搞错吧你！我都错过末班车啦！”我哀号说。

“别担心，我找人帮你叫辆出租车，”制作人安慰我说。

“但我家离这儿要20多英里呢！”我哪儿来那么多钱付车费。

“没关系，我们会帮你给车钱的。”她再次向我保证。

城市在黑夜中安静极了，计程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我不断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随着格拉斯哥的昏黄灯火在身后逐渐远去，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我恨不得立刻找个随便什么人，告诉他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好像只有讲出来，这事儿才真的发生过似的。

在清晨的寒意中，我瑟瑟发抖地推开家门，打开门厅的灯。电话就摆在那里，几天前从听筒这端我获知要去参加海选的消息时，激动地在房间里大呼小叫的样子就在眼前。“鹅卵石”跑来蹭着我的双腿打转，我们进了厨房，我给她盛上晚了很久的晚饭。然后打开暖气，陷进沙发里。终于可以脱掉高跟鞋，动一下酸胀的脚趾头。我已经彻底筋疲力尽了，却还不想上床去睡觉，生怕闭上眼睛再次醒来时，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吃完晚餐后，“鹅卵石”溜进房间，跳上了我的大腿。

“你绝对猜不到我今天干了些什么，”我轻轻地说，捋着她背上的毛。等到她眯起眼睛进入梦乡之后，我告诉了她今天发生过的所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