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竞选官腔十足　打悲情牌赚热泪

刘少奇事件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最残酷的个案。贵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家元首”，被称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在中共政权中官拜“九千岁”，置身于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尴尬境地，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权力撕夺的腥风血雨中娼没，仅留下红布包里着的骨灰供后人凭吊。作为他的子女，一同从共产党的皇宫跌入革命的炼狱，而后却有了不同的结局。或成了父亲的牺牲品、陪葬品，或成了庸庸碌碌的平民，或成了重新拥有千万臣民的政治领导……。

与王光美的儿女

平平的道路不平坦

刘平平是刘少奇第六个孩子。一九六五年她仅仅十六岁，但不久却成了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革委会副主任，是校内第一个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当时王光美看了这张大字报后，非常自信。“文革”之初，刘平平还被吸收参加了师大一附中的运动工作组。当时，学生参加工作组的，在北京祗有此人。

刘少奇为此也很高兴，在中南海召见了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并讲了话，而且还亲自策划了该校的批判会，批斗孤立几名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

文革中，造反派在中南海内批斗刘少奇，并且叫嚷要孩子们同父母划清界线，平平偏偏不说“同爸爸划清界线”的话。她回敬说“如果毛主席同他划清，我就同他划清。”

不久，那位“毛主席”公开表示与刘平平的爸爸“划清界限”了，但刘平平无论此时怎么样也已经没有她说话的机会了。

一九六九年，不满二十岁的平平被投入监狱，关在一间单人牢房。后来，又将她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红色公主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牧马人”。在与马群为伍的日子里，她坚持自学外语，等到了平反的时候，她的外语水平相当出色。她先是当了工人，后来又当了一段翻译，不久又被选送到美国学习五年。回国后，刘平平不愿再让人知道她就是刘少奇的女儿，故改随母姓，取名王晴。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了大学

刘源小时候的生活很美好，也特别淘气。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史达林逝世十周年那一天，他带了几个同学背着教师躲到一个教室里，在桌上点了几枝香，摆了一些糖果，又在黑板上画了几棵松柏，然后就趴在地上磕起头来，说是供奉史达林伯伯。

文革刚开始时，在北京男四中读初中二年级的刘源也曾狂热过一阵，甚至和刘平平等一起积极参与了红卫兵的抄家活动，当父亲一夜之间成了“中国的赫鲁雪夫”后，刘源也跟着倒楣，从如梦的巅峰跌落下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自家的大院里遭到批斗。没多久，刘源就被抓回学校，接受审查和批判。他和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人的孩子一起，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因此，他四处逃难，躲避抓打，和彭真等人的孩子一起翻窗户躲到五层楼楼顶，度过寒冷的夜晚。没有饭吃的时候，他还曾同彭真的孩子一道去卖血，但因为没有证明被医院拒绝。

一九七二年，刘源大著胆子给毛泽束写信，要求见父母亲。可是同年八月十六日，中央专案组却给他下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在此之前，江青已经要求将王光美处死，是因为毛泽东一句“刀下留人”才继续住在监狱里。

刘源兄妹一再追问爸爸的下落，第二天专案组才又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后面的内容则是口头传达。在刘源兄妹后来的回忆文章里曾详细描写了这一细节，但至今他们也没有披露毛泽东批示的全部内容是什么。“”

一九七七年底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试总成绩超过了那一年北京市规定的最低录取标准，但因为当时的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第一批被录取的考生中没有他。

为此，他同其他一些因为各种不公正的理由刷下来的考生四处上访，并结伙到北京市招生管理部门抗议要求有和其他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后来，北京市为了解决这一批人的问题，专门指示北京师范学院（现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等市属高校扩大招生，刘源才幸而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分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了一名“走读生”。当时，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扩招了一倍，全班八十多个学生中，有一半是后来通过扩招才进去的，基本上都是如刘源一样的“老三届”出身的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

刘源竞选耍嘴皮打悲情牌

他给大学同学留下的最深印象有：第一件是跳舞跳得极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小就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出入高干舞场，所以看也看会了。

第二件事是对政治活动的热情。他充满热情地投入了一九八O年北京部份高校的人民代表竞选活动，因为在竞选演说中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作为前国家主席之子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所以在竞选初期他的当选呼声最高。

刘源的主要支持者是校内的干部子女，他们组织了专门的竞选班子，为刘源大造声势。期间，正好有一位刘源原插队乡村的农民老乡去北京看望他，竞选班子便乘机请那位老乡介绍了刘源在农村时的表现，另外还贴出了刘源在北京起重机厂工作期间表现的调查报告。对立面讽刺说“就差没有把幼儿园的阿姨也请来介绍情况了”。

同时，刘源也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说：十五岁成了最黑最臭的‘黑崽子’又跃而成为‘最高’的高干子弟，一种典型的隔阂又把我与人民分开，不少人们又避开我，猜疑我，误解我。这两次重大的变化，都只因为出身，可以说，在平反后，我千方百计与大家打成一片，消除误解，但是不行。我苦思苦想，这绝不是任何人的过错，更不能责怪误解我的同志，这是社会造成的，是社会中那些封建等级观念要把我与人民隔开，这种隔阂必须靠我自己来打破。我不首先站起来这靠谁呢？只有与封建专制残余去搏斗，与人民一块，一锹一锹填平封建观念的鸿沟，我才能永远在人民的怀抱中；只有我主动让人民审视、检查我，抛掉荣辱杂念，为民主而战，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不愧为人民养育的儿子。因此，我出来争当人民公仆，义不容辞！”

刘源在答辩会上愈说愈激动，赢得了不少女同学的眼泪和男同学的掌声。他在答辩的最后呼喊道：“中国要民主，一定要实现民主！我愿意打冲锋，向封建残余势力和一切恶弊宣战！与特权决裂。祗有大家都动员起来，中国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否则，不堪设想。”

“看不到有第二个党比共产党更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答辩会上，有人问刘源“你认为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个概念是否科学？”他回答说：“科学，这不成问题。我认为问题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科学的体系，主要是前期的思想，如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广泛的统一战线等等；另一是不太科学，甚至可以说是反科学的体系，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三化领导等等。”对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他的评价是：“纵观毛主席一生所为，笼统地、不客气地说是这样：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有很大功，也有过。十七年有很多过，但也有很大的功。二，‘文革’大难，他应负主要责任，但与林彪、‘四人帮’的性质绝然不同。”

有学生问“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好不好，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祗适用一党制”的问题时，刘源回答：“在目前不会有，也看不到产生第二个与共产党相争的大政党，更看不到有第二个党比共产党更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改革必须站在这一基点上。我们必须帮助党搞好改革。纯粹从理论上看，如果有几个能代表人民的大政党并存，多党制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且有好处。起码是能使不同意见的存在合法化，又能在竞争中保证真正的优秀分子来当领导。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问题主要是更有待于进一步实践的问题。”

在回答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该处以什么刑罚的问题时，刘源回答说：根据《刑法》及他们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应该枪毙！否则就等于公开废止了这一条法律。”

刘源在回答对他自己父亲的功过是非问题时说：“刘少奇同志不是完人，有错误，尤其有严重错误。尤其是解放后，他的一点错误就可能是全党全国的大损失。掌握多大的权力，也必须负多大的责任。我认为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他全有责任，如反右、批彭，虽然他曾极力反对，之后又设法补救解放，这些都成为文革打倒他的大罪状。但我认为他反右、批彭负有责任。少奇同志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能制止‘文革’的发生，没能制止这场祸及全国全民全党的大灾难。他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一线工作的主持人必须负有责任。因为这些灾难并不是一朝一日酿成了，基础也不是一年、两年打下的。”

在这些内容的答辩中，我们不难看出刘源思想中的一些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他的竞选对手“草民代表”中并不存在。“草民代表”在当时往往比刘源的思想更激进，在对共产党长期的专制集权的否定方面更彻底，所以，在更多的群众面前，他们就比刘源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

当时，学校官方的“选举办”曾向选民们推举学校御用学生会的负责人蒋孝愚（毕业后效命北京团市委及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成为中共镇压历次学运的马前卒，后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但遭到刘源及“草民代表”的共同抵制。但后来刘源对官方一强奸民意的谴责声突然减弱，而“草民代表”则始终坚定地站在“选举办”的对立面，这就使得许多选民认为刘源同官方有了默契，使他的选票数大跌。

“下基层锻练”

一九八二年初，刘源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虽然他要求先做一名普通农民，但地方政府很快就安排他在公社负责管理社队办的小工厂、小企业，并先后担任了管理区区长和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一年多以后，他又担任了新乡县副县长、县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刘源被选为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对外经济和计划工作。

后来，中共有不少报刊杂志载文宣传刘源下基层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的故事。但他晋升如此之快，不能说同他的家庭背景没一点关系。

事实上，“下基层锻练”是中共高干子女从政的流行作法。大学毕业后不留大城市，主动下到基层单位做起，然后迅速升迁的中共高干子女，除了刘源外，起码还有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赖际发（原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儿子赖纪铁等一批人。

“这是共产党的监狱”

亭亭和萧萧（小小）是刘少奇的两个最小的女儿。文革的狂风恶浪骤然降临之初，萧萧祗有六岁，亭亭也只有十四岁。他们最为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小。王光美甚至天真地同他商量能不能把小小也带到监狱里去，并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带着孩子的例子说服刘少奇。刘少奇则感慨地回答：“这是共产党的监狱”没有看到小小上学的一天就被当作一具传染病尸体送进了火化场。

如果说“文革”有许多中共老干部的含恨而死不能完全归罪毛泽东的话，刘少奇应该是个就在中国大陆亿万人民“万岁”喊得最响，毛主席像挂满了所有角落的时候，人们就在说：毛主席说了，刘少奇现在患有多种疾病，但是不能让他死了。一定要让他活到党的九大，让他亲眼看到他被开除出党。但在刘源姊弟的回忆文章里，类似的话却成了专案组人员说的。

文革中的刘少奇一家，刘萧萧是心灵受伤最重的一个。六岁年纪就在中南海里被迫参加批斗她父母的大会，亲眼看着造反派们对她父母拳打脚踢。上小学的第一天，即被学校里的孩子们连打带骂。

刘萧萧经常在睡梦中哭喊妈妈。五年之后，听说第二天可以去见妈妈了，她深夜里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门去要见妈妈。可是第二天她真正见到妈妈时却完全不认识了。她一句妈妈也叫不出来，祗是呆呆地看着眼前已经被五年的牢狱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样的陌生女人。

在他们兄妹的回忆文章里写道：“清晨，小小斜持着新书包，跟同院较大一点的孩子兴致勃勃地去上学，刚进校门，就引起一阵混乱。街上值勤的士兵闻声赶来，看见一群孩子中一个小女孩抱头蹲着。他把她抱起来。过了好一会，小小那充满恐惧和呆滞的目光才转过来：“叔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说完，她哭了起来……。

中国大陆的生活，确实没有给童年和少年的刘萧萧留下一丝愉快的印象。记事之日起，小小便在自己的父亲曾经是“元首”的祖国首都接受同学们的唾沫和痛打，老师的白眼和责骂，甚至嘴里被塞进鞭炮都不敢哭一声。

刘源既已走上了仍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的从政道路，他就必须每天像当年的刘少奇一样，高唱着“社会主义好”和“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但是，刘萧萧没有这个义务，更没有这个意愿。文革后，刘萧萧以总分第二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后来又完全凭自己的聪明才学和刻苦努力考取公费赴西德留学，攻读生物专业。后定居德国。

在美国做股票生意的女儿

刘少奇一家还有一位再用不着违心地说话、违心地做事的就是刘亭亭。她在“文革”中曾边靠做苦工混口边自学中学教材，文革结束之后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

一九八一年，刘亭亭大学未毕业即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重新学习本科。四年后，她又考取该校商学院硕士研究生，读了一年之后又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再读两年。毕业后留在美国纽约，先是给著名的美国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小有发达之后即办起了自己的公司。虽然没有成为巨商富贾，个人生活却过得怡然自得。唯一不如愿的是婚姻已经破裂。她的前夫名叫萧和平，是大陆老一代著名文化人萧三的儿子。

作为中国大陆一代国后的王光美当年曾也同她的丈夫一样，不但醉心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同时还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一天，全世界另三分之二的“被压迫的人民（自然包括美国人民和德国人民）”和“被压迫的民族”要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今天她也许会因循自己的两个女儿正在走的生活道路反思：到底是谁解放谁；到底是谁指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