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新左派实验室

《世界报》周六以大版篇幅报道中国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探讨重庆模式背后，中国新左派经济理论的实践。

重庆希望为中国树立治理模式

在《世界报》题为“重庆希望为中国树立治理模式”的专题报道中，该报特派记者写道，薄熙来在回应居民对安全或环保问题的关注的同时，突出了毛泽东时代盛行的价值观。文章简短回顾“唱红”运动从起步到推广的过程，引述一名主持唱红歌运动研究的张姓律师指出，红歌与文革并无关系，有些红歌当时还被定为靡靡之音。他认为，年轻人需要“教育”，他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得到了发展。文章介绍说，虽然各个城市都组织干部和大学生下乡，但重庆市共青团书记指出，2010年，重庆是唯一一个要求干部和学生真正在农民家住宿一周的城市。现在，其他城市开始学习重庆的做法。

但是，《世界报》文章指出，薄熙来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形成群众性运动，被解读为是这位太子党为在２０１２年进入做为权力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所做的间接努力。文章认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尤其体现出中国管理者面对制度滑坡的迷茫。这种制度没有底线，面对一切恶行敞开大门，重庆成为最丑恶行为的代表。黑社会式的企业家在那里可以获得一切违反规定的渠道，并获得保护。文章引述重庆中央党校教授苏伟指出，市场经济带来了各种弊端，诸如伪冒产品、犯罪、食品安全、党内贪污。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法律，但也需要反复灌输新思想。

《世界报》特派记者注意到，重庆百姓虽然对薄熙来心怀感激，但中国其他地方的舆论则抱持怀疑。重庆媒体７月初报道当地将启动红色主题公园建设项目之后，全国各地网民纷纷在网上批评，认为是浪费公共基金。项目负责人再三强调项目为私营性质，但重庆市政府几天后还是决定予以取消。近日，网上又有消息流传，称唱红歌运动耗资数十亿元人民币，迫使重庆市委再次出面避谣。

重庆―中国新左派实验室

《世界报》重庆特派记者同时以“中国新左派实验室”为题发表文章，指出，重庆是中央政府西部开发政策的桥头堡，启动大规模基础建设和设备项目，制定企业优惠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党需要重新证明他的管理能力，重庆因此而成为中国新左派经济理论实践的基层实验室。《世界报》文章介绍说，中国新左派主张更加注重社会上寻求公正的声音，但又避免政权民主化。重庆的做法是保持强大的公营领域，政府因此可以在社会住房领域有所做为。当地公营企业未来三年将建起大约四千万平米的社会住房。不过，由于供大于求，政府只好取消了购买条件限制，但结果是，经济条件差的居民未必能获得住房，空房都被那些房地产炒作者获取。重庆试图给予更多农村人口城市户口的政策也受到批评。大学为完成配额，强迫农村来的大学生转城市户口。

这篇文章继续指出，使重庆获利的企业国内迁移政策也远远不能成为社会管理典范。富士康集团在深圳工厂的工作条件因为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曝光，但富士康集团在重庆的表现并不比深圳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人员2011年5月在一份报告中披露，在成都和重庆的富士康工厂，工人的实际工资低于应聘时许诺的水平，而且聘用合同是企业与当地技工学校签署的学生实习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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