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何全盛：官二代和平民一视同仁

在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门阀作为社会和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成为几百年间中华大地执牛耳之阶层。而唐代，出身平民者日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坛上如此，文化艺术界也是如此。对此现象，很多史学家们有所关注，他们有一个大致相似的看法，那就是唐代开启了社会流动的大门，让平民能够在各个方面发挥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上，就会感觉到压力：在士族占据了主流几百年之后，平民是否真的有能力驾驭时代之车？平民们，是否能够推动唐代一步步走向全盛的局面？

还好，历史给出了完满的答案。

张九龄：平民出身而成就事业的主流

开元时期的宰相张九龄代表了平民出身而成就事业的主流。

张九龄同样出身于非士族家庭，他的祖父因担任韶州别驾，所以全家迁居到该地，成为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居民。他的祖父是中下级官员，他的父亲没有做官，因此张九龄完全是靠着个人的才能拼搏出来的。

张九龄的文学才华出众，他13岁就曾经写信给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十分欣赏他的文学才华，认为他必将一鸣惊人。果然，他参加进士科的考试，然后入仕做官，被任命为校书郎。校书郎虽然没什么实际权力，但文采出众者往往都是在这个职位上得到进一步升迁的。张九龄就是如此，当时的太子李隆基选拔那些文学之士，考察他们的政治能力，张九龄所写的对策被评为最高等级，顺利地通过这次选拔，被任命为右拾遗。

凭借着过人的文才和对人物的品鉴能力，张九龄曾多次被任命为科举考试的“阅卷”官员，以公允著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升迁并没有出现飞跃，而是按照当时的升官序列，一步一个脚印地靠着才干得到提拔。就这样，他先后做到了吏部的司勋员外郎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

当时的文坛巨子、宰相张说十分欣赏张九龄，他认为张九龄必将是日后的文坛领袖，因此对他十分照顾。后来张说被同僚倾轧而罢相，张九龄也受到牵连，被外放为地方刺史。他本来要去东部任职，但考虑到母亲年老，他便主动请求到南方去，因此先后在洪州、桂州一带为官，增加了地方管理经验。后来，唐玄宗召他回京，任命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而后又升他做中书侍郎。至此，他才真正从一个文学之士转型为中央的政务官员。他针对当时的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改进措施，唐玄宗多有采纳。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正式被任命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唐朝已经进入最鼎盛的时代，他则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对唐代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规划。当然，文学之臣的出身，让他对于各级政务机构的工作并不完全了解，所以他提出的畅想在落实上总有问题。可是，应该看到，在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古代官僚体制下，张九龄能够做全局、宏观的考虑，对国家的未来提出发展思路，是非常难得的，如果那些精通行政工作的官员能够予以配合的话，唐朝可能不会转向衰乱，而是应该出现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但是，当时以具体、务实的行政能力而著称的“吏治”派代表李林甫因为个人的私欲，处处针对张九龄进行非难。同时，唐玄宗李隆基也觉得张九龄的想法虽然好，但从短期来看不易实施，也就渐渐疏远了他。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不久后因病去世。

张玄素：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地方官员

武德九年，李世民刚刚做了皇帝，在处理国家政务之余，召见了一位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地方官员——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张玄素。张玄素在隋朝担任景城县户曹，深得百姓爱戴，隋末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攻占景城后本打算将他处死，在几千名百姓的请求下才释放了他。这使他赢得了极高的名望，毫无治国经验的李世民，就想向他请教如何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国家长治久安。

张玄素直言不讳，他用隋朝灭亡的例子来分析，认为皇帝不宜对具体的行政事务干预过多，因为以一人的心智不能做到每件事都处理公允。治国就应该“广任贤良，高居深视”，让官员们依法行政，发动百官们的聪明才智，自己去思考一些如何让社会安定、百姓幸福的原则问题。这一观点被李世民视为座右铭，不仅奉为圭皋，而且还经常讲给其他大臣。正因为提出了这项治国原则，张玄素先被任命为侍御史，而后又升迁为给事中，成为朝廷的中高级官员。

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张玄素不时校正李世民的政治方向。贞观四年，社会经济与对外局势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松了一口气的李世民打算修建洛阳的宫殿，准备在日后巡游使用。张玄素极力反对，他提出了五条反对的理由，核心观点就是修建宫殿劳民伤财，很容易将几年来凝聚起的民心和简朴的作风葬送。这次，他同样是以隋朝灭亡的教训提出警示，让李世民大为震惊，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就连一向以犯言直谏而著称的魏徵都赞叹：“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

他的清醒，他的坚持原则，让李世民对他十分器重。于是先后任命他做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庶子，负责帮助太子处理府中的事务。他在任期间，多次对太子李承乾的行为进行劝谏，可惜李承乾不听告诫，反而对他采取激烈的手段报复。最后李承乾被废，张玄素以其刚正不阿的立场没有被牵连，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以说，张玄素靠着他的才干与耿直，赢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与青睐。唐太宗对他事迹的留意、对他意见的采纳、对他的破格提拔，给了他施展自己抱负的空间，而他也用自己的表现，回报了唐太宗的知遇之恩。

启示：一个社会对待人才的态度

张九龄的一生虽然以政治失意而收场，但他对唐代的未来所提出的规划，却在日后被逐渐实施，而他作为科举入仕而拜相的楷模，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举士子们。而且，唐玄宗罢免他的宰相，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才能的估量，就在张九龄被罢免后，只要是有人向他推荐宰相和高级官员的人选，他都要问一句：“此人风采能够比得上张九龄吗？”可见，无论政治上的功过如何，张九龄的文才与人格魅力，在唐玄宗的心中是永远无人能够取代的。

科举考试给了无数和张九龄同样出身、同样经历的平民以机会，让他们能够成功通过选拔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并将自己的政治诉求表达出来。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是各阶层的人被官僚机构所“降伏”，实际上则是他们进入官僚机构后，逐渐改变着这个机构的整体风貌。到了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政治家，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步入政坛，发挥出自己的实力的。因此，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认为，官僚政治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为科举制和两税法这两大杠杆的存在。所以，尽管此时的张九龄政坛失意，但日后的科举士子们会一次次将与张九龄类似的社会诉求与政治主张再次提出，于是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情怀，有了一代代推进古代中国向前进步与改革的动力。

其实，张九龄也好，张玄素也罢，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也好，被皇帝重视而提拔也罢，这些具体的个例和成功的形式背后，都体现着一种原则，那就是一个社会对待人才的态度。

实际上，唐代历史上还有一些出身于官员子弟而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人才，只不过显得没有张玄素和张九龄这般传奇，所以才容易被人所忽视。应该说，唐代对官员子弟、平民这种一视同仁的公平态度，以及不以出身作为评判标准的原则，才是张玄素和张九龄们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只有将才能作为第一标准，才能让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享有机会，在他们获得事业成功的同时，社会也会随之充满活力、充满希望。

（本文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3期，作者：张耐冬，原题：《平民卿相与大唐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