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盛唐时代的绘画(图)

唐代政治强大，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其科技与文化对邻国甚至欧洲影响深远。异域文化也从不同的领域影响着唐王朝并被接纳，文化与文化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思想文化领域的儒、释、道“三教”并立与合流是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和总的发展趋势。崇实尚文的美学思想实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发展并丰富了民族艺术传统，赋予作品新的内容和形式，给作品带来了新的气象。诗文、乐舞、书法、绘画以及文论莫不繁荣昌盛。宽容开放的时代精神蕴育了绘画艺术步入焕烂而求备的辉煌时代，绘画如同文学领域中的诗歌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盛唐繪畫代表作 《步辇图》图片来源: 网络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把当朝与前代的绘画作品做了对比，认为初唐、盛唐的作品是“焕烂而求备”。他所指的是绘画精神、美学追求、艺术表现和包括构图、造型、笔墨、色彩等技术因素在内的完美统一，魏晋南北朝的绘画完成了“迹简意淡而雅正”向“细密精致而臻丽”的演进过程，尚未达到“备”的境地。而富有创造精神的唐人则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大踏步地进入了绘画表现领域的完备期，使民族绘画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历代帝王图》描绘了13个帝王像，画家阎立本力图通过帝王的各种形象特征来表现其精神状态，嘴部的表情，疏密软硬的胡髭，眼睛的大、小、尖、圆，目光的上视、平视、低视，人物的坐立变化等动态都是画家依照绘画主题和创作思想精心处理的。线条的粗细、轻重、坚柔，运用得体，精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我们可从其作品中了解13个帝王的功德差异，感受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尉迟乙僧的《降魔变》是一段生动的佛教故事，描绘了释迦牟尼得道前与魔王波旬作斗争的情景。在段成武的《洛寺塔记》里，对其作品有这样的描述：“四壁图象及脱皮臼骨，匠意极险，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很显然，作者把画面中的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艺术夸张，把释迦牟尼画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骨瘦如柴的苦行僧模样。同时又以色彩的晕染强化和突出三女魔的立体感，产生了“身若出壁”的艺术效果。使观者在正道与魔道，老朽与青春、骨瘦如柴与肉体丰满的艺术对比中判断现实生活的是是非非。尉迟乙僧以自己的色彩方式和凹凸画法丰富了唐代绘画“焕烂而求备”的内涵。“画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地狱变相图》是其人物画中的杰作。吴道子在用笔和线型的表现上改变了顾、陆以来巧密细润作风，吸收了汉以来民间绘画夸张、自然的优秀传统，正如苏东坡形容的“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行笔磊落大胆、自由豪迈，有“吴带当风”的艺术感染力，丰富了线的美学因素，增强了线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当朝的张彦远说他画的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这说明了画家观察生活之深入，表现技巧之高超。吴道子运用色彩也有自己的特点，元代汤垢在《画鉴》里概括他的用色方法：“其傅彩也，于焦墨痕中薄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世谓之吴装。”吴带当风的气派“吴装”的形成，体现着吴道子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标准。北宋米芾对唐代绘画作了这样的总结：“唐人以吴道子集大成而为格式，故多似”。足可见其绘画风格对当朝和后世的影响。

 
《 天王送子图》  图片来源: 网络

唐代的“绮罗人物画”一改前人“不近闾里”之习，将仕女画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梁武帝曾有一首《咏美人观画》诗：“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可怜惧是画，谁能辨真伪……”。可见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少仕女画佳作。仕女画发展到唐代，时风所趋，愈益广泛。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无论是卷画还是壁画，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为绘画主体。安史之乱后，经济衰败，但在江南和西蜀新兴的大地主、大贵族大发“战乱财”，他们营屋造舍，绘画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奢侈品之一，黄金和美女是他们的共求。荆南商贾纷纷前往西蜀买“川样美人”画，用以妆点庭堂和自赏。仕女画也开始落入世俗，走进市民阶层。以张萱、周为代表的绮罗人物画派也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应运而起，写下了中国仕女画史中光彩夺目的一页。《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张萱的代表作，描绘了杨贵妃的姐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等一行七人踏春赏景的情景。画中人物脸型圆润、体态肥硕、肌理细腻，透过披纱显露出贵妇人们丰满的肌肤和温润香软的体姿，是上层社会妇女真实形体的写照。画家通过构图笔墨、线型、色彩等绘画元素再现了贵族妇女娇奢雅威的形象以及闲浪聊赖的精神状态。

《虢国夫人游春图》 图片来源: 网络

唐代是民族绘画体系的建构时代，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各个门类在这一时期都以独立的姿态面世，表现技法也日趋成熟和完备。宗教人物画继先代之长并加以发扬光大，表现题材和表现手段都有所拓展和提高，出现了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等杰出画家。仕女画也在张萱、周等人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山水画范畴中的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开始分道扬镳、争放异彩。吴道子开了水墨山水的先河，使山水画的画法和表现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形成了一种新的样式，奠定了宋元及以后各代山水画发展的基础。盛唐以来出现了许多有突出成就的水墨山水画家，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有卢鸿一、王维、郑虔、刘方平、毕宏、齐唤、张、王墨等十多位优秀画家。可见水墨山水画在盛唐以来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些水墨山水画家当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王维，他被画家奉为“南画之祖”。其艺术思想与主张影响着传统绘画体系中文人画的完善和发展方向。

王维《江干雪霁图卷》图片来源: 网络

花鸟画继山水画之后独立画坛。中晚唐时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花鸟画家。边鸾是被美术史家称为“花鸟画之祖”的大家，他对五代的花鸟画家有很大影响。其构图多采用“折枝”式，“折枝”式的构图是我国传统花鸟画特有的民族形式，是花鸟画的优良传统。工笔重彩成为中国花鸟画的一种表现方法之后，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时至今日仍为当代工笔花鸟画家所采用。唐末五代花鸟画家刁光胤、五代宋初黄筌画派都直接承袭边鸾的绘画风格。另外唐朝出现了众多绘画理论家，如初唐的彦惊、李嗣真，中唐的张、朱景玄，晚唐的张彦远等人。他们的画史、画论、文论以及学说和主张，与当朝绘画创作一道共同演奏了大唐绘画的辉煌乐章，完备了民族绘画这一庞大而独立的体系。

唐代画家人数众多，风格各异，承先启后。他们共同完善了民族的绘画体系，把唐代绘画推向了“焕烂而求备”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