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中国不该救欧洲(图)

我认为，参加任何欧洲的救市计划，皆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这么说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财务回报不会好。中国在海外的金融冒险至今无果，投资百仕通、摩根士丹利、力拓皆未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不具备挑选并执行对外投资的能力。国有金融机构都是商业和政治的混合体，后面这个特点妨碍了它去挑选合适的人作决定。中国还不具备大规模涉入全球金融事务的能力。

其次，欧洲不会对中国的帮助还以政治上的回报。欧洲对中国并不好。虽然宝马、奔驰、家乐福这样的欧洲大公司在中国赚了大钱，欧洲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态度还是负面的，抱怨中国人抢走了工作机会。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即是消极态度的明证。随着欧洲危机日益加深，它对中国的不满似乎也在在加大。事实上，中国的援助反而可能引起它对中国更多的担心，强烈反对中国。

第三，中国的援助将大大削弱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且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拖入欧洲政治泥淖。中国尚不具备此能力。弱化德国对中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会有影响欧洲事务的一天，但至少还得等十年。我坚信这一天会到，但不是现在。

第四，援助欧洲对中国人民不公平。中国人比欧洲人工作辛苦的多，收入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让中国人去援助这样的人，在道义上就是错误的。况且，这些人还不喜欢中国，所以根本行不通。

第五，欧洲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它的问题。希腊的债务总额是3500亿欧元，而欧元区的GDP超过8万亿欧元。欧元区在国际贸易上大体平衡。这只是一个资金的内部分配问题。在财政赤字方面，以亚洲标准看，需要削减的量并不大。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体当时削减的财政赤字是它的好几倍。在欧洲有能力自救时去救它，说不过去。

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帮助世界和欧洲。首先，中国应该尽快启动国际板。这可以为全球性公司新建一个融资渠道，促进它们增加投资和创造就业。这是中国输出资本的相对安全的方式，因为可以在国内密切监控，而全球性公司有良好的资产负债表。

其次，中国可减税以刺激消费。最近，中国宣布把服务业的营业税转为增值税，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中国可以减少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物流费用。中国的增值税可从17%降至12%，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从45%减至25%，此外，中国单位GDP的物流成本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两倍。中国可以削减高速公路通行费，港口使用费等以刺激消费。当然，这些改革会削减政府的收入。但是，政府似乎花费太多且效率低下。这样的资源再分配对中国有利。

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提高技术含量和工业部门的质量。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并不是那么重要。想在未来十年把人均收入从现在的5,000美元提高到15,000美元，关键是提高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在这方面，中国必须向德国和日本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在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令他们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10倍。他们拥有的是专有技术和工艺，而不是知识产权。中国必须做德国和日本正在做的，让其人均收入增加两倍。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提高生产率，而不是需求。世界需求疲软对中国而言不是太有所谓。重要的是，通过资本市场和技术投资，将全球性公司整合到中国经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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