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频频爆出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恶性事件，从小悦悦在路人冷漠的目光中惨死街头到联防队员光天化日之下闯民宅强奸妇女，从公务员打骂父母到活婴当死婴扔厕所事件，随着媒体的广泛报导，网友的穷追猛打，广东一时间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广东省的经济实力一直傲视全国，也是引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先行者，而近来的一连串恶性事件却让其光鲜形象跌入谷底，也给汪洋一向以开明干练示人的形象蒙上一层阴影。中国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旅美学者徐开彬的文章，称这些事件证明“广东模式”已经破产，并得出结论：广东的问题，性质非常严重；广东的资本主义，早已踏上邪恶之路，正在收获恶的“果实”，向死胡同迈进。
面对舆论的步步紧逼，汪洋在11月28日的广东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称，要充分发挥媒体的导向作用，多宣传道德模范，多报导好人有好报，而不能为了吸引大众眼球而肆意放大社会的阴暗面和丑陋面。他还表示，正是因为媒体通过猎奇、感官刺激等不恰当的报导方式，让读者眼中的广东成了凶杀、暴力、跳楼、拐骗，各类事故频发的地方。最后，他还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的社会风气也是讴歌出来的！”
两天之后，南方报系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就表示：从即日起，推出“南粤扬善”系列报导，旨在反映日常生活中的好人好事，聚焦平凡人身上的道德闪光点。当天就报导了一则广州保安勇追劫匪的新闻。第二天，南都又报导了深圳一女子遭抢劫，十余名市民合力擒拿劫匪的新闻。
汪洋的话刚落音，南都就已经着手为其粉饰太平。倘若此事发生在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身上，倒也情有可原，但却偏偏发生在一向以揭露社会阴暗面，报导其它大陆媒体不敢报导的新闻而享誉新闻界的南都身上，的确让人费解，甚至是让人大跌眼镜。南都曾经因为报导了许多很有份量的负面新闻而遭政府部门的嫉恨，屡遭打压却不改其志，就算被誉为”中国新闻界的扒粪者”都不为过。然而，如今却如此主动迅速地为政府领导唱赞歌，不禁让人感到大为蹊跷。
然而，如果结合今日中国的政局，此事或许还有一些至少说得过去的解释。面对广东今日发生的诸多乱象，十八大又日益逼近，各方的权力争夺已趋于白热化。在此关键时刻，广东频出恶性事件，给汪洋及曾经风光无两的“广东模式”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舆论对于此类事情的持续发酵更是给汪洋在十八大上的去留增添不确定因素。
因此，汪洋不惜出尔反尔。今年7月上旬，汪洋就“共议社会建设助力幸福广东”与网民交流曾说，“应正确对待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骂我们的意见”，他甚至还说，“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如今，群众都还没开始骂娘，他就要求媒体多报导正面事例，为其治下的广东粉饰太平。为此，他甚至连自己80岁的老母都搬了出来，并告诫媒体一定要注意引导正面的舆论氛围。
在汪洋看来，之所以这次对媒体进行干预，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十八大临近，坐在火炉上的汪洋焉能不急。从此种意义上来讲，汪洋必须得改变这种不利于自己的舆论局面，而就在民间的影响力而言，其治下的南都绝对是当仁不让的头号选择。所以，为了扭转颓势，汪洋必须得打南都这张牌。
而在南都方面，尽管其被誉为新闻界的良心，并以关注弱势群体的报导为亮点。然而如今其所在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深陷舆论讨伐的狼狈境地，倘若眼睁睁地看其失势，在十八大上黯然离场，一旦有着左倾思想的薄熙来上台，那让右倾的南都情何以堪？况且，汪洋在主政广东期间，平心而论，还是干过不少实事，也给南都等本地敢言报刊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至少没有遭遇新京报、京华时报的降级处分，更没有沦落到京华周刊惨遭停刊的悲惨境地。所以，无论是从政治倾向还是从南都今后的发展来考虑，它都无法拒绝配合汪洋唱赞歌。
然而，面对恶性事件频发的局面，汪洋不反思此类事件背后深层社会原因，反而通过权力来干预媒体唱赞歌，此举无疑是拿错了方子。广东之所以恶性事件频发，并非穷山恶水出刁民，而是有其深层的社会及制度层面的原因。
广东，一直引领改革风气之先，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一直扮演排头兵的角色，其在经济上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然而，广东在政治上依旧是保守僵硬的一元化政治体制，经济上的多元化与政治上的一元化越来越不可调和，长期积累，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如触目惊心的权钱交易，遍布各处的贪污腐败，广东在造就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尤其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之后更是给广东的管理造成巨大的挑战。
当然，不但广东，如今的整个大陆都是走邓小平政经分离的瘸腿改革，广东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只是由于广东在经济多元化上走得更远，与僵硬的一元化政治更加不适应，所以矛盾暴露也得越充分。甚至可以这么说，倘若中国仍然沿着邓式瘸腿改革之路走下去，今天的广东就是明日的中国。
所以说，广东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广东的问题，是全中国的问题，更是一党独裁下的制度性难题。如今，官方作为最高道德的钦定者，一边在主席台上高喊反腐倡廉、勤政爱民，一边则在私底下贪污腐化、卖官鬻爵。如此上行下效，整个社会的风气急遽恶化，当官的窃国，如何能让百姓不窃钩？
中共建政之后，通过土改、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把全国所有的自然、社会资源全部垄断在党权之下。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下，想要发财就必须得寻求权力的支持，而权力也乐于借助自己垄断资源换取金钱，于是金钱跟权力缔结成某种不成文但极为坚定的盟友关系。从此以降，整个社会达成一个共识，想要出人头地，要发财致富，绝不能单凭个人勤奋努力，必须得借助于权力才能上位。因此，中国成了诚信经营、遵纪守法者的蜀道，反而是坑蒙拐骗、违法乱纪者的通途。在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如何让民众能“五讲四美三热爱”，如何让百姓舍己为人？
从此种意义上讲，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及其整体的配套制度是一个鼓励坏人压制好人的恶性制度。要想真正地惩恶扬善，必须得创造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对生活抱有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凭藉自身的奋斗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匍匐在权力脚下苟且偷生，更不是跪倒在暴力面前苟延残喘。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才能得到最畅快地舒展，人性最阴暗的一面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压制，如此方是根除广东诸多乱象的根本办法，也是对中国诸多顽疾的釜底抽薪。
汪洋，作为一个从贫民家庭成长起来的优秀官僚，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此种问题，然而，他明知仅仅改变媒体报导的侧重点无济于事，却仍然如此为之，实属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之举。在中共等级森严的制度之下，别说一个小小的省委书记，就算是总理、书记，只要是敢向整个专制独裁体制挑战，无一都是落得失败的下场。从胡耀邦到赵紫阳，再到今日的温家宝，前车之监，汪洋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况且，尽管汪洋能认识到问题的根本，但他是否具有改变现状的勇气跟魄力呢？如果说温家宝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那么汪洋则是既不能也，亦不为也。
如果把此事放在更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出，汪洋其实是中共新兴官僚的一个典型代表，既不愿与旧官僚同流合污，又不远在中共体制之内“离经叛道”得太远，刻画并契合了新时代中共蜕变的轨迹。
悲壮的八九学运以流血结束，苏共一夜间换了颜色，曾经代表人类最美好理想的共产主义完全破产。步入新世纪，发轫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通过发酵，逐渐演变为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面对日新月异的复杂局势，中共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在阿拉伯之春刚兴起之时，中共便迅速逮捕冉云飞等异议人士，并加强网络舆论的监控力度。
然而，面对日益加剧的内外双重压力，中共之前的意识形态已经名存实亡，早已失去其原先的劝诱力。文革后，中共领导人就一直不断地调整其意识形态，对原本支离破碎的意识形态进行机会主义的修补，希望以此来延续其一党独裁的统治。从毛思想到邓理论，从江代表到胡和谐，无一不透着政客的精明和世故。
实事求是地讲，随着中共对其意识形态的修补，其与世界主流价值观也越来越接近。然而，这并非中共幡然醒悟的结果，也不是其洗心革面的前兆，是在内外压力之下而不得不进行必要的伪善。所以，胡温在国外出访的演讲中会大谈民主人权；在国内，胡锦涛在党内会议上号召向古巴朝鲜学习，吴邦国在两会上更是叫嚣着绝不走多党制的议会道路。
在世界民主大潮和经济多元化的冲击下，中共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貌似强大的中共早已空壳化，瓦解成不同的小利益团体，因而在整体上则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多面性，在诸多问题上表现出某种迷茫和混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央视播放自由主义学者制作的《大国崛起》的同时，胡锦涛却组织全党观看《居安思危--苏共亡党历史教训》的纪录片；被封建君王奉为圣人的孔子像进驻了中国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但随后却又被“请”了出去……
如此种种蹊跷吊诡的事件说明，中共在其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上举棋不定，无所适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体制内成长起来一批如汪洋、张春贤、俞正声等较为开明务实的新型官僚。但官僚仍旧只是官僚，永远不可能成为民众的公仆，更不可能成为被关进笼子里的“野兽”，而他们身上的某些表现会催生出比旧式官僚更为迷惑人的影响力，只是当一旦遇到关键选择的时候，他们又立马变成了比旧式官僚还旧式官僚的铁血官员，如汪洋之前的“骂娘说”与如今对媒体的指手画脚形成鲜明对比；张春贤之前的柔性治疆与如今的铁腕治疆造成强烈对立……
因此，与其寄希望于这些貌似开明的新型官僚，还不如入切实地关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民主宪政成为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常识和信仰，为中国和平转型奠定最根本、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如此，民族幸甚，中国幸甚。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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