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大规模活摘器官的起始点(图)

【看中国记者李明编译报道】据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 magazine）12月5日刊Ethan Gutmann报道，1991年秋，一名刚开始实习的年轻医生跟随医疗队从广州中山医院驱车来到广州南部的一个山顶。那里已经停了一队和他们相同的车子，洁白，不透明车窗，红十字标记。这里是数年来处决死囚的刑场。计划中的36次处决将换算成72只肾和眼角膜被当地各大医院瓜分。每辆车中都有外科医生中的快手：15-30分钟摘除所需器官，赶回医院，6小时内移植。

中国医学技术近10年加速发展，人体器官不再被浪费。不为外界所知的是，中国医学院教示学生：死刑犯们自愿捐献器官以赎罪。

第一声枪响后，车门拉开，两名身着警服外罩白大褂的男子扛进一具头脚仍在抽动的人体，射击枪伤位于右胸。被称为“第3号”的人体放倒后，年轻医生开始工作。这是40开外的汉族男子。车中被摘除的其它器官将用于高利润的海外市场，但档案显示，此人的肾脏将移植给一位与他器官组织匹配的50岁中国男子。“第3号”身体除颈部青筋鼓起外别无特征。警察为防止犯人在法庭上发言，常用电线勒住喉咙，医生猜想也许警察不想囚犯讲话，因为犯人是一个疯狂的杀手，一个暴徒，或精神不稳定。或者，他们让他缄口，因为他是名政治犯。然而，年轻的医生知道活摘器官是错误的。无论罪犯曾犯了什么罪，最好还是让他的身体得以安息。

19年后，在欧洲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位不愿具名的医生透露了当时的情景。中国医疗界官方承认很多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囚，然而，中国大陆的医生，包括流亡国外的，一般不愿提及参与过此类手术。如果提及，就会引起国际医疗界关注中国想要免谈的问题，这问题不是关于高死刑率，也不是关于摘取罪犯器官牟利，而是有系统的消灭中国的宗教和政治犯。这位医生或许会害怕（揭露此事）给他的家庭和仕途带来的后果，但他却不怕令中国政府难堪，因为他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

两年内我接触的散布在两大洲的每位维吾尔证人，包括警察，医生和安全人员，他们给我提供了相关信息。他们承认这会对他们的前途，家庭，有时甚至生命造成威胁。他们的证词不仅揭示了一个已经演变成满足丰厚利润的活体器官医疗需求的手术，而且揭示了更广泛的暴行的起源。

这些维吾尔人背地里自称归属东土耳其斯坦。1949年毛（泽东）的军队入侵时，汉人在当地只占7%。随着大量汉民和军队涌入新疆，汉族人成为多数。当局计算到本世纪末新疆会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开采中心。

为保护新疆的投资，北京当局一直把维族人形容为暴力叛乱分子和非暴力活动家。

新疆一直是共产党从事非法试验的基地：1960年代的罗布泊大气层核试验，造成新疆省会乌鲁木齐癌症人群激增；近年在塔里木沙漠中兴建的世界最大的劳改营，关押着约5万维吾尔人、重罪犯和法轮功修炼者。当中国开始尝试从政治犯体内牟取器官时，新疆首当其冲。

1989年，20岁的尼亚特-阿布度拉伊姆（Nijat Abdureyimu）新疆警校毕业后分配到乌鲁木齐公安局一区当特警。我第一次看见尼亚特是在在罗马市郊的一个拥挤的难民营，他很瘦、抑郁而警惕。

尼亚特向我解释说，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中国同事不断的监视他。但他们喜欢他这个笑容朴实的小兄弟。至1994年，他到过政府所有的秘密堡垒：拘留所、审讯室、和死刑场。见识过酷刑、死刑，甚至强奸。

尼亚特曾见到一个同事从死刑场回来后不住摇头。问其原因，那个汉人警官说，他像平时那样将没用的死尸踢进坑里，将有用尸体抬上医务车。谁知随后听到车中一个男人的嘶叫。尼亚特问，“还活着？怎么叫的？”“象来自地狱。”

几个月后，死囚们排着三行队正从监狱走向刑场。其中一个尼亚特熟识的年轻男子在他走近时瞪眼问他，“你为啥给我注射？”尼亚特没给他注射，是医疗主任干的。但在主任和司法官员众目睽睽下，只好圆谎道，"这样你挨枪子儿时不会很痛。"

小伙子无力的微笑着，其表情让尼亚特难忘。他挨到行刑后忍不住问主任为什么给他注射。主任说，“尼亚特，如果你能转到其它部门，那么离开吧，越早越好。”“什么意思？主任，你给他到底注射了什么？” “尼亚特，你有信仰吗？”“有。您呢？”

“那是抗凝血剂，尼亚特。也许我们都得下地狱。"

现居伦敦的维吾尔人恩佛-托蒂（Enver Tohti）回忆，1995年6月的一个星期三，还是乌鲁木齐医院普通外科医生的他，带着两名助手和一个麻醉师，在主任医师率领下开车到乌鲁木齐以西专门处决政治犯的西山警备区。主任医师在山崖边的土路上下了车。交待恩佛，听到枪响后开车从山坡绕过去。“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来这吗？”“恩佛，如果你不想知道，就不要问。”“我想知道。”“不，你不想知道。”

枪响后，恩佛跟着主任的车，依稀看到山脚下躺着十几二十具尸体。持枪干警招手让救护车过去。“就这具。”地上血泊中躺着个男子，约30岁，海军蓝的外套。其他犯人都剃光头，只有他留着长发。

“就是他。开始手术。”

“为什么手术？人都已经死了。”恩佛边说边把手搭在那人的颈动脉上，忽然他改口道：“他还没死。”

“那就手术。切除肝脏和肾脏。现在！马上！快！”

按照主任的指示，将那人身体抬入救护车。恩佛感到自己呆滞地做着一切。恩佛试图按正常步骤来-消毒，尽量减少暴露，主任道，“不需麻醉和救生。”

麻醉师无所事事，恩佛叫道，“别闲着。”“我能作啥，他已经没有意识。你切他，他不会反应的。”

可是有反应。当手术刀切下时，男子的胸部痉挛的伸缩着。恩佛惊慌的看向主任：“我应该切多深？”“尽量切得宽些深些。我们在和时间赛跑。”

恩佛快速的执行着，不再顾虑止血夹，用右手切，用左手把肌肉和软组织挪到边上。即使在他把表皮缝合的过程中，他感到男子还活着。恩佛心里喊着：我是个凶手，他不敢再看那人的脸，就像杀人犯不敢看受害者的脸。

大家回乌鲁木齐的途中都默不作声。

周四，主任找到恩佛：“那么，昨天，发生了什么？昨天是普通的一天，是吗？”

恩佛答：“是”。恩佛几年后才明白，从活人身上现切的器官在接受移植者身上有较低的排斥率。射入胸部的子弹算是起了一种奇特的麻醉作用。15年后，他才能将此事揭示出来。

至于尼亚特，直到1996年才搞清来龙去脉。

那是一个午夜，各牢房熄灯后，他和医务主任在监狱管教屋内。主任语调异常的问尼亚特，是否感觉那地方闹鬼。

“是有点儿慎得慌。”尼亚特答，“您为啥这么想？”

“因为有太多人在这儿被杀，还都是冤死的。”

尼亚特终于明白了。抗凝血剂，死刑前价格不菲的“壮行饭”，以及到各牢房中劝说犯人在为国捐器官声明上签字的便衣。如今主任亲口证实：这些声明内容属实，只是条款中没有提及一个事实：器官将在他们还活着时从身上割下来。

“尼亚特，我们真的会下地狱。”

1997年2月2日，已在伊犁西城公安局药物管理处工作两年的巴提亚-神木史汀（Bahtiyar Shemshidin ）开始怀疑自己是有名无实的警察。

几年来海洛因蔓延到伊犁周边，如瘟疫般击垮着维吾尔青年。然而巴提亚从机关内部感觉到，中国政府对海洛因交易即使不鼓励也是暗中保护的。虽然他的职责是诱捕毒品贩，他的汉族人上司们却命令他去调查麦西热甫（Meshrep）--一种传统穆斯林诗歌、音乐、舞蹈和体育运动的集会。

1997年1月上旬，穆斯林斋月前夕，所有伊犁的警察被命令上缴枪支“检查”。一个月后，所有汉族警察的枪支都归还了，而所有维族警察的枪支都因有问题而扣押。3天后巴提亚知道了原因。

2月5日，上千维吾尔人聚集伊犁，因前一天当局逮捕了参加麦西热甫的所有6名穆斯林女教师，据说她们遭到严重虐待。为表示身无寸铁，这些青年男子没有穿冬衣。然而不知是否有预谋，警方向示威者开火了。

据警察内部估计400人死亡，但他没有见到，因为所有维族警察都被送到当地监狱去“审讯犯人”，并在整个危险期严禁外出。巴提亚见到大批维吾尔人被投入监狱，赤身丢在雪中，有的流血，有的内伤。一队特警抓捕了10名医生并捣毁所有救护车，使伊犁主要的维吾尔诊所全部停业。抓捕持续至4月下旬，监狱人满为患，维族政治犯被挑出来白天处决。4月24日，巴提亚的同事见到8名政治犯被杀，让他们震惊的是看见有医生侯在“器官移植专用车”中。

在欧洲，我见到一位当时在伊犁医院工作的护士，她紧张的请求不要透露她的个人信息，她告诉我，当时医院被禁止治疗维吾尔族抗议者。一名做了手臂包扎的医生被判处15年徒刑，另一位判了20年。医院人员被警告“你如果治疗了，会得到同样下场。”维、汉医护人员间隔阂加深：汉族医生宁可堆满处方，也不让维族医护人员拿钥匙取药，维族病人所得药量只有平时的一半。虽然法律允许，但如果维族夫妇生了第二胎，她观察到，汉族产科医生会指示给婴儿注射（说是抗生素）。她不记得给任何汉族孩子注射过。三天内婴儿会体色发青而死。汉族医护者会千篇一律的向维族母亲解释：你孩子身体太弱，药物过敏。

伊犁事件后不久，一个年轻维吾尔示威者的尸体从一个军医院被送还家中。他腹部的缝合伤口激起了又一波骚乱。那以后，所有尸体都打包后就地掩埋，并由汉族战士在墓地巡逻。6月，护士接手了一个示威被捕、被打的很厉害的维族青年，家属出钱赎了人，但发现他们的儿子肾脏受损，需到乌鲁木齐军医院换肾：1个肾3万人民币（$4,700美元）。他们向家属保证提供的肾脏足够健康，因为它来自一位21岁的维族男子。护士得知“捐献人”是另一位示威者。

1997年入秋，一个年轻维族医生穆拉特（化名），为了大好前程加入乌鲁木齐一所大医院。两年后他计划流亡欧洲。数年后我遇到他，讲述了那时的经历。

一天，穆拉特的导师悄悄通知他有5名中央首长因器官问题住进医院。他指示穆拉特：“去乌鲁木齐监狱，到政治犯牢区，不是刑事犯那边，取血样，小剂量，只要标明不同血型。”

“要测组织匹配吗？”“不用，那是以后的事儿。只要血样。”

携带授权书，由一名医院助手陪同，穆拉特到了那里。身体单薄而书生气的他，发现自己面对着15个犯人，多是不到30的维吾尔壮汉。第一个人坐下后看到针头，开始恳求：“你我同是维族人。为什么你要伤害我？”“我不是害你，只是采血。”

“血”字一出，情形急转直下。众囚犯一起顿足怒吼，狱警们厉声将他们推到线后。这个犯人尖叫着说自己是无辜的。看守抓住他脖子紧紧勒着。

穆拉特一边抽着血一边不断平静的说着“只是为了你的健康”，突然意识到院方可能在监视他以确保他能否足够的冷血。

穆拉特回院后问导师，“他们都是死刑犯吗？”“是的。穆拉特，别再问下去了。他们是坏人，国家的敌人。”随着时间推移，穆拉特搞明白了整个流程。一旦发现可匹配血样，他们将接着测试组织匹配度，然后匹配合适的犯人会在右胸挨一枪。穆拉特的导师于是将所得器官移植到住院首长的体内。首长于是能恢复，起床，出院。

6个月后，伊犁暴乱周年之际，又有5位首长住院。导师又一次叫穆拉特去政治犯监区采血。这一次，穆拉特被告知向政治犯摘取器官是正常的。需求量大增，几所军事医院冲在最前沿。

1999年初，穆拉特听不到有关活体摘除政治犯移植的事儿。他猜测此事看来结束了。

然而，新疆（活人体内牟取器官）的做法被推广全国。到1999年底，对维吾尔人镇压的声势与新发动的、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相比顿时失色，那最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就是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我估计约近3百万法轮功修炼者经历了中国政府的思想改造，于2008年奥运会前，约6万5千人，在心脏仍然跳动的情况下，被割取器官用于移植。另有数量少得多的家庭教会和西藏人可能遭到相同厄运。

最近的一份一年前的报告显示，中国仍在进行“新疆手术”。

2009年7月乌鲁木齐维族和汉族间爆发流血冲突。当局派驻大量军队，驱逐西方记者，关闭了互联网。在那之后半年内，悄悄抓捕了数千名维族人。据消息透露，有些犯人被体检专门检查待售的器官是否健康。这类消息透出来的不多但持续不断，结论只有一个：中国，在快速迈向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不只是迫害人权（那是老掉牙的消息），更在过去十多年，将社会中最让人信任的部分专家群体，变态成去针对特定人群实施群体灭绝。

然而，当尼亚特在瑞士难民营寻求庇护中供出事实后，没有国家愿意听，全世界都不愿得罪中国。恩佛经努力得以参加下议院关于中国人权的听证会。当议员开始听众问答时，恩佛起立发声，首次提及杀人。但没有哪个议员愿意记下恩佛提供的数据。

维吾尔人，1300万，（在中国）是少数，但他们也感到绝望。他们可能会抗争。可能会发生战争。那一天来临，当全球的外交官呼吁与北京进行对话的时候，但愿每个国家都凭藉着自己的良心。对我来说，如果我的犹太名字告诉我什么，那就是：要为死者彻底报仇是不太可能了，但没有人可以接受永远地任人宰割。

（译文有删节 点击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