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督在重庆玩政治“蹦极跳“之后不久，“红二代”议政也渐成中国一大政治景观。这个群体的父辈之间恩怨纠结甚多，对中国未来政治出路的看法也并不相同。让他们坐到一起来的原因除了身份认同之外，还有以下几点：1、现阶段他们在利益集团中被边缘化；2、对目前的腐败高度不满，对中共统治有严重的危机感。在中国当局严厉控制言论与聚会的情况下，“红二代”能时常聚会批评时政，且不被当局扣上“阴谋颠覆政府”之类的罪名，国人谓之“讲真话的特权”。
所有这些，都给现政治局常委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群体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第四、五代权力交接在即。但在专制政治中，前一代交班时最大的愿望是“平安下车”。这一“平安下车”，不仅指权力交接过程的“平安”，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本届领导的政绩不要被继任者否定；二是本届领导层子弟的敛财不要被清算。自古至今，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关于“谋国谋身”之说，几乎形成了一套完全的“理论体系”，最被认可的就是“谋国也须善于谋身”。明万历朝名宰相张居正善于谋国，但死后却被抄家毁坟，家人下场异常悲惨，被认为是善谋国不善谋身的典型，后世官场引以为戒。中共的政治险恶异常，官场普遍有此考虑，即使是做个市县级官员，在权力交接后都希望留下一些“自己人”，以免出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形成了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即可藉反腐为名打击对手帮派首领的羽翼，但一般不会波及子女。近20年以来，两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先后入狱，但身家过亿的太子党们至今都未被追究经济犯罪。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基本上出身平民，还有少数是贫寒农家的“苦孩子”。但这种格局能否长期维持？第四代领导层似乎并不是绝对放心。
中国的新老“太子党”之间有矛盾。英国《金融时报》 2010年3月29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曾提到，以第三、四两代党与国家领导人子弟为主的新太子党“利用金融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也正因为第四代领导层看到了这种不满，任清华同方威视集团董事长之职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在为取得机场港口扫描设备合同，涉嫌行贿非洲纳米比亚政府事发之后，离开了商界，现为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兼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也在2010年离开了他创办的新天域公司（主业是私募基金），任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相关属下单位 。第三代江、朱离任后，并未对子女做此安排，是因为他们深知胡温两位性格，对此可以放心。
第四代这种“谋国谋身”的考虑能否奏效，得看第五代政治局常委由哪些人担任。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是出了名的“黑打”，年轻时又有“文革”时期“叛父”的传闻，这种“强势”，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更何况自2011年开始，“老太子党”圈的边缘人物频发议论，公开批评第四代领导层无所作为，将国家“引导到错误方向”。第五代上台后要杀一批腐败分子立威，更是这个圈子的口头禅。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因素，决定了薄督不是一个让现领导层放心的人。
再看双方手里的牌。制度化资源的正当优势与非制度化资源的台底优势，在中共权力斗争中一直处于微妙的共生状态。现任中共政治局九常委再不济，其拥有的权力是名正言顺的制度资源。“太子党”身份这种非制度化资源，在江泽民时代，因元老大都健在，因而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胡锦涛时代，元老们相继谢世，政治影响已经虚化。在不发生兵变、政变等非常规权力斗争之时，制度化资源具有压倒性的正当性优势，这就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由来。
薄熙来以地方诸侯之身，想重塑意识形态并构建新模式，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局”之举，这种“破局”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豪赌，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薄已经相当被动，其结局如何，既取决于胡锦涛等领导层的目的是什么，也得看薄督今后的应对。如果薄熙来手中并没有掌握可以翻盘的大牌（他的拥挤护者几乎都一致认为他手中有牌且不止一张），视其态度，其结局大致不外三种：张百发式，自愿退居二线，干点光拿钱不掌权的活，让中央放心；程维高式，因违纪而接受处分退休；陈希同式，先在秦城住上几年再保外就医。至于网络上那“绑上菜市口”的性命之忧，只是网友调侃罢了。
与前几代相比，“今上”算是一个不喜折腾、遇事留余地的主子，交班前夕，国事多难，天步维艰，“平安”第一。更何况薄督也算是“黄带子阿哥”，毕竟是“党内家务事”，闹到天崩地裂的程度，也很不值，更何况国内外还有那么多“心怀叵测”的“反华反共势力”，正等着看党的笑话呢。以前铁幕时代，毛泽东将林彪逼到了温都尔汗，可以张嘴说林彪如何坏，自己如何正义。现在网络时代，一切都是半透明，斗到最后，落个狗咬狗的恶评，也很不划算。
综上所述，中共这种明规则与潜规则犬牙交错、互为影响的权力交接方式，不仅成成为失败者的囚笼，还时时煎熬着斗争双方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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