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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外交官的面子与里子

 2012-04-08 13: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5

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这个时期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为了国家形象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因为“面有菜色”女士人人须化妆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拖延工作时间混夜宵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喝特批牛奶名额有限引发内部不满

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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