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出路有两种可能，改革不成就只能是革命了。维持现状和小改小革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和人民的要求了。如果继续用小改小革来欺骗人民，这个政权马上就面临着崩溃。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最近温家宝总理不断提出激进改革的呼声，并且准备从最容易着手之处开始行动。这就是打破银行垄断。
三十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确保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政治能够有效的控制经济。在利用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灵活性的同时，保证共产党对经济活动的绝对控制权，以此作为一党专政的经济基础。
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到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的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都严格地遵循着这条基本原则，比四项基本原则还要严格地遵守着这条原则。
特别是在没有人还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在共产党一党专政失去了合法性之后，唯一能够控制人们行为的有效手段，就是控制人们的生活来源。换句话说，就是控制经济，控制钱。
用一位笑星简单扼要的总结来说，就是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当全社会的钱都控制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控制政治、司法、文化和媒体等等就都是可能操作的了。这是后共产主义体制生存的基本原理。
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分散的、小的经济实体逐渐发展到大的、垄断的经济实体。当垄断的经济占有的比例高于某个临界值的时候，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不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垄断的计划经济制度了。
它的极端表现，就是上个世纪流行的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垄断到一家公司的手里。这家公司和国家政治相结合，既保证了经济活动的绝对垄断；也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这就是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设计者们所依靠的逻辑合理性。
遗憾的是，这个逻辑合理性仅仅是从资本家和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合理性，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分配是平均了，工作的积极性却下降了，也就是说效率下降了。没有出现马克思许诺的那个社会产品充分涌流的美景，反倒是在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的竞赛中败下阵来。
从农奴制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封建制的苏联，维持了七十多年终于坚持不住，和它的卫星国一起解体了。已经维持了两千多年市场经济的中国，更难接受这种倒退的社会制度，仅仅维持了三十年，就明显地难以为继，而且是半苏联的体制，就造成了超过苏联的后果。仅仅是其中的一场大饥荒，就造成了十分之一人口的损失。
就是创造出一个神，也无法制止老百姓的不满和造反的冲动。怎么办？不读书的总设计师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恢复中国传统的那种既有市场经济；也有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也就使用政府垄断的方法控制社会的经济；小的生意放开；大的生意垄断。用保证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权，来保证中央集权的政治。
在西方还是封建社会的时代，这种模式还是最有竞争力的模式。这就是中国两千年来，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是他的自由度显然不够，稳定性也远远不如后起的民主制度。所以中国的发展史是一半时间缓慢地发展；另一半时间陷入战乱，然后改朝换代重新开始。
在西方的民主市场制度出现之后，中国的专制市场经济就不再拥有优势了。这才是从两百年前开始，中国不断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是急功近利的知识精英们推荐所谓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恢复传统的半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确实比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先进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落后于民主的市场经济，就突出的显露了出来。现在不但是穷困的老百姓不满；就连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官僚资产阶级也看出了问题。这就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一批党内改革派试图突破垄断经济的动机。
当金融垄断被突破之后，不依附于官僚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随着经济垄断程度的下降，一党专政的基础也将迅速的松动。这才是政治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也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新设计。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在这个漫长的改革过程中，官僚资产阶级是否会放弃继续垄断经济的愿望。任何资本家都有垄断的欲望。没有适当的制度限制，他们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欲望。
另一个问题是，老百姓是否信任和等待着他们主动放弃垄断经济和政治。农奴制时代的老百姓会信任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在经济垄断基础上的政治垄断。
现在从两个垄断进步到消灭垄断，比从一个垄断的封建制度进步到消灭垄断还困难。不但官僚资产阶级很痛苦，老百姓也会很痛苦，很不习惯。建立民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原标题：《中国的出路》之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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