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是个信仰最自由的国家

 

中国古代不是宗教国家，这是从总体上说的，如果从“地区”的角度说，历史上出现过的宗教国家则不少，最集中出现的地区是黄河中上游及其以西地区，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西北少数民族国家及其侵入中原地区所建立的一些国家。汉民族没有建立过“地区”性宗教国家。太平天国有国号，但没有形成过明确、稳定的疆界，只能算是一个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国家。东汉末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只能说是个军阀政权，谈不上是国家。我以为这只能局限于东周以后的中国历史而言，西周以前则有所不同，国家的最高祭祀权与世俗权力是合一的。

现在有一批人，这批人知识程度很高，倾向于或已经选择了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这个观点流传很广，似乎已经成为了“常识”。这是不正确的，是基于宗教教派立场的偏狭误判。不信仰基督教，不等于就是没有信仰。中国古代不是宗教国家，不等于就是没有信仰——如果把信仰仅仅理解为是宗教信仰的话。是不是宗教国家，是看教权与政权的关系，两者合一或教权高于政权，则该国家就是宗教国家，不然就不是。中国古代虽然有过很多次政权对宗教团体的大规模打击，但总体来说，宗教信仰是非常自由的。如果从全世界比较，可以认为，在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汉字文化覆盖的远东地区，一直是宗教信仰最自由的地区。这一事实保证了，不仅中国古代有着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和稳定的宗教信仰历史，而且也有着最自由的信仰史，因而，中国古代社会是具有最普遍、最自觉、最自由信仰的社会。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繁杂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国继承了全部原始的、自然的巫术、巫神崇拜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在皇宫中流行，而且更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构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基本内容。西汉后，相应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和集权，中国的祖神崇拜也规范化为了以黄帝、炎帝为最重要始祖的崇拜体系，虽然知识分子努力将这一体系完善化，但并不排斥其他的或衍生的始祖的独立性，从而，凡中国人无不拜祖。西汉后，虽然相当于古希腊的诸神崇拜衰落，但神的设立走向了自由，导致中国的一乡、一村、一山、一水无不有神，日本是多神之国，其实中国之多神远比日本为甚。由于非宗教国家的宗教自由，佛教传入中国总体来说并没有受到大的障碍，给祖神烧香的中国人也乐于给佛祖烧香。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几乎同时，东汉末五斗米教的兴起也奠定了本土的道教的滥觞。清朝晚期以前，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以及天主教、东正教）的传播，中国人并不排斥，其“限制”原因恰恰是在教义自身，也即信教者不得有其它信仰，从而导致中国人必须要进行信仰选择，要抛弃自己的兼容习性，这样，大部分中国人就不愿意接受。清朝晚期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的大规模运动，是跟那些中国人把外来宗教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混淆起来了有关。如此自由的宗教信仰社会，恐怕今天的西方自由社会也还没有能够达到。

那么，如此繁杂的宗教信仰是否也意味着是精神混乱呢？不。如果从形式上说，可以这么认为。比如，佛教本是拒绝偶像崇拜的，但中国佛教则是广泛流行着偶像崇拜。比如，道教与佛教是两个不同宗教，但民间道教却可以把如来佛当作道教的重要崇拜偶像。比如，中国民间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几乎是逢神必拜，他们也会在基督像前点上香磕头。这些只是形式上的“混乱”。实际上，中国的宗教信仰有其基本核心。首先是自然崇拜，这种崇拜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天”，人在天下，天无处不在，人的言行无不受着天的观照。对天的崇拜进一步抽象和唯一化，就与上帝、佛、真主可以实现沟通。其次是祖神，祖先在冥冥中观照着现世的一切。再次是无处不有的诸神。这三个层次的焦点是落实到崇拜者主体的两个方面，一是今世人生（过去，现在，将来），一是灵魂不死的人生（前世，今世，来世）。贯穿这一切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生的真、善、美。

如果不是从教派，而是从定义的角度看基督教、佛教和道教，如果设置一个前提，承认它们都是完全的宗教，那么，对宗教下一个定义将是件很艰难的事情。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就不赘言了。相比较基督教和佛教，道教几乎很难称之为一种完全的宗教。但道教确实是一种事实上的宗教。道教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齐国将现世神秘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战国时候的《庄子》，描述为“真人”等，也即现在通常所谓的“仙人”。这种意识并不是齐国人的凭空创造，实际上它根源于人类古老的半人半神意识，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什么是仙人呢？仙人是不死之人，或者至少是超乎人类常识可以估计寿命了的长寿之人，比如可以活五百岁、八百岁、千岁、万岁等。道教所崇拜的偶像，并不是神，而是这种仙人。这种意识之所以能在中国得以发达，与中国不是宗教国家的原因几乎是同一的，也即中国人虽然注重前世、今世、来世，但更注重今世的过去、今天、将来，更具有现世性和世俗性。对今世的注重，自然就希望着能够不死或长寿，更多地享受在世的现实的快乐。

今天很多人认为，《庄子》具有自由主义精神，这在大方向上是“猜测”对了，但并不确切。庄子的自由主义，并不是社会学意义的，而是精神学意义的。他并不寻求社会的整体的自由主义，因此，他并不追求民主，而是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平等，从而以这种平等为基础，争取个体的“超人”化。也就是说，不管社会是怎样的形态，在精神上人与人是平等的，不受社会地位的限制，个别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达到自由，成为超越于大众的“超然”的人。庄子的这种自由主义，已经深刻地浸透在了中国的民族性中，因此，即使在中国最黑暗的专制时代，也仍然使一些人能够有让自己的精神乃至躯体游离出去成为自由者——“隐士”——的追求。我把庄子的这种自由主义，称为游离自由主义，也即个体游离出社会的自由主义，它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很不相同的。

虽然游离的自由主义是人人可以追求的，但问题是，在获得成为“仙人”的人们的主观能力上，人与人实际是不平等的，比如，炼丹而食，终究是要以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经济能力为基础的。那么，最可以认为自己具有能力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帝王。当秦始皇成为权力前所未有的帝王时，他也认为了自己获得成为“仙人”的前所未有的能力的人，从此，不管中国皇帝们是否认为自己可以得到长寿不老药，但至少要在精神名义上占据“万岁”成果。既然皇帝是“万岁”，而中国信仰中已经包括“仙人”崇拜，那么，皇帝也就必须成为人们的信仰对象。这种信仰文化延续到毛泽东，也就构成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文化基础之一。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第一，科学不承认人类至今有过什么人“万岁”；第二，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死了，他的尸体放在天安门广场那个不古不今的难看的混泥土建筑里，总有一天会被拆毁。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所有的“万岁”堆积的是人类最荒诞的一个中国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