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4日闭幕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政府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信贷提供、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这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在这一问题上作出承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承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加快改革的决心，是对近期人们日益高涨的改革诉求的回应，也构成今年以来出台的包括“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改革承诺是在美方的推动下作出的，有人认为这是美方的阴谋，其目的是把中国的经济搞垮，这种“阴谋论”不足为信，须知经济不同于政治，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相互依赖的，在中美之间，这种相互间的依存性特别明显，如其中任何一方违反经济规律，那么损害的就不仅是所在国的利益，而且还有对方国家的利益，因此，美方对中国提出的这些要求，只要不与经济发展规律和原理相冲突，那么都是合理的，至于其动机究竟如何倒不重要。
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丰富，如“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对利率市场化改革予以稳步推进”，但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其实都与“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有关，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范围不限于国内)的前提条件，而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又是一个国家，进而乃至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国内扭曲的市场环境国内学者看到了，美国人也看到了，我们这次承诺对市场环境做出改进，不能完全视为是对美方压力的屈从，而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内学者和普通民众多年来努力的结果，只不过这次借中美对话之机，顺水推舟。
一直来，国企都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使命，如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或在意识形态上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使命”使国企笼罩在一个光环中，使国企“正言顺地”在所谓的战略性产业中占据支配地位，成为“共和国的长子”。但是，这些使命，恰是使国企具有某种特权的借口，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中不能一视同仁。
“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驱动力，而推动创新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才会有动力去创新。而巨无霸的国企，凭借其垄断地位，创新的动力大大减弱，它们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冲动非常强烈，去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和央企合作，就是看中央企钱多，有投资的能力，央企的投资能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但地方政府没有看到，国企的大规模投资将使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对国家来说，后果是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扭曲，这是因为，国企的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的，粗放投资的直接结果是使流通中货币数量大大增加，也就是通货膨胀，这会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的难度。
粗放的投资只不过是消耗资源，而不能创造真正的市场价值，“价值”是人的才能的发挥带来的，有人会说国企不是也可以发挥人的才能吗？注意，在国企中，人的才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受抑制的，因为国企有政府的保护，没有生存的危机，一个企业如没有生存危机的意识，在没有这种危机感的情况下，是不会把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另外，特别重要一点，我们说的才能的发挥，是指向“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个方向的，在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当中，所有的企业都只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生存，在不迎合消费者需求的方向上发挥才能是没有价值的，而国企经营者发挥其才能，很大程度上却是满足政府的要求，实现政府确定的目标(如保增长和就业)，因此其价值要大打折扣。正如美国财长盖特纳的呼吁“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而不是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依靠国企产能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危险的。
最后补充一点，在这次的承诺中，中方承诺“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是国企性质的要求，其好处，除了大家都认识到的“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从而有可能降低中国人大量储蓄的必要性，让他们提高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刺激中国内需(对美方来说，这样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之外，还有容易被忽视的一点，那就是可以降低了国企的投资能力，抑制了国企的投资冲动，如上所述，这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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