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4日閉幕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國政府承諾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在信貸提供、稅收優惠和監管政策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這是近年來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這一問題上作出承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承諾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政府加快改革的決心,是對近期人們日益高漲的改革訴求的回應,也構成今年以來出臺的包括「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在內的一系列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改革承諾是在美方的推動下作出的,有人認為這是美方的陰謀,其目的是把中國的經濟搞垮,這種「陰謀論」不足為信,須知經濟不同於政治,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是相互依賴的,在中美之間,這種相互間的依存性特別明顯,如其中任何一方違反經濟規律,那麼損害的就不僅是所在國的利益,而且還有對方國家的利益,因此,美方對中國提出的這些要求,只要不與經濟發展規律和原理相衝突,那麼都是合理的,至於其動機究竟如何倒不重要。
這次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成果豐富,如「承諾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對利率市場化改革予以穩步推進」,但不難發現,所有這些其實都與「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有關,都是圍繞著這一點展開的。為什麼這一點這麼重要呢?因為它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其範圍不限於國內)的前提條件,而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又是一個國家,進而乃至全球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國內扭曲的市場環境國內學者看到了,美國人也看到了,我們這次承諾對市場環境做出改進,不能完全視為是對美方壓力的屈從,而很大程度上也是國內學者和普通民眾多年來努力的結果,只不過這次借中美對話之機,順水推舟。
一直來,國企都被賦予了某種特殊的使命,如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或在意識形態上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些「使命」使國企籠罩在一個光環中,使國企「正言順地」在所謂的戰略性產業中佔據支配地位,成為「共和國的長子」。但是,這些使命,恰是使國企具有某種特權的藉口,使不同所有制企業在市場中不能一視同仁。
「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驅動力,而推動創新需要有一個健康的外部環境,在競爭的壓力下,企業才會有動力去創新。而巨無霸的國企,憑藉其壟斷地位,創新的動力大大減弱,它們手中握有大量的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的衝動非常強烈,去年以來,不少地方政府紛紛和央企合作,就是看中央企錢多,有投資的能力,央企的投資能拉動地方經濟增長,但地方政府沒有看到,國企的大規模投資將使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更加扭曲,對國家來說,後果是使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扭曲,這是因為,國企的投資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的,粗放投資的直接結果是使流通中貨幣數量大大增加,也就是通貨膨脹,這會進一步加大結構調整的難度。
粗放的投資只不過是消耗資源,而不能創造真正的市場價值,「價值」是人的才能的發揮帶來的,有人會說國企不是也可以發揮人的才能嗎?注意,在國企中,人的才能的發揮很大程度上是受抑制的,因為國企有政府的保護,沒有生存的危機,一個企業如沒有生存危機的意識,在沒有這種危機感的情況下,是不會把才能發揮到極致的,另外,特別重要一點,我們說的才能的發揮,是指向「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這個方向的,在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當中,所有的企業都只有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才能生存,在不迎合消費者需求的方向上發揮才能是沒有價值的,而國企經營者發揮其才能,很大程度上卻是滿足政府的要求,實現政府確定的目標(如保增長和就業),因此其價值要大打折扣。正如美國財長蓋特納的呼籲「中國必須更多地依靠民營企業的創新,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產能擴張」,依靠國企產能擴張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危險的。
最後補充一點,在這次的承諾中,中方承諾「鼓勵包括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內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紅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勵提高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紅水平,使其與國內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場平均分紅水平相一致」,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比例是國企性質的要求,其好處,除了大家都認識到的「可用於資助政府的社保和養老開支,從而有可能降低中國人大量儲蓄的必要性,讓他們提高消費支出,從而達到刺激中國內需(對美方來說,這樣可以減少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之外,還有容易被忽視的一點,那就是可以降低了國企的投資能力,抑制了國企的投資衝動,如上所述,這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是很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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