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领袖李旺阳与六四(图)

六四二十三周年甫过，湖南邵阳八九工运领袖李旺阳“被自杀”猝死，震惊了所有对中国维稳体制抱有疑虑的人，也首次将人们关注八九六四的目光聚焦在学生之外、北京之外，并让我们再次注意到八九年的工运萌芽。这是一个海内外舆论都经常忽略的残酷事实：二十三年来，因参与八九民运而遭受迫害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当时的在校学生。

学生占据道义中心

八九民运震惊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而各国新闻机构，因戈尔巴乔夫访华，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聚集北京。他们去捕捉中苏交恶二十馀年后的和解新动向，却迎头撞上八九民运。电波传递，天安门的学生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获得高度象征意义，也成为统治集团必欲除之而发动血腥清场的对象。其后很多年里，天安门、广场、八九学运、六四，是可以互相指代的词汇。中共当局费尽心力才逐渐使前两个词汇在互联网上脱敏。

大学生成为运动的中心，与八十年代的政治气候有关。改革开放的口号搅动社会人心，既支持了当局改变路径也影响到中共独断的可能。 1983年发动“严打”，仅从网上不全的信息来看，就有数万人丧命，造成“社会青年”的寒蝉效应。大学生却因当局强调科技和知识的重要性，仍有天之骄子的虚妄自豪，在仅仅一年后的国庆游行队伍中打出自制的“小平您好”横幅。

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学生身份都是参加抗议示威时，相当有效的保护伞。六四后被捕入狱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受到的惩治远比工人和一般市民为轻。当时为“杀鸡儆猴”而从严从重从快处死的“暴徒”，没有一位是在校学生。当时严判长达二十年徒刑者，也几乎全都不是学生。近几年，北京因六四入狱者陆续刑满释放，生活无著，贫病交加，家人也难以承受负担，虽然海外人权组织多有呼吁，却很少得到舆论重视。

屠杀者却“一视同仁”

大学生参与政治抗议的相对优势，也造成当时社会各界倾向于以“声援”身份上街，而且大多以“工作单位”为依托。当时北京有“社会闲杂人士”嫌疑的摩托车“飞虎队”，四处增援，传递消息，当局很快就将他们视为便于攻击的薄弱环节，六四前已经在媒体上进行抹黑。

但随着抗议扩展，民众的愤怒和抗争，已经超出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谨慎。戒严令发布当天，运载部队的军车就被成千上万的民众围堵在长安街大北窑路口，虽然当时还没有互联网，震撼人心的现场画面却口耳相传，人人皆知。宣布戒严后的两个星期，广场学生组织坚持固守，缩小范围。北京全市范围内的大规模抵抗，基本都是市民自发维持，并积极邀请各校学生加入，以壮声势。

事实是，从外地调入的戒严部队，一旦得到指令，强行入城清场，开枪射杀抗议者时，无分老幼妇孺，遑论学生市民。即使是路边住宅的高干楼和外交公寓，也并不稍作区分。有证人目睹也有照片作证，当年倒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或者从街头和广场周边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的，有不少学生，特别是外地赴京声援请愿的学生，但大部分是北京市民。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至今没有确认身份。

这是政府针对平民百姓，滥用国家暴力机器的恶性事件。李旺阳本人生前遭遇，以及他因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而“被自杀”后，家人亲友遭到控制至今消失不见的事实，在在显示，当局既恐惧民众的公开抗议，也害怕受害者揭示镇压真相，不惜滥用再滥用，使恶质更恶质，责任者作恶益发无所忌惮，官方几乎完全没有纠错可能。

工人的声音

六四开枪之后，很多省市地区的抗议，持续延烧了整整一星期。这是各地进入真正全民抗议的一周，也是很多地方工人力量取代学生成为抗议主力的一周。此前的工人示威，大多数还是以声援姿态出现，成立工人自治组织的，只是极少数。李旺阳是少数先觉者之一，成为邵阳工自联主席，并因此先后两次入狱长达二十馀年。

如果说学生群体当时还有社会地位的优势，八十年代的工人已经开始面临遭到背叛的前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一心致力于引入市场经济，除了挑战以往僵化的意识形态藩篱之外，并无意鼓励开放的思想交锋，也无视对基本原则立场的梳理和辩论。在讨论及试行破产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过程中，关注的只是效率和发展，工人的工薪保障、就业保障、福利保障，全都没有进入议程。工厂内部改革，同样只强调保护国家和企业作为资方的利益，并藉用以往意识形态，诱使工人以“国家主人翁”身份，勒紧腰带为国家分忧解愁作贡献，放弃自己应得的权益。

一些新左派学者，以此为根据，证明八九年抗议运动中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出于抵制当时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改革，希望返回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笔者以为，这是对当年工人状况的一种简单化误读。

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长达五十多天的八九民运，从来没有造成工厂停工停产，更不必说工人集体罢工了。很多学生主动跑到工厂区，试图策动，都没有成功。以这种解释来说明八九年自下而上、前所未有的民众大规模抗议，毋宁说是事后为了立场需要而臆想出来的理由，可以安慰于一时，却无助于揭示真相，还原历史。

全国各地产业工人在六四镇压前并没有大规模参与抗议，但在六四镇压已经发生后，义无返顾地走上街头，参与堵路、封桥等激烈行动，其中重要而连贯的内在逻辑，正是以往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形态。六四前的按兵不动，带有促生产不添乱的意味；镇压发生后的有限爆发，既有一种不能容忍的道义冲动，又有等待国家自己纠错的犹豫。六四镇压后的党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心理状态，极为便利地抛弃背叛了几千万曾为国家工业化付出几十年心血的整整一代国企工人。

与此不同并意识到工人必须在主体意识上与国家资本切割的，有北京工自联的韩东方等人，也有湖南邵阳的李旺阳。不少当时的学生和知识界人士，曾经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才代表了当时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警惕。他们反对旨在剥夺工人权益的经济政策，也公开主张工人必须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独立自主地参与政治事务。这使李旺阳遭到令人发指的残忍迫害，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今日中共当局站在资本一方残酷压榨劳工的本质，揭示出中国崛起背后，劳工权益特别是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现实。

中国政府必须追查李旺阳死亡真相，必须还李旺阳亲友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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