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大陆人心大乱的今天，“幸福在哪里？”的问题令人茫然失措，紧盯红尘利益，心灵在奋斗中焦虑，信奉“人是兽类”的邪念，“你死我活”地争斗不休，互相营造“他人即地狱”的陷阱。宋朝以来，中国道家为我、保真的“田园之乐”，墨家兼爱、非攻的“幸福观”遗失，儒家“培育圣人”的教育目标落空。欧洲却以理性超越了为家人活着的念想，公民法制对应公共利益。幸福在哪里？在于中国人心灵升华认清中共的本质。
幸福在哪里？被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触动心灵之后，白岩松提出这个问题。
梁漱溟在书中提出人类三大问题：第一步解决人和物的问题（不普遍贫穷），第二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不大规模征战），第三步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白岩松由此想到1980年代这30余年的改革，温饱、小康后，以前企望面包的幸福感消失了，代之的是中共喊“和谐”的口号，而和谐口号面对的是“整个人群”的抱怨、焦虑和不安：人心大乱。
白岩松说的这个“整个人群”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特指人民币流通的中国大陆。幸福在哪里？这个问题，是白岩松代表我们提出来的。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代表。
我们所以被代表，是因为从父辈、祖辈起，几代人被中共剥夺了自由思想、说话和歌唱的权利，久而久之大都丧失了自由的想、说、唱的能力。我们被共产党引领着战天斗地整人，心灵充满恐惧和敌意，害怕中共制造的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看周围的人（无论贫穷和富裕、无论坏人和好人）都视为自己的敌人予以仇视、憎恨、妒忌，失去了信神、道、佛而仰望天空以沉思、忏悔、祈祷的谦卑，双眼紧盯世间：眼前具体和现实的票子、房子、车子、位子等，一旦得到便是贪婪或失意，最后心里只剩下物质欲望，不再有领悟顺其自然的大智慧
没有了知足常乐、无欲则刚、无私奉献的品格而事事计较，房子想更大的、工作想更好的、钱想更多的，人我之间互不信任，心灵在奋斗中焦虑、郁闷、烦躁，无法感受到幸福。
幸福在哪里？大陆多数人没有了中国人的思维。记得已故作家王小波曾经有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讲述一只猪反对生活被设置的故事，由此表达王小波的幸福观：幸福在于个人“特立独行”的自由言行，即西方公民法权给的幸福观：我行我素。否则人不如猪。这甚至可以追根溯源到赫拉克利特的类比：肉体的快感如同“牛找到草料吃”时的幸福感。人从“万物之灵”的高位跌落到“高级动物”的低位：跟狐狸豺狼比狡诈、比狠毒，从此便不再有德谟克利特所说“在于神明的灵魂上”的精神诉求，也没有伊壁鸠鲁体悟到的“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困扰。”更无苏格拉底所说的思想智慧：“善就是知，知就是德，德就是福”。
苏格拉底口述“爱智慧”的“知、德、福”人生哲学。学生柏拉图改良为“知、德、善”：即“求知、修德、行善”，晓得“智、义、勇、节”四德后不空谈主义，而是切实履行“智、义、勇、节”的中庸之道，使灵魂达到“至善”之境（我的理解是沐浴在神赐的灵光中）。与此同时，希腊的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身体力行禁欲主义，大约800年后被罗马帝国基督教推广，形成由基督教神学（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奠基的理性主义的幸福观：人的幸福，不是对财富、名誉、权力和肉欲的享受，而是魂归天堂的修行过程：热爱和信仰上帝。
欧洲新教由此推导出劳动致富、公民权利的幸福观：天道酬勤，财富神赐，感谢神恩。这为近现代科技工业文明提供了宗教和伦理的解释。期盼基督再临审判的教徒有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理想。欧洲人不再禁欲而盼望魂归天堂，日趋关注红尘幸福，以公民法权保障个人利益，以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限制党派、宗教和政府欺压个人和人民的强权，中世纪权贵“财产、虚荣、奢侈”的庸俗生活被遏制。权利保障下，公民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而我行我素，这种人生观既不在中国华夏诸子百家之内，似乎也不在印度各宗教派别之中，在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中也见不到，倒是可以从昙花一现的中华战国的杨朱思想，以及希腊巴库斯教、奥弗斯教（巴库斯新教）、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神论和泛神论哲学、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之外的基督信仰的统称，简称“新教”）中见到踪迹。欧洲人在文艺复兴之后盛行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多数人的幸福诉求没有民族、家族了，个体心理出现，“他人即地狱”的陷阱形成。心理学家成了现代教父，治疗人的心病。
道家导引自由自在的田园劳作生活：返朴归真、知足常乐、诗歌（散文）抒情。尸子（据说教过商鞅）、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还有“市贾不二”），杨朱倡导特立独行、顺其自然、天下为公的“为我•保真”之术，反对德行齐家、礼法治国的儒家传统，反对墨家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社会理想，倡导他人与自我不相损、不相侵、不相给地重生：“丰屋、美服、厚味、姣色”。儒家则基于家庭重于个人的小农经济环境，导引以仁、义、礼、智伦常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以“礼为主，法为辅”治国，拨乱反正平天下，犹如杜甫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古代，儒家的人生幸福诉求比道家更能普及和持续。
墨家导引兼爱、非攻，以及尚贤、节用、俭葬、非命、天志、明鬼等国民思想，主张君臣人格平等、父子互爱慈孝、兄弟相爱和调，倡导诸侯相爱不兼并，主张选贤为君唯才是举、节约、俭省生活和安葬费用、勤奋劳动不能怠惰、贤明君主代天行政、明察鬼神之有而不敢作恶。墨家的人生观可谓“民人幸福观”，反对君臣、商贾把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大约1300年后，中国宋朝程朱理学也出现了希腊晚期的禁欲主义，却没有犬儒学派苦修基础上的节俭，也没有斯多葛主义的“世界只有一个政府”、“人是宇宙公民”的思想。儒家理学培养君子升级为“培育圣人”，主张：“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宋朝以后人欲递增，理学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镇不住寡妇情，很难做到。
佛教从两汉之交传到中国，传播正见：人生即痛苦，根源在于人的贪欲和嗔念、痴念。佛教以入空门做和尚、当尼姑的方式，让男女在与红尘隔离之中苦尽甘来而忘却烦恼，死得宁静安详。日本佛教徒池田大作说：“幸福在哪里？绝不是在彼方，就在人的心中……”
道家、儒家和佛家，都教人做好人，从心上感受幸福。但在中国大陆，我们今天因中共邪恶改造而敌视传统，野兽般活着，山寨国坏人统治好人，幸福从心中丧失。中共伪善，作恶害人。幸福在哪里？在于中国人“心灵升华”，认清“党是恶魔非妈妈”的本质而离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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