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毛泽东1976年去世以来，每当中国领导层进行换届，必然发生政府支出大幅攀升。
尽管中国当前的增长放缓引起了不少担忧，但有迹象表明，当下月新一届中央和地方官员接掌权力时，这种由政治因素推动的投资狂潮将会重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表示：“在中国，经济与政府换届之间的联系极其紧密，其紧密程度甚至可能超过西方国家。”
中国省市级政府已推出规模总计逾10万亿元人民币（合1.6万亿美元）的支出计划。中央规划部门——国家发改委也批准了价值约1万亿元人民币的城市轨道、公路和水路建设项目。
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指出，这些项目所需的资金很难筹到，而且中国经济也不需要像过去那么高的投资增长。
不过，即便上述投资目标实现不了，各方争相公布投资计划的事实也仍能突显出，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是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中国顶级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首席策略师黄海洲表示：“中央政府仿佛在举行一场由地方政府参加锦标赛，比的是各地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哪位地方官员能实现最快的GDP增长，哪位日后就能获得晋升。所以，他们有着非常明显的投资动机。”
由于今年中国GDP增长率正滑向7.5%——将是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官员们拉升增长的动机很强烈。
近来各地公布的投资项目被描述为提振经济的“刺激”措施。其中，贵州省打算投资3万亿元人民币刺激旅游业；重庆市则计划投资1.5万亿元人民币，振兴电信等七大战略产业。
但为上述投资项目贴上刺激经济的标签，并没有道出其中的真义。促使投资计划出台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当前的经济困境，而是宏观政治环境。
中国每十年调整一次最高领导层，每五年调整一次其他高级官员和地方领导人，具体调整时间基本都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这一政治周期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几乎每次召开全国党代会之时都出现了投资狂潮：比如1977年、1982年、1987年、1992年、2002年和2007年的全国党代会后。
外界关注的焦点在于谁将成为下届中国最高领导人，人们预计，习近平将接替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不过，地方官员换届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不亚于最高领导层换届。
蔡洪滨表示：“当新一届地方官员上任时，他们会对自己的任期做出详细规划，希望能取得重大成就。而重大成就几乎总是表现为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因为完成这些项目需要时间，所以越早开工建设，就越有可能在任期内竣工、让大家看到自己的成绩。”
领导层换届周期还有助于解释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正如观察人士所称，官员们此时似乎已不再关注增长问题，他们的心思都放在政治上。
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经济学家Li Yinan在近期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中表示，党代会之前的投资减速与党代会之后的投资激增都很常见。大举支出导致经济陷入通胀，迫使中央政府在几年时间里收紧政策，以平抑通胀形势。
他表示，“多数情况下，紧缩政策在党代会召开当年或之后就会停下来。正是因为政府停止了干预，投资水平才会在随后上升。”
通胀现已基本得到控制，这为今明两年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和扩大财政支出奠定了基础。不过，研究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如今政治周期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过去要弱。由于中国投资占GDP比例已接近50%——对大型经济体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比例——中国领导人清楚，他们必须对投资加以抑制，否则就有可能引发危机。
“我确实认为这次会有所不同，因为中国靠资本密集型基建项目来拉动增长的模式，已非常接近极限，”葛艺豪表示，“（地方官员）仍有投资冲动，但中央政府有很强、很强的动机压制住这股冲动。’
Li Yinan对此则没那么肯定。“地方官员已开始公布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因此我认为，这样的‘故事’明年将会重演，”他表示，“如果体制不改变，这一循环就将不断重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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