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考试，往往人山人海，听说今年的公务员报考又破了纪录。在中国，精英们都在拼命想当官，看来，现在好多人都想做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如果你是在德国，如果说你有很强的能力的话，你是不会想当公务员的，因为在德国做政府官员或者做公务员收入处于平均线之下一点。它的收入，你基本上是可以预期，也就是从上班那天到死的那一天，我清晰的知道这辈子会赚多少钱。在德国人看来，真正有理想的，有才能的，有勇气的到企业去了，有理想的人全到经济界去了。这种选择在眼下的中国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况且，在国外就算你要选择当官同样不那么容易当上。比如在欧州，政府的主要职能负责人只能通过竞选产生，而一旦参加竞选，就需要到处去演讲，每家每户去拜望，宣扬自己的从政主张，天天出现在公众面前，接受群众的挑选、舆论的监督，参选人是透明的。人们会把你的祖宗三代挖个底朝天，竞争很激烈也很残忍，任何把柄都会成为竞争对手攻击你的武器。一场竞选下来，仿佛被扒了几层皮，参加竞选的人不是一般的坚强啊！有几个人敢这样试试？
即使是你好不容易当上了官，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要知道在国外是官不聊生。就拿简单的吃饭的问题来说。举两个例子：一是在日本的自民党总部的食堂，一种价格为700日元（约合人民币56元）的咖喱饭深受议员喜爱。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安倍晋三因午饭吃了一顿价格为3520日元（约合人民币285元）的炸猪排咖喱饭，遭到了日本网民炮轰，认为“价格过高太腐败”。然而人家可是一国首相啊。二是在英国，首相卡梅伦对媒体说，我没有专门的厨师为我做饭，所以只能去内阁蹭饭。不仅如此，每年收入全部公开。每周两周还要去下院接受质询，基本回来满脸都口水。我要是进了老百姓家，抱着老百姓哭。第二天泰晤士报的标题会是英国首相以无耻的眼泪换取选票。而太阳报标题则会是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
元首尚且如此，普通官员更是如履薄冰。看看外国人对领导人的态度，外国人对领导根本不懂得尊重，总是曲意讽刺、挖苦。美国有个幽默组织“无聊学会”，创建于1984年，现有成员数十万，每年都搞评比活动，克林顿1998年被评为“最让人扫兴的政客”。还有一幅风靡一时的漫画，克林顿一手搂着莱温斯基，一手指着第一夫人希拉里，说:“我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没有性关系。”堂堂超级大国的总统，竟受如此污辱，真是斯文扫地。
由此观之，在外国做领导太窝囊了，处处受制于人，不能发家致富不说，连隐私权也没有，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这领导当得还有什么意思？据说在瑞典：任何一个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在新西兰：1000新西兰元就丢官；在俄罗斯：官员子女不能海外留学；在新加坡：没钱也要申报；在美国：礼品不能超过20美元；在越南：总书记在家门口接待上访者……看来当官真的不容易啊。
比起欧美官员的处境，在中国做官可真是太幸福了。特别是当第一把手的感觉那真是好极了。开会，你不到谁敢宣布开始；提拔干部，哪怕所有程序全部到位了，但你不签字，依然还是白搭；在任何抛头露面的时候，镜头绝对是对着你，你到舞场，最漂亮而且最会跳舞的女孩子肯定是专陪你的；就是酒席上，你不动筷子；谁敢动手。而当你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办了一点实事后，他们绝对会感谢你一辈子；参加送温暖工程时，那接收温暖的人简直把你当成了他（她）的观世音。当然，如果不当官就不可能有这种感觉；因为只有当官才有这种感受。
看看那些己经被查处的贪官们，则更是有恃无恐。他们敢吃喝拉撒睡全部由公款报销，有了钱，再包养几个情妇什么的也已不算是新闻了。随意制造几个冤案，把敢于对自己不满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是官场的拿手好戏。为了掩盖自己犯的一个错误，不惜再犯十个错误来掩盖。他们更不会担心媒体监督，他们可以动用权力让媒体闭嘴。难怪人有说，还贪官们幸福啊，他们都是社会上的上等公民，不少贪官勇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抽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平日里“大胆的吃，小心的拿，轻松的赌，谨慎的嫖”。活得那个滋润！
反观欧美的那些大官，每到一地，受不到夹道欢迎，没有彩旗，没有“光临检查指导”类的标语。难对付的还有那些记者，不但不报道你“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重要讲话”，还专门挑出你的岔子来穷追不舍，在大众传媒上展示你的难堪，一点都不顾及“主旋律”和宣传纪律。如果说如此被民众漠视算不上一种煎熬的话，那么，小心翼翼只怕被民众抓住把柄，就需要把神经绷得紧紧的了。那里的“官不聊生”，可能正是其国势强盛、人民富裕的原因。而有些地方官员脑满肠肥、油光满面、大腹便便、春风得意、“圣光”照人，可能正是其“民不聊生”的原因。
历史告诉人们，从古到今，凡是“官不聊生”的时代和地方，老百姓就安居乐业；凡是当官的骄奢淫逸的时代和地方，就民不聊生。台湾作家龙应台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官不聊生”，而绝不应该是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不是说要把当官的弄得缺衣少食，饥寒交迫，而是说为官者一方面要殚精竭虑地为公众服务，无疑会筋骨劳顿、心态疲苦；同时还得面对百姓、媒体和议会的监督，自然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些才应该是理想社会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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