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和纳粹一上台，就把教育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在它们控制下的学校，年轻一代彻底丧失了自由成长的空间，日复一日地接受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制洗脑，正常的人性被严重扭曲和扼杀。说穿了，这样的学校已完全沦为了生产政治炮灰的流水线，当年那一个个令世界为之惊骇的小毛泽东小希特勒，不就是从这条生产线上被源源不断地打造出来的吗！ ——题记
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45岁生日那天，纳粹教育部长伯恩哈德?卢斯特以官方名义献给他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它就是被称为纳粹精英学校的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到1943年，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已发展到39所。获奖影片《希特勒的男孩》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一精英学校中的故事。
影片中的开学典礼上，纳粹校长面对满屋子一脸兴奋的新生，激情洋溢地寄语道：“年轻人，同学们！我热烈欢迎你们在1942年新学年来到我们学校，我想告诉新生们，他们将在塑造他们的未来，农场主的孩子和实业家的孩子是平等的，未来，你们将成为这个古老帝国的精英，历史由人创造，而我们培养创造历史的人。你们就像未经切割的钻石，我们将雕琢你们直到你们光芒闪耀。当胜利来到之时，我党需要大量地区领导人。我说的不是康藤，梅克伦堡（注：德国城市名），而是华盛顿、莫斯科、伦敦甚至开普敦。好好把握你们的时间，锻炼你们的思想和身体成为忠实的伙伴。”
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校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培养人才，但不同学校所要培养的人才却不完全一样，甚至大相径庭。从纳粹校长饱含期望的致辞中不难看出，纳粹学校要培养的绝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纳粹事业的接班人，这是纳粹德国所有学校共同的办学目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一般学校培养的是普通的纳粹接班人，而象国家政治教育学院这样的精英学校培养的则是精英级的纳粹接班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把学校变成培养纳粹接班人的摇篮，纳粹当局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教育体制。
首先是领导体制的纳粹化。“在1933年以前，德国公立学校是由地方当局管辖的，大学则由所属各邦管辖。现在所有学校都置于全国教育部长的铁腕管辖下。大学里的校长和院长统统由他来任命，而以前是由全体教授选举的。他还任命全体大学生都必须加入的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员，以及任命全体讲师都参加的讲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员。在老练的纳粹分子严密控制下的种族社会主义大学讲师联合会，在选择由谁来任教和务使所教的内容符合纳粹理论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注1）
与此同时，教师队伍的纳粹化也在快速推进着。纳粹学校培养的既然是纳粹事业的接班人，那么培养这些接班人的人中当然就绝不能有被纳粹视为头号敌人的犹太人。正因为如此，所有的犹太教师都被纳粹当局毫不留情地清洗出了学校的大门。被清洗的也不仅是犹太人，还包括那些不愿效忠纳粹的日耳曼教师。
既然要培养纳粹接班人，培养者本身当然首先必须是纳粹的拥护者。1937年的德国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并且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当时大多数教师在感情上或多或少都是纳粹化的，但为了加强他们的思想，他们还是被当局送到特别的学校里去集中学习种族社会主义的原则，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这个协会根据法律有‘责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所有教师都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凡是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服务过的人都不能教书了。要想在大学里任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呆六个星期，在那里，他们的见解和性格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根据申请者的政治‘可靠性’发给教书凭证。”（注2）
要培养纳粹事业的接班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也必须纳粹化。
与普通公民不同，纳粹事业的接班人当然必须是种族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既然纳粹事业是牢牢地建立在希特勒宣扬的这一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纳粹事业的接班人，当然就必须学好和掌握这套理论。正因为如此，向学生灌输纳粹思想自然也就成了第三帝国时期学校教育的重心所在。希特勒曾明言：“根据种族纯洁的需要，男孩或者女孩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必须接受全面的教育。这将为我们的国家地位的种族基础创造先决条件，反之又为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安全的基础。”（注3）按照希特勒的想法，从1933年9月开始，种族主义教育就成了德国学生的必修课。但煞风景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德国教师明确地知道应该如何传授这一神秘的东西。许多教师从纳粹种族主义哲学家（如罗森贝格、古特纳）那里做一些读书笔记，将‘头盖骨的测量’引介到课堂上。”（注4）
希特勒历来强调德国青年必须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这是他眼中的纳粹接班人理当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他说：“我需要我的年轻人强壮和美丽。我将用所有的体育科学来训练他们。我需要爱好运动的青年。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将采取这样的方法去消除两千年来的驯化。我将获得一个纯粹的、高贵的自然材料，我将用它来创造一个新的德国。”（注5）为了贯彻帝国元首的这个想法，体育教育在纳粹学校被摆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突出位置。在课时安排方面，由1936年的每周两到三个小时陡然增加到1938年的五个小时。与此同时，诸如越野赛跑、足球、拳击这样一些有助于提高攻击精神和身体优越性的科目也被列入了体育教育的清单之中。按照当时德国学校的规定，所有学生在入学和毕业时，都必须达到严格的身体能力标准。如果一个学生在体育方面的表现一直不好，这将成为开除他的最有力的理由。随着体育教育的升格，体育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对毕业生的评语往往比其它科目重要得多。
但凡正常的社会，对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都是有要求的，但纳粹学校却不重视知识的传授。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有一种明显的反知识倾向，他认为，“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影响是阴险的，因为它一直在颠覆着集体的统一性。知识分子毁灭了信仰，因此他们不能激励社会产生伟大的行动或功绩。”（注6）他强调，“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但是身体健康，具有完美和坚定的性格，充满了快乐的决断力和意志力，他就会比一个柔弱的天才对民族共同体产生更伟大的价值。”（注7）希特勒甚至这样说，“我不需要知识教育。知识糟蹋了我的青春。我喜欢让年轻人去学习他们自身的游戏冲动自由选择的东西。”（注8）试想，一国之首如此鄙夷知识，文化课程在学校中的地位自然可想而知了。事实也确乎如此。纳粹当政后，一方面学校里的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比重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文化课程则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不仅如此，“在可怜的文化课程中，也充满着纳粹的革命化气味：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而着重种族斗争，宣扬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着重激发爱国热情；生物、地理、德语等课也向种族论(而德国总有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在源源不绝地制造着这一类理论)严重倾斜；数学课时常用于学习计算炮弹飞行轨迹或枪炮瞄准的提前量；而物理、化学等，就更是可以注入战争实践或军工生产一类的内容。”（注9）
作为纳粹政权推崇的美德，诸如服从、忠诚和为国家献身这样的品质当然也是纳粹接班人不可缺少的。如果说在正常的民主国家，教育培养的是思想开放且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公民，教师总是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和自主地分析问题，那么在纳粹的教育体制下，这种教育方式却遭到了全盘否定。“纳粹教育家对纯粹的分析思考普遍地不信任。现在被作为首要特征接受下来的教育，是对意志的而非心灵的教育。”（注10）学生们被反复灌输的，不是如何去主动地提出问题和自主地进行思考，而是如何自觉地按照元首的思想去看待一切，如何无条件地忠诚于领袖和国家，服从他们对自己的所有要求；反之，一切与此相悖的思想都是不正确的，也都是没有必要存在和必须清除的。可见，纳粹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教学生“听话”的教育。
说完了纳粹学校，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共产党国家的学校。
共产党国家的学校当然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那么它要培养的是什么人才呢？记得少先队队歌这样唱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如果说纳粹学校培养的是纳粹事业的接班人，那么共产党学校培养的不就是这首歌里唱到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吗？
为了把学校办成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摇篮，共产党在彻底废除原有教育体制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无产阶级教育体制”。
首先是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既然要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学校的领导权当然就必须掌握在党的手中，教师的世界观当然就必须统一到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接管学校后，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改变学校的领导体制，建立党支部或党委。从此，学校的一切事务都被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即便是一校之长，也得由上级党组织任命，也得服从所在学校党支部或党委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校长本人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员。
党对学校的绝对控制权建立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对教师的大规模思想改造，实际上也就是对他们进行彻底洗脑。共产党刚接管学校时，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所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员，他们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距离共产党的要求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党当然不可能放心让这些满脑子所谓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但要把他们统统赶走又不现实，毕竟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还不得不用。为了用得放心，当然就要给他们洗脑，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世界观，接受共产党自己的那一套。
与此同时，一套革命化的全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也逐渐建立了起来。既然要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当然就不能用所谓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去教育学生了，就必须将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全部推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另起炉灶。
教学内容的革命化首先体现为政治课的开设。这门课讲述的主要内容是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但凡是共产党国家的学校，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开政治课的，从小学直至大学甚至博士博士后，只要你是个学生，你就得上政治课，区别仅在于不同的学习阶段学习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在共产党国家，政治课被称为“德育课”，在“德智体”三者中，被置于首要的位置。不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而且还得学好。一旦政治课考试不及格，那就不是一般的成绩不好的问题，而是思想觉悟差的大问题了，严重者甚至还会因此升不了学或毕不了业。
当然，共产党的学校也保留了文化课。但即便是文化课也无一不充斥着大量的政治内容，甚至连数学课都不例外，这一点可以说跟纳粹时代的学校完全相同。
就以大陆的小学课本为例吧。翻开1949年之后官方编印的第一套语文课本的第一篇课文，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齐来歌唱：太阳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大都如此，开篇通常都是歌颂毛泽东的溢美之词，课本中更是充斥了大量美化毛的文章，如《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50年代后期的课本选材多从政治角度考虑。如在大跃进期间，人教版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课是这样的：“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到了60年代，随着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课本也变得满纸都是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政治路线的。”这是60年代中期编写的小学三年级数学课本第一课的课文开头。不仅如此，这本课本的每一页都在讲阶级斗争。一道数学练习题的标题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题目先要上一段政治课，然后用一段很大的背景材料：“在万恶的旧社会，土地大多数被地主、富农霸占着，广大的贫苦农民没有土地……”足足一页的政治课内容过去了，才切入到正式的数学问题：家里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粮食，要给地主交多少租，借了多少高利贷，过了多久就翻了多少倍……
最荒唐的是70年代，所有课本几乎都变成了政治工具书。打开文革期间出版的每一本课本，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每一课的开头都是“最高指示”，封面大多为毛泽东像，毛的语录占了课本的大部分内容，完全像一本“红宝书”，也被称为“红色课本”。到了文革后期，中国不再设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也不使用统一的教材，组织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定课程，自编教材，课本内容越来越“革命性”，片面地强调联系实际。如上海、辽宁等地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改成了“工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生产知识”等；物理教材简化为“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材简化为“三大作物”（稻、麦、棉）等。（注11）
与纳粹一样，共产党国家的学校教育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听话”教育，盛行的是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不但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遭到排斥，他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更是备受压制，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有现场的标准答案摆在那里，文科教学更是如此。什么是好老师？好老师就是教出来的学生能够把党的理论和书本上的标准答案背得滚瓜烂熟的人。显而易见，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都是听话的“好孩子”，党的教导记在心，党教干啥就干啥。党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接班人。
在任何时代和国家，教育都是关乎未来的千秋大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权的存亡兴废。共产党和纳粹显然深知这一点，所以它们上台后始终把教育大权牢牢地抓在手中。在它们控制下的学校，年轻一代彻底丧失了自由成长的空间，日复一日地遭受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制洗脑，正常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乃至扼杀。说穿了，这样的学校已完全沦为了生产政治炮灰的流水线，当年那一个个令世界为之惊骇的小毛泽东小希特勒，不就是从这条生产线上被源源不断地打造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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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三帝国的兴亡》354页
注2：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三帝国的兴亡》353-354页
注3、注4：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373页
注：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371-372页
注6、注7、注10：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371页
注8：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372页
注9：见筱敏《这一代以及那那一代人的理想》
注11：见《60年小学课本进化史》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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