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时间之长，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毛认为自己比秦始皇厉害得多(毛曾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抗了四万六千个儒。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事实也的确如此。
一般认为，毛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主要缘于政治的原因。知识分子不似工农那样易于狂热和盲目服从，他们拥有知识愿意独立思考，喜欢提出异议，敢于为民请命据理力争，这些特点都是对于中共政权的威胁，所以必须时刻防范并压制他们。
但是实际情况好像并非如此。中共建政以后不久就发动了一波一波的运动，不断整治知识分子，经过多次残酷的思想改造，特别是1956年大规模反右和其后的严厉镇压，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打垮，老老实实地跪下来请求宽恕，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遑论威胁中共政权了。
但是毛拒绝宽恕。在后来的文革中（虽然另有其他政治目标），仍然没有放过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不仅关闭所有学校集中批判全体教师，斗倒斗臭不让抬头，而且驱赶大批专家学者大师权威住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甚至扫街挖粪充当劳役，知识分子坠入了社会的最底阶层，人人可以得而辱之，几乎像狗那样低贱。对于一个早已低头认罪请求宽恕的弱势群体，仍然如此残酷打击几欲置于死地，而且扬言七八年再来一次，想必不仅只是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而是另有其他原因。
社会边缘人的概念或许可以解释毛泽东的极端仇恨知识分子的作为。
作家余英时曾经指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文史、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
余氏的话大抵不错，不过从青年时代的经历来看，毛泽东主要还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边缘人。除了毛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学校教育，学历不高以外，当时西风东渐，主流知识分子大多具有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但毛始终喜欢古代历史文化线装小说，从中汲取权术之道，对外国兴趣一直不大，而且毛氏也没有出国留学和考察（当时十分流行），活动范围始终囿于长沙一隅，少见世面，显得孤陋寡闻，浓重土话也难与人沟通，这些都使青年毛泽东处于那个时代的文人主流之外，没有多少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家柏杨亦曾指出，社会边缘人游离于主流之外，属于弱势阶层，受到相当的歧视和冷待，由此心怀不平和仇恨，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往往有一种针对主流社会的报复心理。
毛在1935年遵义会议掌权以前，也曾尝尽左翼主流知识分子的歧视和羞辱。
毛在回忆1918年在北大时写到（时毛已25岁），“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另一则同代人的回忆说到：毛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李大钊不在时，张申府是毛的顶头上司，一次要毛抄录一份目录，结果毛全部抄错，张要求毛重来，毛从此记恨在心，这就是为什么张在中共党史里销声匿迹的原因（张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毛同胡适攀关系，可惜胡听不懂湘潭话，毛认为胡适瞧不起他。一次后来当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来图书馆借书，不知为什么同毛争吵起来，傅气得打了毛一个耳光。
毛曾经出席1921年中共的一大，被捧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实际上中共早在1920年就在上海创建，1921年毛泽东还不是一大正式代表，只是一个列席人员或工作人员。据一大主持人张国焘回忆道，当时毛氏满口湖南方言，没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个被冷落的旁观者，聆听其他知识分子高谈阔论，自始至终好像不存在一样。陈独秀后来也回忆道，毛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则甚低。
毛占据井冈山成立江西苏区时，曾受到过项英、周恩来、洛甫等中共中央要人的先后指责、排挤、压制，不仅将由他辛辛苦苦创立的江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全部夺去，还被王明博古等留学苏俄回来的人讥笑为“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只会抱着三国演义的土包子”，“只懂打打游击”，是“农民意识”“富农路线”“流寇主义”等等。
这种年轻时代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屈辱经历，可能使毛终生引以为耻，因而掌权以后就产生了一种强烈打压主流知识分子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喜欢看知识分子流血，看知识分子痛苦，看知识分子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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