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王恩明一直在掰着手指期待退休，因为按照他的工龄，退休以后大约每月可领到1500元左右的退休金。而王恩明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只是这个数额的一半。
但经历过多次失业的王恩明依然非常珍惜现在这份来之不易的交通协管员工作。
那个说不清的年代
1970年，王恩明毕业于家乡天津市红星中学，拿到初中文凭的王恩明在毕业的第二天，便跟随全天津市的应届毕业生响应当时的“上山下乡”政策一起来到了大西北。
激情满怀，浩浩荡荡。清一色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哪里最荒凉、最偏僻，荒无人烟，就往哪里钻。
按照当时的政策，王恩明来到了内蒙古的河套平原（今巴彦淖尔市）。一边练兵以备战斗，一边垦荒。
王恩明说：“那时候叫兵团，基本类似于军事化的管理，练兵还是主要的，因为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正紧张。”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恩明所在的兵团也即将撤离，于是兵团战士的去向和安置问题成了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
“因为都是20刚出头的年龄，已经开始独立生活。一时间，返乡、进城、调动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瞬时每个人因为未来的出路问题慌乱起来。”王恩明说。
虽然王恩明说那时并不存在“就业、失业”这样的词汇，但与他情况相同的大批年轻人对未来的慌乱不亚于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大军。
当时，返城的条件很苛刻：在当地已经成了家的不能返城；已经找到工作的不能返城。返城要托关系，而且要抹掉以前的工龄。
王恩明说：“其实，从1970年我们从天津来到内蒙古开始，就已经计算工龄，但是后来返城政策规定，要是申请返城就要放弃这六七年的工龄。就这样还是有很多人放弃了，因为大家想回家。”
到目前为止，王恩明并不知道自己选择的路究竟对不对。“一切都不好说，不管回天津还是在呼和浩特，很难说在哪里会生活得更好。”王恩明说。
王恩明之所以来呼和浩特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妻子。他和妻子是1974年在兵团工作时相识并相知相恋的。因为妻子的家在呼和浩特，返城高峰来临时，王恩明为了跟妻子生活在一起选择了工作调动，即申请从巴彦淖尔盟调到呼和浩特。
王恩明说，“其实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不仅要托关系，还要事先找好接收单位，托关系最起码是团级以上的关系。”
经过努力，王恩明最终达成了心愿，跟随妻子一起去了当时的呼和浩特市牛奶厂工作。“不仅带走了六七年的工龄，还有了新工作。”王恩明说，“在当时我是比较幸运的。政府并没有好的安置政策，想回家？想返城？可以！不仅要放弃工龄，回城后的工作还要自己找。那么多人工作怎么找？于是，很大一部分人成了待业青年。”
如果问王恩明有什么技术，王恩明会非常尴尬，因为从1970年来到内蒙古至今，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但王恩明说，他并没有做过什么有技术含量的活。真正学文化学技术的时代全部浪费在了那六七年的练兵、垦荒上。
在牛奶厂养奶牛直至1981年，奶牛场的效益越来越差，王恩明不得不考虑换一份工作，“那时候人的思想比较单纯，没有什么送礼、受贿之类的想法，从这个厂子你想去那个厂子，就托个能跟领导递上话的熟人一联系，大多数都能如愿。”
1981年王恩明离开了牛奶厂，进入另一家工厂开始了新工作。
在随后的几年里王恩明一直在不断地换工作，但最后还是没有逃避下岗的命运。下岗后的王恩明，曾经尝试着办过工厂，做过生意，但都没有成功。
“那时候哪像现在的大学生呀！最起码有学历、有文凭，有许多单位招聘。我们年龄偏大，一没文凭，二没技术，想为社会做点贡献，都没地方要你。想学文化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能学技术时碰上了‘上山下乡’，好不容易有份工作偏偏又遇到‘国有企业改革’，我们这一代真是颇为倒霉的一代。”。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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