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和日本打了中日有史以来第一仗──白江口海战，日本大败。这一仗保住了朝鲜半岛近千年的安宁。日本被大唐揍，其实是因为高句丽而顺带挨了一拳。
朝鲜的“三国时代”
大唐建国之初，朝鲜半岛上正在上演“三国演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鼎足而立。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基本看高句丽、唐朝和日本的脸色行事。
对于唐朝来说，朝鲜半岛的混乱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在隋代，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虎头蛇尾。第一次文帝杨坚派遣三十万大军征讨，大军尚在中途，高句丽王高元就吓得遣使认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炀帝杨广的三次征伐也是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倾尽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成功，却被山东人王薄一首销魂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搅了局。
一代英主李世民即位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继续恶化，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外交态度强硬，经常纵兵扰乱边境。大唐帝国可不是只会“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的“鸡的屁（GDP）大国”。平定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突厥后，成为各族"天可汗"的李世民，很快腾出手对付这个不驯的高句丽了。
公元654年，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病故。这个梁子算结下了。
日本为啥扯进来？
前文说过，日本人对近邻朝鲜半岛一向虎视眈眈。新罗和百济两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国力弱小，加之和日本最接近，所以对这个强邻一向敬畏有加，一度被迫向日本朝贡。不过，新罗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不得罪日本，一方面积极向大唐靠拢。这种外交上的变化激怒了日本人，有一次，新罗使者身着唐服出使日本，竟然被乱棍驱赶出境。
唐太宗攻打高句丽时，百济趁火打劫，抢占了新罗的十几个城池，日本也觉得是个瓜分新罗的好机会，所以加强了和百济的“通好”，等到高句丽从唐朝攻打的困境中脱身，也把矛头指向了新罗。亲唐的新罗，一下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
公元655年，唐高宗──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位时期，新罗受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的联手进攻，一连被夺去三十三座城，新罗王金法敏紧急遣使到唐朝求援。新仇旧怨加一起，李治决定一揽子解决朝鲜问题。
李治派出了十三万大军援助新罗，讨伐百济。统帅是时年69岁的左卫大将军、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
在《说唐演义》里，苏定方被描写成一个卑鄙之人，真实的苏定方其实是大唐的无敌上将，北伐突厥，西征葱岭，东讨百济，《旧唐书》载：“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公元660年3月，苏定方统率水陆大军近十三万，战船1900艘，加上五万新罗兵，一共十八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直捣百济。百济兵在熊津江口（今韩国南部锦江口）据险抵抗，苏定方亲率精兵渡江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乘胜直逼百济都城俱拔城（今韩国全州）。离城20里时，“贼倾国来拒，唐军大战破之，杀虏万余人，追奔入郭(城)”,逼使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弃王位而“奔于北境”。唐军遂继续进军，围困其王城。此时由于城内百济王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引起皇室内讧，百济王嫡孙扶余文思引本部向唐军投降，唐军登上城楼竖起大唐旗帜，扶余泰只得开门投降，随后百济大将祢植又押百济王扶余义慈来降，太子扶余隆见事已至此，只好率各城守将请降，于是百济平定，被分为六个州。
苏定方押解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太子扶余隆等人，回东都献俘，留下大将刘仁愿镇守百济旧都泗沘城，王文度任熊津都督，安抚百济旧部。唐朝大军一班师，百济的局势就变了，大将王文度渡海时病死，百济旧将福信召集余部叛唐，并遣使到日本求援，献唐俘一百余人，以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
当时日本的齐明天皇是个60多岁的老太太，执政的是她儿子──皇太子中大兄。中大兄不甘心日本的势力就此在朝鲜半岛瓦解，又看到鬼室福信献来的俘虏，觉得唐军不过尔尔，于是开始全国总动员，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率领三万人马准备渡海作战。不料大军才到九州，齐明天皇染上瘟疫一命呜呼,出师不利。中大兄素服稱制，先发兵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鬼室福信将王子丰迎入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附近），即了王位。
在日本的出兵增援下，百济的复国势力越发壮大，反而将刘仁愿的部队围困在泗沘城。
刘仁愿遣使向大唐朝廷告急，李治想起了一个人，立刻诏令，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家境清贫，因隋末战乱，闲居在家“恭谨好学",算是个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人。唐初他只是做过地方小官和政府属官，以刚正闻名，但并无领军打仗的经历。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苏定方讨伐百济这年冬天，李治命大将李勣出兵高句丽，时任山东地方官的刘仁轨负责监统水军，不巧，出海遭遇风暴，未按期到达，因此被免职。李治下令刘仁轨“以白衣随军自效”。——就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随军效力。
因此，这次乃是刘仁轨第一次带兵出征，但军容严整号令严明，登陆朝鲜第一战，唐军与新罗军队联手出击，百济军“溺死者万余人”,百济旧都之围遂解。
这时，百济内部发生内讧，百济王扶余丰杀掉了复国功臣福信。在刘仁轨建议下，大将刘仁愿、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兵，刘仁轨自己，带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开往白江（白江即今天的韩国锦江，当时又称熊津江），水旱两路进攻百济叛军巢穴周留城，百济闻讯慌忙向日本和高句丽求援。
白江口海战
中大兄立刻倾全国之兵渡海作战，大军从白江口登陆，正好碰上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师，一场大海战就此爆发。
白江口海面上，两支舰队在武装对峙着。这种不期而遇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是被动的。面对头上梳髻、手持长弓的倭人，身经百战的大唐士兵没有任何惊异，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强悍的突厥人、吐蕃人、高昌人、高句丽人战斗过。
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唐军170艘战船，二万人（含新罗兵五千），大唐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轲、游艇、海鹘等小型船，特别是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日军1000艘战船，三万二千人（含百济兵五千），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6倍。有不少历史文章都认为日本战船很小，其实这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支水军是一支兼具大小船只的混合部队。并且小船在江水中作战未必没有发挥优势的余地。
双方数万之众，在这片并不开阔的水域苦战了两天之久，可以想像战事的残酷。两天之内，双方经过连续四轮接战，日方四百余艘船只惨遭焚毁。在《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说起来，大唐盛世可不是吹出来的，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对外战争也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就连以一人敌一国，几乎灭掉天竺的使节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那个名将璀璨的时代，只能让今人仰望感慨。
通过朝鲜和日本的史料，我们大致了解到白江口之战的过程。
倭济水军利用己方大小船只兼备，小船行动便捷的优势，在不到入海口的狭小区域内首先对唐军发动主动攻击，以避免唐军舰船发挥出海入江之后的优势。但苦于唐船高大，仰攻十分被动，很快被唐军飞蝗一样的弓弩射退。
尝到唐军的苦头后，日军将领并未吸取教训，“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日本书纪》）。
刘仁轨见日军贸然来攻，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日本书纪》）。朴市田来津是日军勇将，只不过“嗔杀数十人”的记载太多简略，不知道是杀的唐兵还是自己手下。
对于庐原君臣所部驰援盛况，《日本书纪》记载：“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但日本一代名将庐原君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长途跋涉，经海由陆，带来的整整一万日本青壮男子竟是为了赶上这趟死亡之旅。
战争到了最后，战场转至江水入海口一带，倭军船队被彻底击垮。倭济联军舰队中的主力部分从西元660年就开始建造，最初的船坞地点在今日本静冈县，前后共花费四年时间。在这场战争中毁于一旦。
在岸上，倭济陆军也被唐罗联军击败，“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
中日史上第一战，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日军400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士兵溺死无数，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兵，惶惶逃回日本。
因倭济联军主力已在白江口遭到毁灭性打击，周留城守军完全丧失斗志，周留城里的百济王丰闻风丧胆，趁乱逃奔高句丽，在城中苦撑的百济王族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率众投降。先行登陆的一部日军则彻底丧失了斗志，各自寻船逃生：“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大唐帝国顺利灭掉百济，五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唐高宗任命百济国末代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诏刘仁轨将兵镇守百济，孙仁帅、刘仁愿还朝。由于扶余隆不愿赴任，刘仁轨转任检校(代理)熊津都督，暂时成为大唐在百济的最高军政长官。
大唐气象
大唐气象之所以在高宗时期得以延续，并承前启后，从刘仁愿将军归朝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得出其原由。
刘仁愿回到京师之后，高宗皇帝问他：“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怎能有这般的本事？”
刘仁愿不可能不清楚，前方大捷回京面圣之日，也是论功受赏之时，但他却这样答道：“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力所能及也。”
高宗皇帝很高兴，遂加刘仁轨六阶官，并正式授之为带方州刺史(此前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即代理)，还在长安城里为其建造了一处大房产。刘仁轨的妻、子也都得到了赏赐，远在海东之地的刘仁轨在不久之后还将受到上谕嘉奖。
站在一旁的上官仪说了句公道话：“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此后，百济旧地即大唐熊津都督府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刘仁轨已六十三岁，他在熊津都督任上尽心尽力，走下战马的将军致力于将百济旧地经营为一片沃土。
他下令军民收敛骸骨，并由官方出面公开祭祀所有亡灵；并制定详细计划“修录户口”、“整理村落”，使普通百姓具有基本的安居之所；他还一改百济原有的方、郡、县行政体制，重新编为府、州、县，与大唐内地行政序列保持一致性，“署置官长”，在各级行政体制的位置上，有百济人也有汉人。更有诸如“开通途路，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等具体的战后重建措施。而“立唐社稷”、颁示正朔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供奉大唐社稷，则意味着遵大唐正朔，这充分说明此时大唐对百济旧地所进行的管辖是直属性的，已经不同于羁縻州序列。
刘仁轨的努力效果明显，短短几年之内，“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其战后重建工作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支援。
日本国内，则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大唐帝国非但没有进攻这个岛国。反而派出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抵达九州候命请见日本尚未正式继位为天皇的中大兄。
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中大兄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
遣唐使
不过，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没有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着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遣唐使部分航线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责任编辑：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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