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4年04月08日讯】不止一次，我在中国当代企业家的言论中读到了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从柳传志、任正非、到宗庆后、孙大午等等知名企业家无不是这位领袖的忠诚信徒。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史玉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头号粉丝，90年代他在经营巨人集团时，曾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级总经理都改称“方面军司令员”或“军长”、“师长”。而那位曾经极具争议的“巨富”牟其中更是毛的坚定拥护者，在谈到这位伟人时甚至会“眼眶泛红”。他不但在外表上模仿毛的发型，还特意到长江“中流击水”……可以说，在这一代企业家的商业理念和思想性格中，都有挥之不去的毛泽东情结。

当然，这和企业家们出生、受教育的年代有很大关系。当下中国知名的企业家当中有不少出生于50、60年代，正好赶上这个国家封闭自固、搞个人崇拜的历史时期，从他们当时所能接受的教育和普遍社会观念来看，把毛泽东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舵手、导师、领袖是十分正常的事。我们知道，人在幼年时期形成的观念通常会潜移默化、伴随一生，当这些成长于“特殊年代”的年轻人日后成为企业家，他们自然有了充分的自由去表达他们对这位伟人的崇敬之情。就个人经历给予那一代人的教诲而言，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没有人的地位比毛泽东更高。

不过，当我们顺着企业家的出生代际和中国企业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梳理、思考下去，会发现企业家对毛泽东的崇拜并不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么简单。在书店的财经类书架上，“毛泽东思想与企业管理”、“毛泽东思想与商战”之类的书籍为数众多。有不少企业家也确实是把毛泽东思想，尤其是他的军事思想运用到企业的治理当中，据说还卓有成效。不少人宣扬的企业“长征精神”、市场战略的“农村包围城市”、公司的“军事化管理”之类企业管理思想看上去似乎很像那么回事。

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一帮做生意的商人和企业家们热衷于讨论战争和军事思想，并且依靠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赢得了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下的第一桶金，这似乎暗中说明了至少在某一阶段，中国的企业发展环境和1949年前军事势力割据时期的中国有某种相似之处。否则，这种依托于军事思想的商战策略如何得以奏效呢？

军事斗争讲求的是兵不厌诈、不择手段，目的是为彻底消灭对手，而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们在中国市场掘金的过程中，似乎也体现了这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这把“和尚之伞”下，遮盖的是企业家们在改革初期迅速崛起所带有的“原罪”，也正因为有了可以“无法无天”的军事斗争思想，这种原罪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市场的默许。

如果把做企业仅仅理解为抢地盘、搞割据、整垮对手、迅速为自己积累财富，那么这样的解读我认为是偏离现代企业精神的。如果企业的竞争是一种类似军事战争的竞争，那么竞争的结果只能是破坏，并不会让整个社会的幸福值上升。然而，中国企业家恰恰最喜欢讲军事斗争思想，此外就是企业的“狼性文化”。市场被比喻为饿狼厮杀捕猎的杀场，顾客则被类比为羊。如此“异类”的思想在西方企业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某位欧美的企业家总是把自己比作战争执行者（军事家）和捕食者（狼），他的言论必然会受到舆论的大力挞伐，恐怕股民们也不会意购买这家“另类”企业的股票。

正本清源。作为现代企业的发源地，欧洲人和美国人又是如何看待企业和企业家的呢？如果说中国的企业文化的关键字是“军事思想”和“狼性文化”，那么欧美的企业关键字可以被缩写为一个单词：匠人（craftsman）。

欧美现代企业的第一次黄金发展期大致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当时，重商主义保驾护航下的殖民地公司逐渐不再是社会主流，经营制造业的公司开始兴起。一个由自由贸易打造的世界使得教育、科技、工业、现代政治、商业等领域均获得长足的发展，一大批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优秀企业在这个时期涌现：北美洲有通用电气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陶氏化学、杜邦公司、宝洁公司等等，欧洲则以西门子、桑斯博里、飞利浦公司、拜耳公司、博世公司等企业为代表。虽然这时出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企业，但很有趣的是，许多企业的主管者们，在商业上对自己最高的要求并不是高大上的军事思想、纵横捭阖，而是低姿态的“匠人精神”。

所谓的匠人精神，实际上是指对于技术和产品的崇敬。在《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一书中，商业史研究者肯尼斯·霍博甚至认为它源于基督教清教徒的宗教情怀。尤其在北美，在垦荒时期最受尊重的职业是手工工匠。没有匠人们制造的产品，北美最初就完全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工匠和技术工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同时期的中国所不可想象的。看看那些干“工匠”手艺的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潘恩实际的职业是个胸衣匠，富兰克林则是一名印刷工，杰斐逊开了一家钉子工厂，他自己也做得一手好钉子……从政界到商界，凡事亲力亲为、重视制造技艺从一开始便是美国人的一种身份标识。霍博甚至认为，这种“匠人”的商业文化后来传遍了世界各地，其作用甚至不亚于传教士的布道。

在一个以“匠人精神”要求自己的国度，企业界毫无可能崇奉什么“军事思想”和“狼性文化”，而是更强调分工与合作。这并不是说企业之间没有竞争，但竞争的前提是以制造的技术和产品的品质说话，并且竞争本身也被置于法律的框架下。有了这种良性竞争格局，会逼迫企业不断在技术层面改进产品和服务，最终获益的会是整个社会大众，而不是仅仅肥了几个带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且制造出了一堆毫无技术含量的伪劣产品。

但也必须说，中国企业家对毛泽东崇拜最狂热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企业家的书架上多了关于韦尔奇、德鲁克、稻盛和夫等等的作品，他们经常谈论的事情也是听上去更“现代”一些的经营之道。无论“在商言商”多么受到公知们的批评，但那总强过企业家们成天在商言国家、言军事管理、言毛泽东思想的岁月。“言商”是时代使然，年轻的中国人对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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