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600万（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按各省官方提供的人口数据计算，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年为300万人，至196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同上）。用官方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由于城乡分割，大饥荒从农村到城市有一个时间滞后；农村形势好转到城市形势好转也有一个时间滞后。我将前者称为“顺向时滞”，后者称为“逆向时滞”。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我从县城中学考进了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2个月了。入校后，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说，1959年刚入校时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而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初，我回湖北，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条小街上，有卖小吃的自由市场，虽然食品质量不好却不要粮票。这种情况在北京是没有的，我们高兴地饱餐了一顿。1962年春，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用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
“顺向时滞”约十个月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政策是由在城市的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相对农村而言，城市的饥荒有一个时间滞后。大多数城市的饥饿晚来10个月左右，而首都北京时滞更长一些，大约有一年。农村大饥荒来临时，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纪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大批进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
农村比城市好转得早
由于1958年冬开始饿死人，1959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几项对农村放松控制的政策，有些地方实行变相的包产到户。1959年秋反右倾时，中共中央5月颁布的几项政策受到批判，包产到户受到打击。1960年大量饿死人，各地又自发搞起变相包产到户。为了缓解饥饿，1961年开始，各地又自发搞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农民称包产到户是“救命田”。有了“救命田”，农民自己千方百计增产粮食，农村粮食多了起来。1961年秋冬，多数省份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1962年更加好转，由于开放了自由市场，农村有粮食上市。
据1962年8月20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至5千斤，成交70%至8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是：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他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1961年冬到1962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自1953年12月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会议上说：“1.3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590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620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540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29.5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2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如果按全国平均29.5斤，再压3斤也对，再压4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个月算，就可以节约15.6亿斤粮食。”〔李先念同志9月10日晚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3年，农村粮食形势开始好转，但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水平还是很低，详见下表。
在今天看来，每月26.55斤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2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没有其他副食品的情况下，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的全部热量来源。下表是粮食部公布的数字：
实际上，各级政府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减少了一部分。如鞍山钢铁公司重体力劳动者的口粮定量只有27.5斤。（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情况报告》，1961年1月19日，吉林省档案馆，1961，全宗1，案卷233）
“逆向时滞”的效应
城市和农村的逆向时滞，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年4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跑了1700多人。石钢1961年1到4月上旬跑了845个工人。工人们对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中央转发谷牧同志“关于迅速克服工人私自离厂现象和巩固工人队伍的意见”和贾步彬同志的信》196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38号）无独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
在逆向“时滞”面前，城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立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12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1961年底，已办起了30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21705亩，收获饲料、粮食127.4万斤，蔬菜253.4万斤，养猪4632头、牛659头（其中奶牛492头）、羊1066只、鸡38600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此时已能自给。公司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厂矿企业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情况的报告》，1962年1月20日）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以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的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职工家属参加自给性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1962年11月9日）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6%～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30～50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就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乡人口共1800万人，减少职工1700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000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1962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作者系文史学者、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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