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传统教育历来重道而轻术,因此每为今人所诟病,以为此中国所以于近现代落后于世界之原因。而此种论调大概是五四以来就已有造端。殊不知,这实在是出于对“重道”的不解与对“轻术”的偏见。今者不妨就“重道”与“轻术”于吾国传统教育浅析一二,庶几可以为今人鉴。
道德之教
道者,有广义之道,有狭义之道。广义之道,虽老子亦说不知其名,虽佛陀惟叹其大无外,又岂为常人所能窥之。而狭义之道,老子以“无”论之,佛陀以“空”论之,孔子以“教”祖述之。换言之,儒释道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体,释家与道家是出空入无的论述道的玄妙境界,教人悟道,得道;而儒家所展示的则是道不远人,无所不包的一面,教人学道,遵道。
所以说,以儒释道文化传承为内容的吾国传统之教育,根本上讲就是道德之教。而其中,儒教因以入世间为致学基点而于历史发展之中影响至大,所以孔子自大唐太宗皇帝封其号为先圣,又历经有宋,尊为玄圣,及至有明,尊为至圣,哪怕蒙元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亦尊其号曰大成至圣,其年愈久,其号愈尊,而康熙大帝更手书万世师表之匾额悬于孔庙,以贵素王之尊,以褒孔门之教。
术业之学
术者,有类今人所理解之专业技能。不学则无术,学则术业有专攻。而术在孔门之教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孔子教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乃知孔教的核心是道,而末节则为艺。所谓艺,也就是各种学问或科目,其内以道为规律,其外以术为表现。可见,术于孔门之教中,则又末节之末矣,而今世教育重于技术之研习的普遍状态,亦不过孔教末节而已,与吾国传统教育之大义相去甚远。而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以为人师者,如今也只是授业、答疑,几无“传道”之作用。
重道与轻术
明确何为道,何为术,则不难理解吾国传统教育为何重道而轻术。所以重道,是因古人以道为根本,一切从根本入手,万变不离其中。所以轻术,是相对于重道而言的一种形容,对术的学习皆以对道的领悟为基础,为准绳,为归旨,从而有的放矢,从而不断进境,从而技通乎神。
所以,古人轻术,非但不是现代人所以的夜郎自大或菲薄科学,相反,却是真正的术业之学。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一直以各种学术,技术,艺术而领先于世,所谓四大发明者不过万中之四者而已,而吾国之铸造业,丝织业,印染业,农业,水利,建筑,诸多艺术门类,成就之辉煌,直至三百年前仍让世界为之引领。
教育危机与转机
至于此后三百年间,吾国术业之学的不进则退,却恰恰是因为此间教育之政对道的偏离,乃至抛弃!时至今日,中国之学堂已沦为政治洗脑基地,而中国人走过了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代,走过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走过了负笈远游,海外镀金的时代,回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学堂在与政治洗脑并进的应试教育之冲击下,连术业之学也谈不上,更遑论道德之教!而今日教育危机之种种足见舍道德之教以为空言,重术业之学以为实用,实在是一种误人误国的短视,久之连学以致用亦成空谈。
然而,古语云: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吾国文明臻于盛极的北宋,大儒们提出“明体达用”,可谓是吾国传统教育之总结。所以赵普自谓不知书,而能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胡瑗使弟子先学《素问》,待其洗心向道,方取圣贤之书次第教之。这些故事今人读来,未免存疑,以为《论语》大抵修身之事,与治国之鉴相去甚远,《素问》不过养生之道,与致学之迳不相关涉。却不知古人读《论语》,学《素问》者,非是老死章句,拘泥形迹,而是探求其道,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能应机权变以达用。
故而今日致力于教育者,务求以道为本,以术为用,以文为辅,再立道德之教,兼设术业之学,而后可以致人才之盛,而后可以谈国运之数,而后可以言天下之治,而所谓民族之复兴,文明之传承,全在道德之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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