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和平的岁月
三、加入“先锋队”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参加共产党才能去领导革命。在全区工作走上正规后，机关即开始建党建团，目的是把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极积份子，吸收到党内团内来，以壮大发展革命有生力量。
在建党前，区政府各科局室没有科长、局长，通称负责人，同志间直呼其名，没有地位与权势之分。建党后一批入了党的同志很快走上领导工作岗位，称呼也就随之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变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告诉人们：“要当官就要入党，不入党就休想当官。“
爱国卫生运动使我一炮走红，派出所张所长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两人住一个寝室，现在就更无话不谈了。一天，他直白地向我说：“小黄，我真羡慕领导对你这么相信，有次开会张区委还提到你，要我们学习你雷历风行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工作精神。看样子你的进步会比我快，我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混个营级，你不出三年定是个县团级干部。不过，你要尽快解决入党问题，这次机关建党我第一个推荐你，今后你跑到我前面去了，别忘拉我一把啊！”
我谦虚地笑笑：“张所长，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全是为了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没有他们哪有我今天？”心里却在说，拍马屁是不是早了一点？
“是呀、是呀！我和你一样，都是贫苦人出身，为报恩才来革命。但如果能凭工作能力当上官，又为什么不当哩？”张所长是个直率人，说话做事从不遮遮掩掩。
我笑笑，无言以对。
隔不了几天，区委通知我回机关、组织部长肖柳和我谈话，于是我正式写了入党申请书。接着，潘清雍、袁忠智、王琴玉等十三、四个人都写了。为了审查每个人历史和工作中的表现，机关团支部出面邀请各科室代表人员，对每个申请入党的人进行认真严格的鉴定。办法是先由申请人在会上作自我介绍，介绍内容包括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工作表现、优点缺点，以及为什么要入党等。
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王琴玉在介绍中说：她在裕华纱厂当女工时，曾被工头奸污过。我一下木然了，对她有过的美好印象顿时消逝净尽、她在我脑海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管我们两人都在会上一致得到通过，但自此再没有以前良好的亲密关系，好像友谊平添了一层隔膜，又像飘起一层薄雾，甚至工作上也有了别扭。
她多次找我，我总是说工作忙、没时间想其它事。其实，这是中国大男人的封建主义思想在作崇，女人的贞节是择偶的一个重要价码，同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入党会上公开自己的隐私，谈这些与入党有什么关系？于人于已又有什么好处？
在我迷惑中，姚红菊向我耳语道：“黄主任，她编的，你怎么相信了？”
我不解问：“她为什么编这些脏事？”
姚红菊神秘兮兮一笑：“想表明自己苦大仇深嘛！叫组织相信。”
我哦了声，再没说什么。人啊，难道为了入党什么廉耻也不要了吗？
全区一共批准了12名党员，都有候补期，有的一年，有的半年（大约六十年代后才改为预备期）。这批新入党的党员，很快提拨到领导岗位，大则局长，小则科长，不知什么原因我原封不动？那些提了干的同志有的工资连升两级，有的换上呢料制服，说话做事都有了架子，显得一副当官的样子。
我思想上有了压力，表现得不自然。李捷区长发现了苗头，对我进行教育说：“黄牛，你还小，目前最需要加强锻炼，再有你文化水平低，怕你占在位子上挑不起，组织上是有考虑的”。
我口上应着，心里却不痛快，认为对我不公平。巧好，我要好的朋友陈智远当上民政科长后（街道办事处归口在民政科），老在我面前指手划脚，惹得我顶他一次：“你别给我摆谱，老子至少出身比你好。”
弄得他在人前下不了台，反映给李捷区长，说我不好管。李捷区长为缓和矛盾，又把我调回生产建设科，再次与老熟人潘清雍搭挡。
四、指挥农民种庄稼
成都平原田地多是油沙土，黑黝黝的，用手一捏都会流出油似的。再加上两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内河，干旱的西蜀一下成为富庶之乡。宝瓶口的都江堰千秋万世造福子孙，自此沟渠纵横，沃土千里，稻花麦浪，无饥无寒。庄户人家若需用水，只稍在堰坎上放上几块木板，不一会儿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窜进田畴，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有诗章的美，有管乐的声，故川西平原自古无旱涝之灾，家家户户无断炊之虑。农民世代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勤劳耕种，繁衍生息，谁去管过他们？谁去领导过他们？他们是最务实的人，最讲实事求是的百姓。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地改革使千家万户农民按人口分到了土地，自此再没有农户雇请长短工，也再没有吃栽秧酒一说。过去栽秧子一天吃五顿（两顿汤元或面食在工间加餐吃，中午晚上有酒有肉），薅秧子吃四顿（工间加餐吃面皮或稀饭），打谷子也是吃五顿（工间加餐两顿稀饭与胡豆，晚上有酒有肉）。故农村有句谚语“栽秧子是女婿，薅秧子是舅子，打谷子是老丈人（即岳父之意）“。现在这一切习俗没有了，各家各户守着自已分到的那几亩田土过日子，但农业上的活路又是集中在春秋两季的裁秧打谷，抡种抡收上。以前每到这些日子，东山一带（指简阳、资阳、乐至、安岳等县）农民，便成群结队来到成都各乡镇出卖劳动力，站在桥头任雇主择选（俗称桥市砣砣肉）。现在没人来了，农村便出现传统与习惯性的“换工“。可毛泽东和共产党总喜欢管闲事，非要学习老区的办法，倡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非要成立农业互助组。农民不接受，喜欢一家一户的单干，他们说：“什么组织起来？自已娃娃自已抱，自已儿子自已养。”
为了让农民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推广计划性的生产和科学种田，区里抽出大批干部奔赴农村，指挥农民干些”脱了裤子打屁“（即完全多此一举之意）的事。我和生产建设科的陈崇阳、徐泽昆扛着行李去到凤凰乡蹲点，抓秋收冬播。区委的老朋友“梦觉”和绰号“干豇豆”的女同志刘家惠等六七个人，合编成一个工作组，因大家都是年轻人，相互了解，没有小心眼，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凤凰乡政府设在凤凰山坡口赖家店街上。这是一条老街，十多家店铺三十多户人家，凤凰山机场距它不足两里路。成都人所叫的山，不过是个黄泥巴土坡坡，无树无林，满是冬水田和埝塘。山是泛红的酸性土质，只适宣种玉米、地瓜，且一下雨泥巴就粘脚，天晴则是坑坑洼洼的硬石头。乡政府有五名脱产干部，乡长、副乡长、民兵队长、民政干事、财粮干事和一名在编的炊事员。工作组加乡干部共十一二人，很是热闹。我是驻乡组长，代表区委、区政府工作，有点近似“钦差大臣”，什么亊都得向我清示汇报。
我不足19岁，是个黄毛未蜕乳臭未干的孩子，管的事却不少，大到全乡播种计划，小到农户向银行贷款都得过问。
工作组每天早晨起床自学，十点吃早饭，十二点后汇报工作，研究情况，布置第二天任务。下午四点吃午晚钣（两餐并在一起），饭后戴上草帽，拿上电筒、雨伞和一根打狗棍，各人下到各自所分管的村子，登门串户或找人开会了解情况，直到下夜两点才回到乡政府。我们这些吃公家饭、拿政府钱，回家可以睡到第二天八、九点，可农民鸡一叫就得下田干活。我们辛苦，农民比我们更辛苦，为了革命辛苦点又算得什么？所以老百姓当着我们戏言：“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而实际上国民党的税比起我们今天的税，恐怕连“小巫”也不够资格。
共产党做任何工作都是靠开会。这办法还真灵，无论宣讲政策还是贯彻什么新措施，从上至下都是靠开会解决，这叫“走群众路线”，又叫“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实则是假“多数”之名的一种专政手段，后来的反右、文革均是如此。凡是会上定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反对。其实，会上定什么，全是工作组在作决定。
那时学苏联，苏联是老大哥，一切照搬。国家无论做什么事，都讲计划，不仅工业生产要讲计划，农业生产也要讲计划，到后来生儿育女也要讲计划，不然何叫社会主义？计划来计划去，计划得没点个人空间。中央每年向各省上下达各项生产的任务指标，诸如播种什么庄稼？用什么种籽？施用什么肥料？行距、窝距多少？都有规定。省上又将这些任务指标下达到地市，地市再下达到区县，区县下达到乡和村，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周密详细，无懈可击，甚至镇反运动杀人也有计划指标，杀千分之几，抓右派也有指标百分之几……这就是学习“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的先进经验。。
说实话，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对农民无丝毫帮助，如果说有帮助就是不让他们睡觉。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与土地共生共长，懂得农活的规律和庄稼的变数，用得着去管吗？党和毛主席为什么喜欢管这些不该管的亊呢？派我们这些不懂农业生产的年轻娃娃去领导吃黄牙齿（四川话：年长牙齿都变黄，经验丰富）的农民种庄稼呢？真不可思议！而还美其名曰：献身革命！帮助农民克服“自私、落后、保守的狭隘思想”。农民当然难以接受，我们反而常常骂他们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要把上级所制定的生产计划贯彻下去，虽知道农民厌恶，但也得天天、夜夜召集开各种各样的会议，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总是无休止地开下去。开得农民捶腰杆，打哈欠，闭眼晴，直开到他们同意政府计划为止。这就叫“疲劳轰炸“，你顶得住吗？有次，高风村生产委员陈太山私下向我说：“黄同志，我真不明白，我们世世代代种庄稼，锄把把都磨光了，难道还不知怎样犂地、耙田、下种、施肥么？你们操这些闲心干什么？地里没收成，我们一家大小吃什么？“这话再实在不过了，可我认为他思想保守，没有科学覌点，只相信几千年的老套路，听后耐心地笑着解释道：“我们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农民起来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还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就拿种田来说，你们现在一亩田顶多产八百斤水稻，如果接照我们推广的密植法，亩产可以翻一番。”
他睁着两个饱经风霜的大眼睛，饶有兴趣地问：“怎么个密植法？”
我道：“你们一亩田才插五千棵秧，要是插上一万棵秧，产量不就上去了。”
他听后哈哈大笑道：“黄同志呀，发动群众斗地主，你比我内行，插秧打谷、驾牛犂田，我比你就内行。俗话说，稀插秧，穗满浆；密栽秧，一包糠。种庄稼就象女人生娃娃，不要以为干一次就生一个，那样满世界部装不下啊！”
我没有办法说服他，心里却暗喑骂道：“老保守。”
农民不敢公开抗拒开会，便采取软拖办法。土改时晚钣后一敲钟，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打着火把、灯笼，或披蓑衣戴斗笠，成群结队，嘻嘻哈哈，不出一袋烟工夫，就全集合到指定地点。现在鈡敲烂了也不来，如果来了就打瞌睡。你有什么办法？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立即改变方式，不再开村民大会，下到组里开会，你总得来。有天晚上，我和陈崇阳去到落凤村十组开会，等了两个多小时人还到不齐，我便去到一家一户叫。叫到一户姓刘的农民家，可叫哑了嗓子也不开门。
在我记忆里这是一家贫农，土改中很积极。一次我去访贫，他又送茶又拧毛巾热情极了，老伴还煮碗荷包蛋非得要我吃，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老不来开会。我来到他家门外篱笆前，见双门紧扣，房里没有灯火，便高声喊：“刘大爸，刘大爸……”
没人应，几条恶狗狺狺扑来，我只好挥着竹棍亮着电筒，左右防范，疲于应付。大约十多分钟后，他才亮着马灯，从篱笆里伸出一张没有表情的脸问：“什么事啊？半夜三更，有公事明天说吧。”
不待我表明意思，他就把篱笆门掩上了，气得我跺脚骂“忘本变质，好了疮疤丢了疼。”
在回归乡政府的路上，我向老陈谈及此事，他想了半天才说：“他们白天下地，晚上又开会，真够苦的。”
我道：“土改时，几个通宵通宵地开会不苦么？”
老陈的父亲是教书的，他自幼读了不少书，肚里有墨水，听我这么一说，先是笑笑，然后他才揭穿谜底道：“我没有搞过土改，不知道情况，不过土改不停地开会农民可以分到土地，现在不停地开会他们能得到什么？”
我急了说：“科学种田呀！”
他摇摇头说：“我父亲讲，农民比谁都精，也比谁更现实。”
在此天天开会的岁月，我却得到了人生意想不到的收获。自当了工作组长后，每周有项雷打不动的任务“向区委。、区政府写工作总结报告”。我文化低，怕提笔，可身为组长不能不写。当时有句流行语“干部怕总结，女人怕坐月”。
为了对党对革命负责，也是为了组长的尊严与面子，我决心学习文化。为了学好文化，起五更睡半夜，无论在办公桌前的油灯下，还是在来去的田间小道上；也无论晨曦初露的早晨，或是寒冷彻骨的冬夜，我都不停地看书写字，不停地抄誊诗词，还给自已定下一个死任务：每天必须认识二十个生字。怎么识？笨人有笨法，我把《新华字典》从第一页依次写在纸片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一路诵。记住的放在一边，记不住的再重复。如此反反复复，坚持不懈，不到半年时间，我竟能认识两千多个生字，终于摘掉文盲帽子，能写出一手流畅的、合格的总结报告，有时还向川西日报投寄稿件，被聘为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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