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五，我要活到“共产主义”
那两只讨厌的“苍蝇”成天都跟着我飞，挥也挥不去。每天晚上他们都守在我的门前，要不要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力自杀。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穿戴好衣服，刮净胡子，容光换发，一身精神，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活到共产主义，要过一过‘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日子。请你们告诉张秘书长，我问候他。”
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三差五一次大小会，逼令交待与流沙河、石天河、丘原、茜子等人的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渐次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妻子看见问：“烧它干什么？”我回道：“别留着害人。”妻无言，脸色越来越忧郁。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和他领导的反右五人小组，发现从我口里抠不出什么东西，又见我态度仍然强硬，便组织人拼命写大字报，竟然将大字报贴到我住家街道门前的宿舍走道两旁，花花绿绿有百多张。只要我上下班一经过，便有小孩子追着喊：“右派、右派，晓枫，黄泽荣……”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无法表述与回击，这些孩子并不明白事理，受政治空气在操控，就像污浊河沟里没一个干净的蝌蚪。一天，我在家吃饭，一群孩子竟然追进院子来喊，我继母动气了，认为欺人太甚，一边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边动手撕扯这些大字报，并边撕边骂：“你们做事也太欺人了，贴大字报贴在单位就够了嘛，哪有贴到别人家里来的道理？我儿子是右派我总不是右派嘛！……”妻子有点担心，怕这一撕惹出麻烦。我不言声，心里特高兴：撕，撕，撕，撕个精光，连报社的一下撕才好哩！可能他们也认为此做法理亏，那两个监视我的彭、杨极积分子也不敢上前阻止，无声无息地溜回报社汇报去了，不过此后再没人敢把大字报贴到家里来，看来做人还得勇敢一点。
报社反右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批判斗争火力转向新揪出来的右派杨蓓、陈泽昆、邱乾坤、苏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闲置起来。我便借这闲暇时间，大读特读各种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说全集》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陪伴着我苦闷的日子，知识填补着我空虚的心灵，它给我启迪，它给我力量。通过这些名著，使我更认识了眼前这是非颠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丑也在这里受到检验。想不到财贸组的王传生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扔来一个小小的纸团，我溜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这么一首诗：“不要气馁，不要失望，是金子永远闪光，是脓疱一蹶不振！”我心里一热，险些流出眼泪来。想不到这位平时从无交往的同志，能冒风险送来关怀支持。又一天中午我去厨房取饭，一位姓刘的炊食员见四下无人，竟然给我一大勺红烧肉，笑着小声说：“吃好吃饱身体好，放宽心想开点，”我默黙点头，以示感谢。
我独坐椅上，抱着高尔基的《人世间》冥冥地沉思苦想：整个中囯无处不充塞着利与害，升和沉的格杀，善与恶，美和丑的争斗。在这无情的格杀争斗中，胜和败往往取决于人的良知和灵魂的洁净。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它不但污染了社会环境也扭曲了人性，造就出一个一个的变态的“英雄”，又伤害了一个一个活脱脱的纯洁生命。这些“英雄”，这些生命，全是在这不见硝烟战斗中拼杀的结果。因此，每个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变成了一颗杀伤力极强的子弹，自已若要晋升提拔，就必须踩着对方的肩头或射穿他的心脏，不然什么也得不到。生与死，荣与衰，常常是一念之间。人，有生命有渴求的人，谁不趋利避害，谁又不为利禄奔忙？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无耻、最邪恶、最残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丑陋的灵魂调动起来，并贯以全新的、生动的、美妙的革命词藻，让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胆作恶。于是，卖友求荣成了“追求进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稳立场”，捏造陷害成了“靠拢组织”，告密检举成了“追求进步”，一切被亵渎，一切被颠倒，人世间再没有宽容、怜恤、同情、仁慈。于是整个社会、囯家、民族全沉论堕落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中。我曾经是这个堕落的追随者，沉沦的营造者，但在这个时候仍有人关怀我，看来人世间仍有未被腐蚀泯灭的良心，怎不使我动容！
八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妻往带着孩子去人民公园游园，突然发现几个面熟的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我搜索枯肠想了会儿，原来是1952年“三反运动”我在市税务局打过的“老虎”。那场近似玩笑式的运动早已结朿，他们也再不是“老虎”了，我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下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回避还是面对？我思虑片刻，大大方方走过去向他们深深一鞠躬，说：“同志，对不起，我当年把你们搞错了，特向你们致歉。”这几只当年的“老虎”有些蒙了，静了会儿，内中一人开怀大笑地说“晓枫同志，稳住，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错了。”不待我回答，他们一闪身加快脚步离开了。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错了……”
全国反右斗争在“毛伟人”的亲自领导布署下，取得了可喜的局面，除一些民主人士、名专家、名学者纷纷落马外，运动忽然转向党内。一天，张烈夫总编辑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态度极好地教育我一番说：“小黄，对错误认识得怎样？不要悲覌嘛，只要能下定决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样会有前途。”
张总编辑是我1951年在市郊和平乡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后又是我在三区工作的区委书记，他曾在煤油灯下手把手地教过我的识字，我也曾扛着枪保护他下村的安全，一年前他出任日报总编辑又调我来文艺组作编辑。用他的话说，我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可他没有保护我，照样把我定为“右派”。后听人说，他想保，保不了，上面早早发下话：“晓枫支持流沙河《草木篇》，又参予茜子‘斐多菲俱乐部’，是个‘极右分子’！”有什么办法，到哪座山唱哪支歌，别人也有儿有女啊！
“我天天在思考，为什么自已会成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着他那张似笑非笑深不可测，刮得光光的脸。“这就对了！”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突然话锋一转说：“你和叶石部长关系不错，他召开的几次鸣放座谈会，你是参加者。他在会上是怎样动员大家发言的，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
我骤然感到：上面要揪叶石了。叶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市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口，不但有文化水平，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对人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领导干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词说：“叶部长没说什么呀！叫大家鸣放不能远离‘双百’方针。”他见我口风紧，只淡淡一笑说：“也没什么，上面叫问一问。”
当夜回家，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妻子。妻不相信说：“不可能啊！昨天叶部长还在市府大礼堂，向全市小学教师作报告，动员反右斗争。”果不出所料，一周后，叶石部长在全省党代表会上，被省委书记李井泉亲点为党内“大右派分子”。40年后才知道有两个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来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书记关系不好，1957年3月上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去看望中央一位老领导，出门恰遇李井泉也上门来拜望。李心虚，怀疑叶石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他的问题；二是，他说李井泉未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反右斗争的指示，只有六条划右派的标准，而没有不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提供这个材料的人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守愚，也就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亊》作者张戎的父亲。当然，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听领导话的人。
全国不断抓右派，右派也在不断升级，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从思想意识形态变成了反动分子。我们逐步感觉到它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运动，看来结果会不妙。因此单位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加温，开始还一边工作一边反省，后来只反省不再工作，再后赶到报社印刷厂去撤铅版打杂，再再后是集中学习不准回家。有什么办法，应了古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既然是圈进鉄笼子里的牲口，就等着屠夫的宰杀吧！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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