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人老了总愿意回忆；就是坐监狱的往事也令我神驰。我行年七十有七，有幸64年中都是在共产党治下生活的。像党报常说的：在“伟光正”党领导下，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期间22年的青壮年时期是在劳改监狱中渡过的。坐共产党的监狱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愿意回忆它。
1957年共产党以本党整风之名，用“阳谋”的方法在知识分子中抓人，这一次给这批要抓的人起名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当时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因为犯了“右派言论罪”，戴上了右派帽子（注1）。共产党和政府（下简称：党府）“宽大为怀”，对“敌矛”右派，按“内矛”处理（注2）。我于1958年2月14日被抓进北京市第一监狱。从此，我在各个监狱辗转关押劳改了22年，到1979年8月23日才把我放出来。26岁抓进去，48岁放出来。用小流氓的话说，是“劳改油子”了。于是我成了劳教右派中“迎来送往”的人——迎后进监狱的，送先出监狱的。
党府对“右派言论犯罪”的劳改系列分为五个级别：劳动察看、监督劳动、强制劳动、劳动教养、劳动改造。从强制劳动那一级开始，动用警察看管之。比如稍后几年创立的北京天堂河农场，就是强劳农场，它的管理方式较劳动教养宽松一点。在北京，就是将你“解除劳教”了，也是“二劳改”（注3），在所谓“就业”队劳动，并不允许到社会上自谋职业。在党府意识中还是“社会危险分子”。
据我的经历所了解的，从关入监狱的级别看，对右派分子大部分是劳动教养一级，少数直接投入劳改（经法院判刑），或由劳教升级为判刑劳改。
从关入监狱的时间看，北京市市政机关、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高校中专学生、教育界、文艺界、工矿企业的右派们，凡是需要抓到监狱看管的，抓入时间，第一个高峰，大多数是在1958年2到5月之间，少数在5月份以后。经历的路线大体是三条：从机关学校抓到第一监狱（北京半步桥），再分别转押到①茶淀农场，或者②兴凯湖农场，或者③洮河农场。从人数上看，以转押到茶淀农场的占多数。北京市关入监狱劳改工厂农场的右派总数有多少，党府档案未公开，无从知晓。仅我所在的茶淀农场，在1958年9月右派集中到三分厂后，共编成了四个大队，约500余人。散落在其他分场未被集中的，估计不少于300人，总数800人。其他两地农场，各以400人估算，则北京市被抓入监狱的右派，应在1600人到1800人之间。
在北京，抓右派进监狱，不限于1958年初整风结束时期。第二个抓进监狱的高峰，是在1960年。那时发生了中华史上空前的人祸，和平时期三年中饿死了三千多万城乡居民。这一次抓进的右派，大多数是按原处分，如劳动察看再升级为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的。据我所知，北京在挨饿时期升级抓进来的右派，他们的分配路线基本上不到农场了，大部分是到北苑、良乡等劳改局所属工厂。为什么？因为那时（1960年）我所在的茶淀农场于家岭分场正是一个死人的坟墓。我是那里还有一口气苟延残喘的活人。几次合并小组（因为一个组走、死了一半，就只能两个组并在一起）。记得1960年末，我所在的组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也没有警察进大院里来“晚点”了（注4），没有电灯没有人声，一片漆黑，是一个死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把新关进来的右派再送进此地。
升级关押改造的右派分子有多少，也不能期望党府能够公开。但也有一点追寻的线索：到1962年5月至8月之间，北京市公安局将各地各监狱（工厂、农场）关押的右派，都集中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这时，像我这样1958年抓进来的，在集中的140多人中也就剩下三分之一了，约50人。其余90人左右，都是1958年后升级进来的。
由1958年5月，估计关押的1600多右派罪犯，到四年后的1962年5月，就剩下50名左右的“精华”了；那些没有集中到团河农场的，去向有二：第一，饿死了。还有自杀的。比如：我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四人两名饿死（三局卢苇、汽车局何德一）一名自杀（汽车局徐某），就剩我一个。第二，解除劳教就业，少量回原籍了。茶淀农场饿死的右派有多少，同样是党府的机密，千古之迷也——我估计不会少于300人，他们长眠在“五八六”（注5）荒野里。
下面我叙述一下全过程和最后结局。
劳动教养的关押时间：
北京市对劳教右派关押时间的处理，可能是全国没有先例的。
（1）1958年2—5月抓进监狱，一律不定期限（这比判刑劳改尤甚之）。一直关押到1961年5月24日，对大多数右派，此时已经关押了3到3年半。
（2）1961年5月24日茶淀农场各分场集中一起开大会，会上由一个转业大兵宣布每名抓进来的右派劳动教养定期。有1年、2年、3年的（我被定期3年）。
（3）但是这个定期，从宣布之日算起！那么以前关押的3年多算什么呢？党府从来不做答复和解释——我的理解是：用警察手段将你与世隔绝，因为“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可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
（4）宣判定期三年者当然继续关押了，到1964年5月23日应该放人了。没有那回事！党府连对这些劳教人员都再一次失信！实在匪夷所思。不知世界司法史上有无先例——“伟光正”者此之谓也！
（5）那么，关押到何时呢？我们问党府的管教队长，答曰：不知道。继续劳改，又过了六年，到了1969年10月。这时，“伟光正”党的头号消灭了原2号，新2号发布了“清除令”。于是共和国前主席和他当年命名次序为第五的右派，被一起清除了北京；殊途同归，同国家主席一起押送“离京”对后者也算“荣幸之至”！
（6）1969年10月以后，“伟光正”党“九大”新的权力分配告一段落了。有了林氏的清除令，北京市党府不能不处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了。于是，这一批已经关押11年多的150多名右派，有了以下去向：
①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有家者，解除劳教，不论摘帽与否，一律发配到晋东南长治地区王庄煤矿“苦役的干活”，约90多人；
②家在其他城市的，属于解除劳教者，不论摘帽与否，一律遣返，由原籍党府公安局处理，或关押或自谋出路，据了解大部分仍送去“二劳改”，如四川省就是。约20多人。
③家在三大城市，既不解除劳教也不摘帽的“死顽固分子”，约30余人，押送河北省公安厅管辖的沙河农场（地处邯郸地区沙河县）继续关押改造，其中有我（后来又升级到8年劳改）。其他人在1970年以“社会危险分子”的名称，交“冀鲁豫老解放区”进行群众专政、管制。当局认为那里的“革命”群众觉悟高，会管好这些右派。此时有个别的人“原始罪行”不是右派，例如文化名人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女队），就和我们关在一个农场里。
以上，是我经历的北京市劳教右派的全过程，作为历史陈迹，记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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