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救助中国难民的法国老先生(图)
法国巴黎街头（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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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4日讯】法国人维克多老先生，是我早想下笔铭记的人，但之前一直顾忌会给老先生进出中国平添麻烦，而一直没写。闻知其近况，我感到再不写他，将会成为心头永远之痛。
维克多先生是多个难民家庭的默默救助者，其中包括我的家庭。他也是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记者，负责东南亚的事务。五年前，他每年都要跑两趟东南亚，一般是在三月和十一月，而现在他用明显衰老的嗓音对我说，因为身体吃不消巴黎和曼谷之间七小时的时差，他现在不是每年都去了。五年之间，他那带有浓重法国罗曼腔的英语，好像一夜之间多了一层含混，增了几种颤音，以前那种法国式的清朗，恍如隔世，令人蓦然回首间，陡感岁月之蹉跎。
法国东南部的小城蒙配利尔，蔚蓝色的地中海海滨不远处的某幢楼中，有一爿小公寓房，那就是维克多老先生一个人的家。那里也毗邻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然而喜爱滑雪的维克多前年说：已有几年没去滑雪了。他老人家还安康否？
我认识维克多先生，纯属偶然。2009年四月中的一天，恰是曼谷最热的“送甘节”（泼水节）前，我全家在挣扎于比泰国苦热还难捱的联合国申庇挫折当中，大半月以来，我已经在热带的白日下跑松了裤带，寄了一大摞电邮、信件，均不得要领，而带出来的银子，眼看一天天告罄……当日中午，正坐在公寓楼的蒸笼中汗流浃背地忧闷，突然想起几天前，在加拿大的朋友郭国汀律师，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其中有记者无疆界组织东南亚代表的手机号码：何不试试这个号码呢？
于是试拨这个泰国手机号。拨通了，电话那头一个带有浓重法国罗曼腔颤音的英语兴奋地说：
“啊，太好了，我正在找你！能够马上见你吗……”乍一听，我还以为这位维克多，是一位塞内加尔等非洲法语区的黑人。
我求之不得呢！当即约定在下午见面。他仔细得有些滑稽，除了地址外，他还问公交和天桥火车线路、取舍，我告诉他：最好坐天桥火车到铜锣站，然后打摩的来，这样最快，因为下午是堵车高峰期；他又问我住处楼外的标志物有什么，于是我就和他约定在公寓楼对面的日本学校正门见面。途中他又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电话告知他已到何处，并询问还需多久；第二次电话他询问我的穿着特征，并告诉我说，他是个矮个子的白人老头子。
事后证明他的啰嗦是对的；唯有事前的此种啰嗦，找人才会最快。
在泛起橘红的末午烈阳下，我在日本学校大门见到的，果然是一位矮个子的白人老头儿。他背着双背带旅行背包，穿着体恤、西装短裤和一双凉鞋，显得精干和整洁。他的样子约莫七十多岁，秃头很大，笑口常开的嘴里牙齿泛黄，嘴上方镶嵌着典型的法国式鹦鹉鼻子，颇显个性和威严。
他跟随我进入公寓，跟我妻子略略寒暄几句，绽着笑脸儿摸我儿子的头，说了几句滑稽的汉语，便掏出小小的佳能数码摄录两用机，投入了工作：先是给我们拍照，然后拍摄房间和物品，接着对我进行采访、摄录，提了一大摞的问题，仔细得让人头皮发麻……好容易采访结束了，他请我出示我在桂林电视台的工作证、记者证，并拍照；他又请求使用我的笔记本电脑，还掏出U盘，拷贝我的简历和那一大堆申庇资料；他还问，是否可以用我的电脑发电子邮件。
看着他熟练操作数码设备的样子，我不禁感慨：西方人不服老、不断学习新东西的精神，确实值得中国人学习。我的岳父跟维克多差不多年纪，还是理工科知识分子，却早在十年前就什么也不学了，对电脑更是手指头都没碰过。
他用我的电脑好像操弄得差不多了，掏出翻盖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说：“太好了，刚好合适！”于是用法语打起电话来。原来他拨通的是记者无疆界组织巴黎总部的电话，曼谷的傍晚，刚好是巴黎早上上班的时间。
他应该是在通报我一家的情况，我在一旁，只能以纯感官来听法语：法语听起来不如英语明快，音乐感却更强；法语的韵脚不如英语突出，但腔调却更丰富。
大约十多分钟后，他合上手机说：“我很快要去你的家乡看一看……”
我和妻子都心领神会：他要去桂林验证我的情况了——这真是一个不依不饶的认真角色。
维克多不吃晚饭，仓促之下，我们没有什么招待他的东西，我只得冲泡了一碗从家乡带来的尧山毛峰，放在冷水盆中降温……待到茶凉，渴慌了的维克多，竟捧碗一咕嘟而尽——如此品茶方式令人忍俊不禁；“中国茶好，我不喝可乐。”他说。
“我会尽量帮你，但你必须告诉我真实。”他临别时说。
他的名片，头像是一个驾驶螺旋桨单桨飞机的飞行员卡通，象是一次大战时的模样，上面写着：“维克多∙帕特里斯，自由撰稿人”。
当年五月中旬，维克多老先生又和我见面了，他笑口中露出泛黄的两排牙齿，说他已去中国桂林回来：“桂林太美了！”他说。“巴黎比桂林更美吗？”我问。“我不敢确定，那要看什么方面。”他说。
“曾，你愿意去法国生活吗？”维克多忽然问。
“如果可能的话，为什么不呢？”我说。
“但是你们愿意努力学习法语吗？”他严肃地问。
“当然愿意，但是听说法语很难学……”这次我没那么肯定了。
得知在他赴桂林期间，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召我全家谈话的消息之后，维克多非常高兴，又将一碗尧山毛峰一饮而尽。
六月份，维克多先生返回法国之前，将记者无疆界组织为我出具的证明公函交到了我手中，要我自己去递交给难民署，并嘱咐说：无疆界组织已同时寄给了他们，自己去递交一趟更保险。
同时，维克多先生将一万多泰铢打到了我的账户上，说这是他和无疆界组织的同事们的捐款，用于资助我儿子在曼谷上学，他始终认为：孩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上学都是头等大事。
记者无疆界组织出具公函一个多月后，我的政治庇护就批了下来。
2009年11月，维克多先生又一次来东南亚出差，顺便来看望我。他略显疲劳，说曼谷那种没有空调、不关门的公交车，令他“Almost die”，但是他眼光依然锐利，笑口依然常开。
冒着依然灼人的太阳，他跟着我跋涉十多公里，穿过短吻鳄出没、长着毒刺般热带草的池塘和小道，到曼谷西北部农塔布里我的新住处去看。在我住处，他领略了我儿子的小提琴琴艺，在赞誉之余，他坦承他对音乐不在行。然在吃饭时，当听到我表达对儿子沉迷于电脑游戏的担忧时，他扬起鹦鹉鼻子，严肃地说：
“我并不认为电脑游戏很可怕，我认为真正危险的是，我看到你的孩子在这里没有朋友，这对他很不好；社会关系很重要。”他说。
闻知我在泰国继续自由撰稿生涯，他很赞赏，主动提出帮我申请英国一个专门资助自由撰稿者的基金。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英国人的钱是最难要的，维克多先生却帮我要到两次。
由于政庇已得，我全家的燃眉之急已解，这一趟来看我，维克多先生显得比较放松，他邀请我与他一起，从农塔布里码头坐船到曼谷南面的瓦兰蓬（唐人街），游览穿越曼谷的湄南河，由他请客。于是我们便穿过仍然热人一身汗的子月阴天的密云，步行前往码头。维克多七十多岁的人，步子快得我几乎跟不上。
上船前，维克多在码头附近觑见了他最喜欢的饮料，高兴得也帮我买了一瓶——那是不加糖的现榨胡萝卜汁。那砖红色的神奇汁液，喝下去确实头脑清爽回神，全身像是输了血一样的清新，午睡的困倦一扫而光……于是我们一边喝，一边欣赏这湄南河的风景。浩大而重度污染的黑色湄南河水，喷着铅色的泡沫，像海浪一般地扑涌着游船船身，两岸带有圆锥形尖顶的泰式宫殿和寺庙，确实精致别具一格，然而鼻腔却不很享受……正看间，偶然侧首，竟发现维克多这个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座位让给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白人妇女，而手持船顶棚铁环扶手杆，做了几个引体向上，把几个女游客都逗乐了。
维克多的法国绅士做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在瓦兰蓬上岸时，胡萝卜汁刚好喝完，游湄南河的感受，也恰如这瓶胡萝卜汁的享受……我信手把空塑料瓶放在码头道边，维克多自后看见，竟躬身捡起，随后手持两个塑料空瓶走向垃圾桶——此一细节又使我十分惭愧。
目睹维克多的教养，我不由得盛赞起法兰西的文明来，岂料维克多当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他说：“我并不推荐法国文化，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导致仇恨。”
现在想来，他的此种境界，不仅远高于我，也高于西方的大多数精英；法国和德国，由历史上的世仇，变作迄今最成功化敌为友的范例，两个世为仇敌的民族，如今已紧紧拥抱在一起，为人类作出了表帅，这大概是因为像维克多这样的人，在法国和德国并非个别的缘故。
我那时对维克多说：你帮了我全家这么大的忙，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维克多说：你把更多的难民介绍给我，就是最好的报答。
那时候，困居曼谷的中国难民中，有一个从辽宁来的国民党老兵，名叫孙树才，八十七岁了，来泰国两年多了难民身份还没批下来。出于敬重和怜悯，我有心请维克多先生帮助他，但维克多说：老孙从前的工作与记者扯不上关系，因此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范围之外，这是一个大问题。
直到有一次我无意中提起老孙在曼谷《新中原报》当校对挣点生活费，维克多眼前一亮，打着响指说：孙在报纸工作，这就符合规定了！要我立即联系老孙见他。
我迄今忘不了维克多对老孙施以欧式熊抱礼时老孙的尴尬模样，在曼谷瓦兰蓬火车站的快餐店，维克多还捋起袖子打量老孙的胳膊——一副验伤的滑稽模样。
记者无疆界组织为孙树才出具公函半年后，老孙在联合国久已关闭的档案，重新打开了；又半年后，老孙的难民身份批下来了。
2010年底，闻知我已获得美国政府接受的消息后，流落泰国已近四年的计生难民周小平，几次求我找人帮助她。我说：我不是已经帮你写了文章，已经引来了吴宏达在帮助你吗？周小平说，吴宏达给了她两千美金，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她说她已经打了几次电话给吴宏达，吴宏达在电话中说，一旦她得了难民身份，他可以帮她全家来美国，但在泰国求批难民的事，他帮不了忙。
2011年3月，我即将离开泰国赴美，周小平闻知，赶到BRC（曼谷难民中心）来见我，以近乎哭腔求我帮她一家人。我虽然知道她不符合记者无疆界组织救援的条件，但捱不下一颗心，就死马当活马医，在美国安顿下来后，把她推荐给维克多先生。
那时维克多先生已经回到了法国南部的蒙配利尔家中，他说：记者无疆界组织本身不能帮她，但我们可以联系别的人权组织来帮助她。
不久，维克多先生果然联系了“世界人权同盟”驻泰国的代表来会见周小平；同年年底，维克多先生借出差泰国的机会，领着“世界人权同盟”的人再次会见周小平；之后周小平在电话里兴奋地戏称：你说的这个这么有能耐的人，怎么是一个老头子呀？那样子跟孙树才差不多……
三个月之后，已被联合国第三次拒绝的周小平，其在难民署的档案重新打开了；又三个月后，周小平全家拿到了难民身份。
2014年周小平全家抵达美国华盛顿。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在华盛顿领着周小平全家，岸然出席关于中国计划生育国会听证会的吴宏达先生，堂而皇之地宣称：周小平全家在泰国获批难民身份，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之一。
这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吗？我心中十分不平，就把这事告知了维克多先生，岂料电话那头维克多先生笑嘻嘻地说：“That's okay……”
维克多先生的反应，迄今令我惭愧且感动。有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与其说是一个策略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道德问题。
曼谷一别，我已经近六年没见到维克多先生了。我越来越觉得：他就是《悲惨世界》中的埃米怜主教，可惜我却不是冉阿让。
2013年春，他飞往加拿大法语区探望亲戚，归程途径纽约转机，想在纽约市见我一面，可惜我却在纽约市五小时车程之外的上州，过于仓促，只得作罢。来美后为生计而挣扎，其苦尤甚于泰国，令我与维克多先生的距离，反而更加遥远了——不知这是我一人之悲剧，抑或中国政治难民的整体悲剧。
2016年5月30日下午于初夏晴爽纽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