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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政治”至上的破碎人格(图)

 2016-07-21 09:2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视频截图)

【看中国2016年07月21日讯】很明确,围绕电影《没有别的爱》所发生的系列事件,都是政治事件。也很必然,作为事件结果,一元化的霸权统识获胜,国族大义压倒一切。

但事件中各方人士的身份、权力关系、行为诉求、心态变化等更微观的政治(micro-politics)却被遮蔽。看不清、甚至看不见的东西可能不少,大约有:

并不享有言论和网络自由的中国网民,与操控自媒体的资本集团的话语争夺,由此发泄掉了南海争端所聚集的爱国戾气;策动本次群众运动的共青团,充分向太子党表达了忠心;参与合拍片的国外演职员的意识形态,与本地文明的冲突达到了新高度;当某些人将演艺界的名利争夺置换为“统一/分裂祖国”时,其便享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写出三千字的戴立忍与发布道歉视频的水原希子,人格上已萎缩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国族政治成为“政治”的唯一内涵时,我们似有必要寻觅一下被铁马战车碾碎的残肢断臂,尝试拼合,以还原可能的真相,找回起码的公平。

“道歉文化”之历史和现况

中共党文化中的“道歉”不等于Say Sorry,而是与“检讨”、“交代”、“认罪”(Confessions)等词汇同义或相近。而“道歉”基本离不开这样几个范畴:身份说明、历史澄清、事件细节和悔过。

网民“围堵”戴立忍时,反复逼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你认为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这是两道必答题,只能说“是”或“否”。更可怕的是,问者心中早有答案,假设你说谎或答错,便罪加一等,这叫“不老实”。假设你为此解释,便罪上加罪,名为“狡辩”。一旦这类提问出现,意味着政治审查和身份甄别的开始,当然是有罪推论,不然不会来审查和甄别你。接下来将实施的惩罚无论为何种,都具绝对合法性,而你已丧失基本人权。

这种政治行为,从延安开始,皆为群众运动方式,延续至今。运动名称多样:整风、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四清、批武训传、反右、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反腐倡廉、唱红打黑⋯⋯经审查和甄别出的“敌人”称谓也繁多:老虎、特务、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右派、走资派、牛鬼蛇神、境外势力、贪官、黑社会分子、台独、港独⋯⋯

当年那些“敌人”,假设有权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辞,就不必经历车轮审讯、暴力抄家、亲属株连、写检查、游街批斗、下放劳动等了。今天的戴立忍和水原希子的遭遇及成因,是历史传统使然。只不过,事件推进的场域在自媒体上,可效果依旧为:毁你名誉、株连亲属、停止工作、颠覆人际关系、精神恐吓⋯⋯

我们可拿戴立忍的“三千字”,做个多向度比较,如下:

一、电影演员赵丹于1967年入狱的前中后期,每天以“叛徒”身份写检讨,事无巨细。其中一份名为《全面的认罪书》,开首第一段是:“我父亲是南通北洋军阀张仁奎手下的一个营长,之后不干了,开了个电影院,成了资本家⋯⋯”。甚至连赵丹没做过,只是想过的念头,也要做检讨,比如“为什么要演刘贼少奇”(注1)。

对比戴立忍声明的家史部分,何其相似。同时,对一些他因不知而为、甚至别人为之的事,都要细细交代,比如参与有民进党背景的活动,不相识的人推举自己做区立委候选⋯⋯当然,我们可理解为戴导演谦卑有礼,且热心公共交谈。但不能忘记,如此“交谈”的前提为:当事人及其朋友受到了网络暴力的胁迫,其事业蒙受了损失。

二、名伶言慧珠,1957年反右时朋友劝她不要死:“妳不做检讨,戴上帽子,你自己怎么过日子暂且不说,小清卿(言慧珠的儿子,当时约一岁多)怎么办?”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写道:“所有的政治运动,最典型的场面便是参与者、卷入者的相互攻讦,彼此出卖。⋯⋯在攻击与被攻击中,两败俱伤,彼此都是贱相和丑态⋯⋯言慧珠在遭众人射杀的同时,也被加工制造成一粒子弹,射向⋯⋯。”(注2)

如上文字讲出了两件重要的事:

(1)每位道歉者都是不自由的,都有一位亲人沦为强权的人质。朋友面临大困境,足令戴立忍低头,何况女友亦被网络暴民围攻。

(2)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转化,是非常轻易的。15年前,赵薇为某时装杂志拍图片,所穿服装图案酷似日本军旗,引起抗议,尽管其连发三次声明,其中包括两则道歉,但还是在演唱会时遭人泼粪。而今,她却成了出尔反尔与朋友划清界限的那一位。

这两件事不仅可说清戴立忍和水原希子的处境,也能照见出香港铜锣湾书店5位书商的遭遇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抉择。

三、几天前,一位90后维权律师的助理获取保候审,她在微博上发了3封公开信,引起观者回响。信的主要意思包括:因年轻,才醒悟自己的工作是协助境外机构抨击中国法制等,对不起祖国,感谢民警帮助⋯⋯其中一封明确指证一位协助过她的律师有罪,且很快传来该名律师被她起诉的消息。(注3)

中国司法不独立,人人得而抨之,而是否境外机构,及资源从哪里来,根本不是重点。90后律师助理微博与戴立忍所写:“过去我参与公民运动是社会参与,并非起于政治行动⋯⋯”,皆为似是而非的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分离,无法严密表述,似是而非的逻辑,往往是人格萎缩状态的特征之一。戴立忍和水原希子,与赵丹、言慧珠、铜锣湾书商、90后律师助理皆失去了自由,他们内心的煎熬及未来可能的不堪回首,应较类似。

在没一个人是安全的国度,每个人的家人都可能是“人质”,自己也随时成为“人质”。故而,本次事件的各种参与者:具体的某位网民,艺人、艺人的朋友家人、资本家、政治力量⋯⋯都随时可能轻易调换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成为别人棋子的同时,也可能掌握著别人的命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幅张贴在北京街头的海报。(AFPPHOTO/JEANVINCENT)

酷刑与“中国梦”

曾输出革命到欧洲、南美和东南亚的中国,绝对是与时俱进的,其不但掌控了社交媒体(自媒体)、也完全懂得如何使用其来发动群众运动。这算不算“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表现之一呢?但起码从现象上来说,中国依旧在提供一种政治奇观,也就是:充分利用人性中的孤独与无助,不仅把当前世界第一的极权国家运作得生机盎然,并再次向世界输出其价值观,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梦。

香港的朋友比较单纯,问过我两个问题:

一、“中国梦”的横幅贴在街上,行人看到其实是怎么想的?

二、中国外交官总说些奇怪的话,一听就是谎言,他们真认为别人能信吗?──我曾用同一个内容尝试回应过:谁都知那是谎言,并以为保持不理会,散布谎言的机器就永远不会来找自己;而“机器”却根本不在乎其散布的话有多蠢,因你们明知我蠢,依旧拥护我至今,不但说明我的统治有效,且你们也真心认同,这才是最重要的。

傅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过如下的场景:

“1751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前公开认罪’,他应‘⋯⋯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鐡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1757年4月1日的《阿姆斯特丹报》描述道:‘⋯⋯达米安反复呼喊:‘上帝,可怜我吧!耶稣,救救我吧!’圣保罗教区的牧师年事已高,但竭尽全力地安慰这个受害者,教诲在场的所有观众。”

法国大革命后,国家以建立监狱、学校训导等“轻柔”的方式,替代中世纪酷刑,惩戒方向由肉体转向心灵。但在资讯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仍不经法庭审判,在“爱国”名义和党刊带动下,民粹群众公开凌辱可能的不同政见艺人,进而规训大衆必须遵从其非法的规则。于是这一回,我们听到了戴立忍和水原希子受刑时的“呼喊”。那么,上一回是谁呢?周子瑜吗?那下一回呢?

中国网上有一个涉及超过30位港台艺人的黑名单(注4),按他们言论、行为分为“高危”和“低危”艺人,以告诫他们未来可能的合作者:你们也许将成为下一个《没有别的爱》剧组。这种规训的趋势只会越来越严、细和暴力:这回是你不说某些话而批斗你,下回是你不用标准普通话说某些话而批斗你;这回是你转发朋友图片或点赞而批斗你,下回因你曾有过这样的朋友(即便已解除友情关系)而批斗你⋯⋯

在如此情势下,我的观点是:理解、同情并宽容“道歉者”,但只要哪怕多一位愿坚持的少数派,我们都应极珍惜并尽全力支持,以为将来保留哪怕很小的可能性。我更愿意相信:当“国族政治”唯上时,“知行合一”方显公民本色。

2016年7月18日

注释

1.《赵丹的文革交代》,作者:李辉。

2.《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

3.部分摘自考拉(赵威)微博上的三封公开信:〈致朋友们的一封信〉、〈震惊与愤怒〉、〈亲爱的老妈,生日快乐〉。

4.“明星无法远离的喧嚣,“政治劣迹”艺人全新大名单”,来自微信公号:娱乐八卦联合促进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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