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会在香港召开，引发极大的争议。（新唐人合成）
【看中国2016年08月25日讯】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会这个星期在香港召开，在开幕的前一天，《美国移植杂志》发文批评这次移植协会选址在香港。以色列的器官移植协会主席则宣布杯葛这届移植大会。大会的会场外又有法轮功修炼者抗议国际移植协会邀请黄洁夫等中国涉嫌活摘器官的医生参与移植大会；场内又有一些医生、护士说是要在场内抗议。
一个学术会议它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呢？我们今天就请横河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横河先生，这个国际移植大会是每两年召开一次，以前它都非常平静、顺利地进行下来了，为什么今年的争议会这么大？
横河：这个会议原来定在泰国的，后来国际移植协会决定把这个会场移到香港，主办的国际移植协会，实际上这个举动是因为香港是算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就是把会场移到了中国，是国际移植协会高层讨好中共的一个姿态。因为这个决定更多的不是在医学问题上，而是在政治问题上做一个让步。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参加会议的这些成员和会上要报告论文的这些成员，应该说是国际移植界的污点代表，因为相当多的代表当中的中国的移植医生都涉嫌参与了活摘器官的罪嫌。所以这几个方面造成了今年的争议会这么大。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具体再说一下，这个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它的高层是怎么向中共叩头的？就您刚才是说他们把选址选在香港，就表明它正式向中共叩头了，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横河：这个国际移植协会其实在国际移植界一直是排斥中国的代表的，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移植界一直不能够讲清楚他们的器官来源，对于国际移植界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很多是论文提交上去以后就全部打下去。正式的接纳中国移植界是在两年前首尔的会议上（注：首尔开的是全球器官捐献大会），但是那个会议毕竟是在首尔开，所以这一次移到香港就是一个讨好中共的姿态。
另外一个就是，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天，19日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天18日专门开了一个中国移植专场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一个闭门研讨会，只让邀请的中共还有一些明显的亲共媒体参加，并不是对所有的媒体开放。明显的，这个会议就是为中共“站台”，除了让中国的这些移植界的大老们上去发言以外，会场至少有3个国际移植协会的专家，一个就是国际移植协会的前主席查普曼（Jeremy Chapman），一个是现主席奥康柰尔（Philip O' Connell），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全球外科副主席、移植中心的创始主任米里斯（Michael Millis）。
米里斯他就曾经试图否定麦塔斯、乔高和葛特曼的betway体育手机网 报告，但是否定的依据却不是任何医学上的证据，而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多次澄清和反驳。事实上中共当局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攻击法轮功以外，从来就没有一次用事实去澄清，或者反驳过。因此他们这个说法就是无条件为中共“站台”，根本就连理由都不要，连证据都不要。
主持人：这次我们知道中共方面有53名代表去参加，这个比例算是很大吗？他们这些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
横河：从这个世界移植大会来说的话，53名代表一个国家不算太多，这个跟中国其它方面参加国际医学会议的代表人数相比可能也差不多，这里不可能一一去列举，就是说几个典型人物吧。
一个就是黄洁夫，黄洁夫我们多次介绍过，他就是从2005年开始炒作死囚器官，一直到今天还在炒作死囚器官，而他本人就是活摘器官的主要嫌疑人之一。一个例子就是2012年的时候，他一年做了500多例肝移植，这是他自己说的，只有一例是捐献的，那么其它的是哪来的？也不可能说这么多死囚就给你一个人做嘛。
另外一个就是，根据乌鲁木齐在线和新浪网的一个联合报导，2005年的时候，黄洁夫随罗干到新疆去参加新疆什么50周年纪念日，他就顺便做了一例肝移植的示范。打开这个腹腔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病人是一个“自体肝移植”的适应症。
主持人：我问一下，什么叫“自体肝移植”？
横河：“自体肝移植”就是这个病人的肝的病变是局限性的，比如说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这个肿瘤又没有扩散，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这个肝拿出来，把局部坏死的部分，或者是肿瘤的部分切掉，好的部分保留下来，把修理过的肝脏再给它放回去，这个叫“自体肝移植”。
主持人：就是说他不需要其它的真正的外人的肝？
横河：对，就是自己的。（报导）描述是他梦寐以求想做这样的手术，因为这个手术非常难做，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能做，他一直想做。一看到这个适应症，他马上把腹腔关上了，改天再做。
然后他就通知重庆和广州各送一个肝脏来备用，就是万一这个自体肝移植失败以后，还有备用肝，他要了两个备用肝。第二天这2个肝脏就运到了，就开始做自体肝移植手术。手术进行了15个小时，15个小时以后，又观察了24个小时，所以他们说一共是近40个小时，宣布手术成功，就是说备用肝不需要了。
肝脏是必须在15小时之内移植的，能够保存40个小时才宣布它不需要的话，就说明这是个活人。
这个手术三个肝脏都没有用，就是第一天打开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肝脏在的，准备用那个肝脏移植的，后来他不要了，所以就放弃掉了；后来有两个备用肝也没有用。他这三个肝脏都没有用，很可能就是三个活人被杀了，就是为了圆黄洁夫的一个梦。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医生、任何一个医院有这么奢侈的，说是打开一个肝，说这是我想做的手术，这个肝就放弃掉了。
所以有人就质疑了，怎么同一天，重庆和广州都有死刑犯？而且是拉到新疆去执行？就是为了他们的器官，说这里头有什么问题？
这个需要注意什么呢？这不是法轮功媒体报导的，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中国大陆的乌鲁木齐在线和新浪网报导的，而这个质疑和评论是凤凰网做的，凤凰网是被称为“小央视”的，是中共自己的喉舌。
大家都把疑问停到这里为止了，但是我的疑问要继续延伸下去。就是黄洁夫在决定关上腹腔，改日再做肝移植手术的时候，这个决定的前提是，他可以立刻把手头准备的肝脏浪费掉，而且他已经知道他能拿到其它的备用肝，因为准备做手术的肝是不能够放到他决定哪一天做自体肝移植的，所以他已经知道他能拿到备用肝。他怎么知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说我明天要做手术，明天请继续调肝来，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人的。
主持人：一般的国家，这种肝移植他要等待多长时间呢？
横河：一般的肝移植等待1、2年就算是很快了。2005年那是活摘曝光的前一年，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活摘器官达到高峰的时候，所以他自己他是知道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郑树森，郑树森是浙江大学附一院的院长，又同时担任浙江反邪教协会的副理事长。反邪教协会就是中共的这些所谓专家学者成立的，在“610”指挥下的一个反法轮功的专职机构。他既是移植医生、又是反法轮功的负责人，这两者你本来说起来，一个人不能兼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职务，对不对？你看，他既是一个政治迫害的负责人，又是一个拥有器官供体来源的移植机构的负责人，又是自己操刀做手术的人。
他到2012年的时候，他实行肝脏移植是1,080例，而且多器官移植还有。这两者有什么共同之处？本来说是没有共同之处的，但是你仔细看，活摘器官的嫌疑犯和反邪教协会的理事长，他们确实有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迫害法轮功，一个是肉体消灭，一个是精神消灭。
谁能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同样的人，就是这个人他必须是没有任何善念了。因为人都有善恶之分嘛，就是本身有善的部分、有恶的部分。他必须把自己善的部分全部要压制掉，全部要消灭掉，只剩下恶的部分，而且对于人间的是非善恶的概念完全是颠倒的，而且他敢于突破、而且已经突破了人类所有的底线，所以他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情。只有那种人才能够持续地去专业地迫害法轮功、去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并且去摘取他们的器官。
主持人：黄洁夫这几年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机会非常多，我们看到他的公关好像在国际移植协会也得到相当大的成功，会不会是移植协会的前主席和现主席被他迷惑了，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呢？
横河：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不大会发生，因为活摘器官在中国的移植界并不是一个秘密。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有个医生当年他是用死囚做器官移植的，后来当人家去问他：你现在还做不做器官移植？他说不做了，器官来源太可怕了！他做死囚器官的时候他没有说可怕。所以这个在移植界不是一个秘密。任何一个跟中国移植界有合作关系的医生，应该是非常容易发现这里的黑幕，当然不一定知道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但是一定会知道这里边有黑幕。
比如以色列移植协会的主任，他是杯葛这次香港移植大会的。这个医生叫拉维，拉维医生他和中国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就是有一天他的病人告诉他说我要到中国去移植心脏了。拉维医生就觉得很奇怪：你还没去，你怎么知道那里有一个心脏在等你？过了几个星期以后，这个病人真的就回来了，说他去了两个星期就得到了心脏。拉维医生立刻就想到有一个人因为他而死了。
这是正常的思维，他也不需要知道细节，他就怀疑了，他就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以色列的医学杂志上。就在论文投稿、审稿的时候，他看到了加拿大两个独立调查员的报告，他马上就说：对了！器官就这么来的！他一看这个病人他就知道！
所以哪个移植医生说他完全不了解情况，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常识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只要回归到常识，别在医学上、科学上去跟别人纠缠，这不是科学问题，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还有一个是良知问题。就是你只要有常识有良知，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里面是有黑幕的，就不会去轻易否定别人做出来的调查。
主持人：如果说只要在这个专业里的人，一看到这些事实就马上能够联想到事情的黑幕的话，那为什么国际移植协会的主席会去为黄洁夫辩护呢？因为这个事情早晚是要暴露的。
横河：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个利益关系，有些人确实跟中共的移植黑幕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这里我介绍一下英文大纪元记者Matt Robertson，他最近有一个报导，这个报导里边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一个德国的独立学者阿恩·施瓦茨（Arne Schwarz），在麦塔斯、乔高和葛特曼的新报告出来以后，国际移植协会的前主席查普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否定了这个报告，他说这个消息来源都是法轮功的。
这个施瓦茨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看到报告以后，他发现这是世界上目前对中国移植方面资料搜集的最全的、证据最充足的一个调查报告，说这个报告90%可以追溯到中国医院的官方网站和中国官方的正式的学术论文。他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有人说这消息来源是法轮功呢？这明明是中国自己官方的资料。
所以他就开始怀疑查普曼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利益冲突，他就开始了他的调查。查普曼和奥康奈尔这两个人都是澳洲悉尼大学韦斯特米德医院的医生，他们分别担任国际移植协会的主席，查普曼是2008年到2010年，奥康奈尔是2014年到现在。
他们两个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们代表澳洲韦斯特米德医院和中国的湘雅三院签订了学术交流的合作意向书，这个意向书就包括在各方面的合作，包括双方人员的交流、医学治疗、外科演示等方面的合作，也就是说他和中国的移植界是合作关系，那这里就有利益冲突了。就是如果你是独立的，或者是中立的，那都可以，但是你现在跟它是在同一方的。
第二个问题是，奥康奈尔有一个学生叫易受南，听上去像是一个华人，他和湘雅三院做了一个合作，这个合作叫“异种移植”，长达10年的合作，从2005年开始。为什么要合作呢？是因为“异种移植”不是人的器官，是动物的、其它种类的移植到人身上。
“异种移植”在2004年开始，澳洲就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基本上不能做了，所以他就转去和中国湘雅三院去合作，他们的合作就是异种胰岛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就这么一个合作项目。
主持人：那在澳洲不能做是不是它牵扯一些后遗症问题，或者医疗伦理问题？
横河：主要是医疗伦理，因为把动物的东西移到人身上去作为人体的一个部分，这个在医学伦理界到现在都没有突破的，很多国家禁止做的，但日本是可以做，就是它都有严格规定，唯独在中国肯定没有任何规定，所以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易受南就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有一部分是跟奥康奈尔合作签名的，就是奥康奈尔也有利益在里头，他签名了。
这些所有的资料，施瓦茨都是通过中文查到的，在英文的网站上、在他们自己的个人网页上全都没有列，他们也没有向医院同事透露他们和湘雅三院的合作关系，当他们的同事被问到的时候都非常奇怪。所以施瓦茨认为这是利益冲突。
事实上这也是西方一些个人和公司热衷于和中共合作的原因，就是他可以避开西方医学伦理的限制，随意的把一些没有成熟的，或者在伦理上有问题的临床实验拿到中国去做。
主持人：这么听起来的话，湘雅三院似乎也不能避开这个嫌疑，它应该也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争议吧？
横河：它是中南大学的附属医院，今年上半年“追查国际”调查的时候，湘雅三院的医生宣称，说他们的器官有多余，缺的是病人。你说全世界到哪里去找到这样的医院说是器官有多余，缺的是病人？
就是在中国的话，黄洁夫宣称说150万可以移植器官的人，只有30万是移植适应症的，其中又只有2万多能够负担得起费用，而每年只做1万多例移植，也就是说每年有1万多人还是不能做移植，就是即使按照他们这个假数据的话，还是缺器官，不是缺病人。湘雅三院怎么能够缺病人？当然，从这里说明在中国实际的移植量可能远远超过每年1万多。
这次的报告里面还谈到黄洁夫有一次到湘雅三院去参加他们建院的周年纪念活动，当天就有7台器官移植同时在做。所以施瓦茨就问了：如果没有活人器官怎么可能发生？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官媒报导的一例法律诉讼也是湘雅三院的，有一个农妇2013年做一个肾移植，她花了很多钱，其中有15万交给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叫明英姿，交给这个医生没有得到发票，后来她就为这个事情起诉了。医生告诉她这个15万是买肾的，所以没有发票。
在中国买肾是非法的，不能买卖的。在法律诉讼过程当中，这个医生说钱交给了OPO，就是中国器官获取组织，所以就没有发票。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个钱给了黑中介，或者是给了法官行贿，没有发票，无论是中介或者法官行贿的话，这就不是合法来源了；要就是OPO收了钱没给发票，那也就是说OPO也介入了非法器官黑幕的勾当。哪有一个国家正规组织收15万块钱不给发票的？这里面就是湘雅三院本身和它的医生都是在活摘器官上面是重大嫌疑犯，这个医院是重大嫌疑医院，那些医生是重大嫌疑犯。
主持人：这次会议我们也看到会议是要求中国医生在做报告之前，必须声明报告中的移植案例没有使用死囚器官。那么它这样的一个条件是不是也能够起码保证这次大会上发言的论文不涉及这种不明器官来源？
横河：不能保证，就是这种声明本身实际上就是为中国特制的，因为国际上的要求是透明，有来源、有捐献者的自愿签名或者同意，并不是说医生宣布这个不是死囚器官，这不是国际标准，这是专门为中国医生设置的低门槛。
另外一个就是让医生自我证明，中国医生我相信只要他还能再做移植，就会毫不迟疑地做这个声明，就是说没有用死囚器官，不管他的真实的来源器官是什么，他都会宣布，这个几代人医生都是在共产党文化培养出来的，共产党文化就是撒谎文化，你看反腐当中倒台的官员在那个台上，他都是信誓旦旦要清廉反腐的吧，一抓起来都是一大堆腐败，而且这种谎话连测谎仪都测不出来的。
而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也不需要撒谎，因为他很可能真的不是死囚，是良心犯，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主持人：那么这次虽然这个大会在国际上引起了这么多的争论，《人民日报》倒是为这个大会宣传站台的，这也是《人民日报》它打破了以前不提活摘这个规矩，它一站台就反而公开了国际上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种说法。
横河：《人民日报》是转载央视的报导，那篇文章它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对活摘指控它没有一个字的回应，就是泛泛地说是造谣，根本就没有针对性的辟谣。
第二个是引用了几个国际上针对活摘指控的不同观点来加强自己的立场。我就详细说一下，它一个就是说香港移植大会上，专家们高度评价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取得的成就，依据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法轮功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谣言，但是它却不敢公布专家的名字和发言的内容，原因是什么呢？那些人（专家）是在重复中共的宣传，他没有自己提出任何事实。也就是说，专家说中国政府驳斥了，中国政府说专家驳斥了，其实谁也没有驳斥，谁也拿不出事实来。
还有就是它引用了一个凯风网，凯风网是什么东西《人民日报》敢说出来吗？凯风网自己都不敢说自己是个什么网站，它连主办单位都没有。凯风网是中央“610”办的，“610”是什么东西，周永康、李东生之流，就是中国腐败淫乱之徒。
它又举了几个例子证明国际社会不承认活摘，第一个例子就是苏家屯，据说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面有一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驻沈阳领事馆的官员到现场去，当时说了一句话，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场所除作为正常的公共医院发挥作用以外，被用作其它用途，这句话实际上是一种外交辞令，说的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关于活摘的指控。
因为活摘器官从形式上、从道德上属于犯罪。但是从医学技术上来说，它还是属于外科手术，所以说没有用于非医学用途，摘取器官和移植器官是医学用途，就是当这个手术室不在做手术的时候，你去参观这个手术室，没有一个人能区别这是用于犯罪手术，还是用于正常手术。
既然提到美国，你为什么不提美国国会立法，注意这是美国立法当中非常少见的，直接点名国家的，禁止中国和其他国家强制摘取器官的人员入境，这是美国国会立法。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申请签证的DS-160表格上面，填过这个表格的人都一定记得，里面有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强制获取过器官”，不要以为这是做做样子的，这真的要实行的。
国会343决议已经要求国务院定期向国会报告实施情况的，国务院一旦制订出相应的签证规范的话，我相信中国的移植医生在到美国签证的时候，很可能会遇到有关于强摘器官的问题。
另外，它还有一些玩文字游戏，它取了一个德国议院的“德中委员会”主席接受采访的讲话，然后它在题目上说是德国议院的态度，其实是议院的一个成员的个人的态度。而截图是新华网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中文，估计是原文都找不到。
还有一个是以色列议员向中国道歉，它说是以色列议员签署了一个要求调查活摘器官的请愿书，经过中国政府通过以色列政府交涉以后，这个议员道歉了，截图居然是中文的《中国日报》网的报导，《中国日报》的中文还要截图干什么！
其实仔细想想以色列这么多议员签署请愿书，即使真的有一个在中共的压力下屈服了，那也是绝大多数人没有屈服。更不要说以色列是第一个立法，禁止给那些到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去移植的那些人报销的国家。结果实际效果是第一个减少的就是到中国去旅游移植的，从每年一百多例一下子降到零，而这个法律的制订其实就是拉维医生，因为他的病人到中国去移植了心脏，被怀疑是按需杀人而推动立法的。
《人民日报》还谈到国际特赦组织奥地利分会就活摘指控询问发了一个回信，这个回信上称说法轮功的活摘指控无法证实，结果到《人民日报》题目上就变成炮制“活摘”谣言，无法证实跟炮制谣言这差多大的事啊！这个《人民日报》的记者真的就没有上过小学我也不相信。这还是光看《人民日报》自己的文章，我还没去核实原文，要核实原文很可能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把什么犄角旮旯里的东西都翻出来，才有这么几个可怜的例子。
而美国国会的343号决议，欧洲议会的两次决议案，都谴责中共的活摘，那个是代表整个西方民主社会的立法机构的，它却提都不敢提。
主持人：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有趣的巧合发生，比如说在器官移植大会召开的那一天，云南有名的“双百院长”王天朝就同一天在中国受审；那么在此之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也被快速地移送司法立案，这两个人根据“追查国际”的名单都是身陷活摘器官丑闻的。那么我们这里就问您一下，假设它中共确实改变了政策和做法，那么国际移植协会现在接纳中国移植界，您觉得有什么合适或者不合适的吗？
横河：非常不合适，因为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要成立国际法庭，对德国有纽伦堡审判，对日本有东京审判。就像一个系列杀人犯有一天突然跑到警察局说，我现在改邪归正了，我以后不杀人了，你说应该是对过去的系列杀人进行调查和审判呢？还是给他一个奖励？调查然后对罪犯通过法律去审判，这是人类社会最起码应该做的，远远谈不上去接纳中国的移植界的。
主持人：你看这个星期其实社交网站上最热门的话题，是某一位娱乐明星的离婚案件，这个都已经惊爆社交网，然后都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了，所以像这样国际移植器官大会这样严肃的话题就很少有人关心，我想大多数民众的心里可能会觉得是说这些事情和我有关系吗？我为什么要去关心呢？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事情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在这样的反人类罪行面前，其实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每个人我怎么去看待这样的案子，我应该在这个事情上面站在哪一边。
拉维医生他为什么去关注这件事情，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心外科医生，他也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他说我之所以花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是因为我不能面对新的反人类罪保持沉默。
另外一方面，当非法器官移植突破了人类的底线的时候，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生病、不住院；万一，当然其实这个概率要比万一大得多，你在住院的时候，别人给你做正常检查的时候，发现你的组织配型和某一个能够出大价钱的富翁或者是高官，跟他的器官配型配上了，你怎么能保证你哪一天进了手术室以后醒过来，一个肾就没了，或者你干脆所有的器官都没了，然后叫你家里人来收骨灰，你怎么能保证你不会这样。所以说，这种事情除了在道义上、在道德上以外，在实际上也和每个人有关。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