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1936年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为证婚人，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网络图片）
1936年4月，江青与唐纳结婚，大律师沈钧儒证婚，郑君里是主持仪式。当年杭州六和塔下，还有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一同举行婚礼，这是一场文艺范儿十足的婚礼，一时轰动上海滩。
而当年10月，郑君里与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黄晨喜结良缘，席上惟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可见郑君里是与江青的交情非同一般，但恰恰是这种关系带给他致命的灾难。
才华横溢 新政下不断碰壁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原名郑重、郑千里。1928年，因热爱文艺，他不顾父亲阻挠，大胆选择辍学，考进了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当时的他只有17岁，踌躇满志。后来，郑君里成为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则徐》《乌鸦与麻雀》。
郑君里的艺术生涯始于表演，在这片天地里，他如鱼得水，首先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1929年冬天，郑君里和同学陈白尘等人组建了“摩登剧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与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剧的演出，而江青在《大雷雨》中与他演对手戏。1932年签约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眉目清秀，气质出众的他片约不断，相继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电影，迅速走红。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为联华影业并肩的男、女一号，联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郑君里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来回穿梭、游刃有余，20岁就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演而优则导”，1939年，郑君里拍了第一部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当时还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被选为片子的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了青海湖边海北草原，在那里遇到一个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了一首著名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他所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解放前”最高的观影纪录。
中共执政后，38岁的郑君里正值壮年，一心想多拍些好电影。然而随着舆论形势的骤转，新作《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了严厉批判，被批评影片执意“歪曲工农干部”，拷贝封存，不得公映。1951年5年对《武训传》声势浩大的批判，更将这股批判风推向了高潮。郑君里与其他电影大师，从此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
郑君里“戴罪立功”拍摄影片《宋景诗》，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郑君里与孙瑜绞尽脑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处理为韬晦之策。这部“赎罪”片也于1955年短暂上映后入库封存，郑君里再遭碰壁，陷入困惑。
1958年郑君里领到了新任务：拍摄《聂耳》和《林则徐》，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当时正值“大跃进”，有的导演为了放“大卫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个镜头，上影厂也做出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的荒唐规定。而郑君里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周恩来出面规定才作罢，《林则徐》的昂扬结尾也是被周恩来改动过的。郑君里最初设定的是，赵丹扮演的林则徐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他牵着马越走越远，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时，影片定格。
1963年，周恩来又给了郑君里一个新任务：将朝鲜轰动一时的电影《李善子》改编成中国版。由于郑君里真实地表现人物的人情和表现人性论，周恩来在北京看完片子后，对郑君里说：“算了，看来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库。君里啊，你要回回炉了！”直至“文革”开始，郑君里才恍然大悟，这个信号意味着他政治厄运的开始。
江青迫害知情的文艺界人士
后来，江青成了“第一夫人”。江青去外地活动，住处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郑君里夫妇到她住处用餐，他们仍保持着好友的关系。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回忆，1959年江青一次来上海，派车接来郑君里夫妇、赵丹和她，吃了顿当时豪华得让人咋舌的宴席。席间江青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
随着中共政治运动对文艺界的深入批判，江青需要抹杀她曾经的“资本主义表演”。江青开始了对好友的疯狂扑咬。
1966年10月9日午夜12点刚过，电影导演郑君里、电影演员赵丹、顾而已、编导陈鲤庭和京剧演员童芷苓的家同时被抄。他们五家所有的书信、手稿、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被洗劫一空，片纸不留。每家大约去了十人，戴着大口罩，挂着“红卫兵”袖标，衣服不整，长短不齐，似乎是匆忙换上的，年纪均在25至30岁之间，由一人讲话、指挥。奇怪的是这次抄家只搜文件，去各家的“红卫兵”也都是倏然而来，悄然而去，来无踪去无影，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1980年12月江青被押上审判台，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江青为了销毁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丑闻历史，勾结叶群、张春桥、吴法宪、谢富治、江腾蛟共同密谋策划的一起特务式的“突然袭击”。
1966年10月初，叶群通过吴法宪打电话把江腾蛟叫到北京。北京钓鱼台一座小楼里，叶群亲自接见了江腾蛟，并对他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陈鲤庭等五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叶群压低声音告诉他：“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由他坐镇当总指挥，他亲自挑人，由7341部队政治部文化处长张彪带队，组成40多人，兵分五路，假装成“红卫兵”于９日午夜抄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把查抄交来的一麻袋材料做了清理，第二天他把认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带好，亲自坐飞机送到北京。吴法宪不仅亲自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亲自到招待所把材料拿走了。过了一天，打电话给他，说：材料“已经交上面了，很满意”。江腾蛟说，紧接着他又把第二批材料送给叶群。据知叶群为了讨好江青，亲自将材料分类，开了目录单，上了封条，把材料交空军保密室保管。这些材料后来都被江青销毁，可是那一封关于唐纳（江青前夫）的信交不出来，已经没有了。
郑君里夫人黄晨说，1966年夏，张春桥在上海找郑君里谈话，威胁他要把有关江青的信件和照片交出来，郑君里回家后，立即把那些信件和照片整理成一包交给了张春桥。但是，江青并不放心。后来，张春桥又找郑君里谈话，这次郑君里回到家后，闭口不谈张春桥与他谈话的内容。我感到郑君里有压力，有负担，精神也有些恍惚。第二天，郑君里早晨五点钟起床去劳动时对我说，“不知哪一天就回不来了”。接着一天晚上（1966年10月9日凌晨），一伙来历不明的人，闯进我们家来抄家。他们戴着大口罩。先对我们搜身，从头发到鞋子搜了个遍，然后就翻箱倒柜，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就连一本书也不放过。郑君里用几年心血写成的手稿，甚至连我儿子的成绩单也都给抄去了。这帮人临走时还威胁说，如果你们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黄晨说，1967年9月，江青利用他们一伙控制的公安机关，把郑君里秘密拘留起来，在狱中，郑君里受尽残酷折磨，仅两年时间就冤死在狱中。黄晨控诉说，江青一伙对我的儿子也不放过，他们害怕把郑君里死前对我儿子的讲话透露出去，就诬陷我儿子是杀人嫌疑犯；为了灭口除根，他们差一点把我也搞死，害得我至今全身是病。江青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她的历史，但历史是她写的，是抹不掉的……
原来，江青先是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交了信件、照片等材料，但江青还不放心，第二步就是抄家。抄了材料，江青知道知情的人还在，第三步，江青下令抓人。
绝不自杀 名导演病死狱中
据儿子郑大里回忆，在被抓之前，他每天凌晨3点就看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与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
郑君里的儿子在《我的父亲郑君里》一文中说：
“文化大革命”很快不期而至。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父亲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两人是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而且他们的确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有句话：“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
那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父亲让我把他叫起来，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这个交待要写3份；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他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地写检查，那真是痛苦极了，我印象里父亲甚至还哭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若干年后很多人问我，你父亲当年写那些检讨书，是真心的还是敷衍之作？我说，如果是敷衍的话，那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父亲年轻时做演员，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等，所以身体很好，但即便如此，他也熬不住这种强体力劳动。父亲后来又被送到厂里的牛棚隔离，我们见不到他，只能一周到母亲那里探一次监。父亲在里面吃了不少苦，他饭量很大，但在里面总吃不饱。父亲曾说：“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有事，如果真有事，说出来倒简单了，就怕这种没什么事情，让自己漫天瞎猜。”
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另一个著名导演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导演还是父亲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里的一位，曾是父亲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的是，那些人即便打了父亲，也不能减轻他们本身的“罪责”。
1967年11月，张春桥亲笔批示，把在上海曾与江青共过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隔离审查，进行残酷迫害。郑君里与赵丹先后入狱，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5年，总算被“解放”出来。但郑君里却一直没有被放出来，郑君里被隔离审查后，曾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少管所等数处，他的夫人黄晨不能与他见面，只有他17岁的儿子郑大里偶尔前往探视。在狱中，郑君里患上肝癌，而且是晚期，1969年4月23日，黯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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