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5日，太原市民夹道欢送7000名干部下乡上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剥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也撕裂了千百万家庭。使得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1966年开始的“文革”政治运动，旨在打倒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全国各地红卫兵大串联，掀起造反运动，在各地打砸抢，从此全国进入混乱状态。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社会动荡和混乱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民众及军队人员，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欢呼毛又发表“betway体育手机网 指示”。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有统计称，这场运动将中国10%的城市人口卷入其中。
从发起文革，到当时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被利用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纲领性文件“571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有学者认为，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漫长的生活后，认为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一切理想。
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曾经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革的结束已经沉寂了。对于这个对一代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反思、探索，以期得出一个公允的评价。已故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认为，“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一千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一千多万人，先后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1978年“十一”后，国务院开会讨论知青问题。李先念又称：“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
这里回顾1960年代末的文革时期，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因在国内受“黑崽子”不公待遇，听信当局“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缅共“革命”的历史事件。
据当年赴缅甸的知青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而且和缅共区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所谓的“解放区”一贫如洗，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康国华原本是云南一个知青，在官方鼓动下，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士兵。他希望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双眼。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如今他是一个盲人，而且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分也再无人提及。
另一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但他说：“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
王曦回国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随着北京与缅甸政府关系改善，不再支持缅共，缅共转而“以毒养军”，知青开始大批退伍回国，他们的人生坎坷，下场悲惨。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称作所谓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王曦日记说：“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的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这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人们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
“天天‘三忠于’。没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面向东方，敬祝……。直到林彪出事后，1972年才不搞了。”
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份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达缅甸的，他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二十多人，敌方死伤约50人。”
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
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
康国华经历大大小小30余次战斗。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他手中的轻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没有了知觉，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立了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但无法忍受双眼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未遂。
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
此后，缅共开始走下坡路。
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这之后，中国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中国。
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
1984年，王曦厌倦了战争，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
“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
后来，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
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康国华和王曦回到国内，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境遇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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