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计划生育(图)

“一胎化”政策“雷霆万钧”般的贯彻下来了，哪怕你是要临产的第二胎也必须“人流”拿下。（网络图片）

计划生育简称“计生”，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曾经受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计生运动”的洗礼。笔者恰“躬逢其盛”，于是写成此文。

我1972年把所谓的“反革命罪”，判15年刑的牢底坐穿以后，于1973年和当地一个20岁的农村姑娘结婚。1974年我们的大女儿来到了人间。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是“一个好，两个可以，三个坚决不要”。也就是说怀第三胎，非强行“人工流产”不可。我们一胎当然无问题。但我妻子说“农村没有个男孩，下田栽秧，打谷，耕田女孩怎么能行？”所以我们还是一心盼著有个男孩。说句玩笑话，也许是天从人愿或许我从来没作过恶，所以1977年我妻子生下第二胎，是我戴上医疗用的手套把他接下来的，果然是个男孩。

还没等我们高兴完，大约就十多天吧，上面的“独生子女”（就是国际上称的“一胎化”）政策，就“雷霆万钧”般的贯彻下来了。哪怕你是要临产的第二胎也必须“人流”拿下。所以我的亲友，都在逗趣时指着我这儿子说“娃娃，算你腿长跑得快，再慢一步……”大家笑了，不好往下说了，言下之意还有活命吗？我的一位今已作古的难友刘旭初君（原国军上校团长），摸着孩子的头，用祝福的口气说“娃娃，你刚出世就大难不死，将来必有后福啊！”我说“我们这些政治贱民敢想什么福啊？还是东坡说得好：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是公卿！”

当时我所在的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也奉命协助当地搞好这场据说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计生运动”。我作为医院一名“就业医务人员”，目睹了当时的一切情景。可以说当时那个阵势，对待怀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妇，就像捉拿罪犯一样的对待。与我50年代看见的“镇反”运动也区别不大了。光看这些大书特书在墙上壁头的标语、口号就叫人一身泠汗，乃至汗不敢出：“谁敢违反计划生育就叫他倾家荡产！”这还算是“温柔”的。再看更吓死人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宁增千座坟，不得多生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能国亡！”完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恕我不恭，那些被弄来强行“人工终止妊娠”（听，这词儿多科学文明，但“愚昧无知”的农民却不能理解我们这些文明人的行为，说我们医院里在“杀娃娃”）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已要临产的，一个个哭哭啼啼，面目凄惨，如上刑场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别是当她们看见被堕下的死婴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无后为大”，而是农家必须要有个男子汉劳动力。我亲见一个农妇，冲着那些干部，连哭带骂地说“我的儿女要像你们一样可以坐办公室，那生儿，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没关系，不要紧）话虽粗，却是农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也是在劳改队中教我学医的老师车玉生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骨科专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也是当时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顶尖的技术骨干。当然这次也少不了要他来唱主角。他是极不愿干，私下对我说“我一辈子当医生都是救人的命，这回倒好，叫我来杀人。”其实这“杀人”技术上并不复杂。初级卫生人员也能学得会。当孕妇卧于床上，通过听胎心音确定胎儿在子宫内体位后，左手卡住胎头，右手把装有“雷佛奴尔”药液的注射器用长针头由腹壁剌入子宫，当你在进针中，手上产生“落空”的感觉时，针头就已剌入胎儿的颅腔，立即注入药液，孩子几秒钟就死了。

那天来了个马上就要临产的孕妇，又哭又骂也没用，正当她被按到在手术床上，车玉生正要对她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术时，孕妇大叫“医生，作好事救我儿一命，我一辈子也记得你呀！”我在旁当助手，看见车医生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时那些“计生干部”便大声叫道“车玉生，不要理她！”我见车突然一下子好像横下了一条心似的，就把针剌入产妇腹内，在产妇惨叫声中，车玉生把药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针，我连忙用纱布把术口盖上。这时车玉生把注射器一放连手套都忘了取下，转身便走，边走边骂道“闹，闹，你再闹也要作手术。”我当时心里也纳闷，“今天车老师干吗这么大的气？”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针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尸体，可这孩子“哇”一声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产妇的丈夫，婆婆，还有个像是嫂子吧，闻孩子哭声像疯了似的，一齐冲上来抱孩子。我连忙大叫“慢，胎盘，脐带还没处理好！”这时计生干部过来说“老乡，我给你孩子打针破伤风预防针。”我一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说话，只好对那农民眨两下眼睛，而贫下中农偏要相信“阶级敌人”的暗示，他们抱起孩子就跑，说“鬼伤风我都不打。”

十年前，有人指着一个小伙子对我说“这就是二十年前你们救的那个孩子！”他今年该三十岁了，和我儿子同年。

我后来私下悄悄问车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叹口气说“我看着孩子母亲那么惨，实在下不了手。我姓车的这手上几十年的功夫，针头在哪个位置，还能不知，所以药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当然不会死。”我说“哪你发气骂人干嘛？”他骂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幅要坚决执行的样子，将来如何推说是技术失误？”我伸起大指姆，用电影上“皇军”的口气说“你的大大狡猾狡滑的。”

果然，后来公社计生办的人就说车玉生是“阶级敌人破坏计划生育”。那正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时期，这罪名可杀头的。可监狱方面不想理这事，一则他们对车玉生技术很看重，因为监狱远离大城市，当时交通很不便，谁家敢说不遇突发重病？有个高水平的好医生心里踏实得多。二则他们自己的老婆也要强行安环，结扎，对此一肚子气，只是不敢说出口。所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这技术操作哪个有百分之百把握？你们公社医生那么能干，你们以后自己搞嘛。”当时我们这医院技术上在附近方圆百里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干部和家属得了大病都只有来找我们，所以他们也不愿太得罪人，最后便不了了之。

当然，我说的这些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人家现在是否有了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来“人工终止妊娠”，那我就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

有人说计划生育，人人都得过关。我已有了两个孩子，夫妻中必须有一人结扎输卵管或输精管。计生官员说，结扎后对人没有影响。这话信不信由你。但我们这些懂点医学的只能嗤之以鼻。一间房子门窗损坏了都要影响其美观安全，何况一个人体的器官。而这输精管或输卵管，是精子或卵子的正常的生理通道，一旦被扎断，精、卵无法排出，所以胀痛反射到腰背部是常见的后遗症，有的人短时间后可逐渐减轻，有的长期存在。我妻子在农村干重体力农活，更害怕后遗症，只有我去结扎。

我既对后遗症存在恐惧，更感到一种无辜受害的忿怒。计划生育国家的政策明文规定，是鼓励、指导和个人自愿选择避孕的方法，我可以选用药物或器具避孕，反正不再生育就行了。可这一切好像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对中国人当时只要有了两个孩子就得一律结扎。这是哪来的道理？长在我身上的器官，又没有去招惹谁，又没有携带、传播萨斯、爱滋病毒，没有危害任何人或社会，你非要把我的器官破坏了，置我痛苦于不顾，你才心满意足，这是哪来的道理？我还有一点人权吗──可是这一切在当时不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谬论”，而且自己还戴着“反革命”帽子，怎么敢反抗？但弱者不敢“硬碰”还可“智取”。

在这医院里，我当时还有个“铁哥们”俞医生，原是泸州市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因“收听敌台反革命罪”被判刑，和我一样已在监狱医院“就业”了。我两个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平时在一起什么“反动话”都敢说。他当时就在医院负责作输精管结扎手术。我便去找他请他帮我作个假手术。他问我怎么作？在文革中我们医院搞过一个所谓“新医疗法”，就是按针灸穴位，“局麻”后切一个小口，用止血钳把一个医疗用羊肠线头塞进去然后缝好术口，又叫“埋线疗法”。当时吹嘘是“毛泽东思想和祖国医学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包医百病。当然是鬼扯蛋，什么病也医不到。但这羊肠线对人体并无害，几个月后就被人体吸收了。我就是从此事中得到了启示。

我便对俞医生说“就在阴囊结扎输精管的解剖位置上，切个小口埋进一个羊肠线头，从外摸就像结扎了输精管一样”。当时还不像今天这样造假成风，遍地都是假货，所以我这个富有“创意”的造假设想，还真有点“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逗得俞医生都笑了，他说“你这个鬼聪明拿去哄外行或草包医生还是可以，但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一摸就穿帮了。”我说“这医院的好外科医生除了你就是车老师，其他那些干部医生都是吃政治饭的懂个屁？车老师那里我说得通。”所以他最后就同意了。其实太简单，趁大家午休时，几分钟就把这个“手术”完成了。出证明拿到院办公室去盖个章，就叫我爱人拿去他们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交了差。正当我庆幸过了关，没想到公社那些计生干部，医学上一窍不通，“政治警惕”却高得很。他们开初是怀疑因我在医院上班会不会是偷的一张假证明。便来问院长。院长便叫我去问。我说，“俞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十多天了，可以检查嘛。”那计生干部和我们的院长两个都是所谓“工农干部”，什么叫输精管也不懂，只好去叫来一个狱吏医生。一个卫校劣等生，分配给哪个单位人家都不要，只好来监狱医院管囚犯。他连输精管的位置在哪个地方都不大清楚，在我阴囊上乱抓乱捏。我便乘机大叫“痛”，身子也乱扭，他就更没法检查，他下不了台。为了保全面子便骂道“这家伙不与医生合作，我不检查了。”院长说“那咋个办？”他一赌气便说“去叫车玉生嘛，人家不是技术权威吗？”我一听，差点要说“谢谢。”

车老师来一检查，当然说我是“做了手术的”，那些伟大的无产阶级干部，也只好听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结论了。不过下来后车老师骂我“你下次再去搞这些鬼把戏，我不得管你了，害得我都去说假话。”我说“谢谢老师，这种事哪还会有下次？”他也笑了。

一个弱者能在那样黑暗可怕的环境里，打赢这场“器官保卫战”，也可算是个捍卫人权的小小奇迹了吧！

我都以为从此再不会与计划生育打交道了，因我们根本就不打算再生育，哪供养得起？时序如飞，十几年过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儿子都高小毕业了。一场计划生育的飞来横祸却找上门来。

我妻所在的石鼓公社柏林大队，张，是大姓，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三十。我妻子在4队叫张甫英，柏林1队也有个叫张甫英，同名同姓，却比我妻小近十岁。1队的张甫英在公社计生技术指导站做了一次“刮宫”手术。那些公社计生干部不了解调查。就以为我妻又怀了孕。一大帮人如同电影上“皇军”进村“扫荡”一般冲到我家来，要捉拿我妻子去公社强行结扎。来时我家只有我儿子一人在。他们抓不到人，见我家有台新买的黑白电视机。当时算是一样高档商品。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抢走电视机。我儿子见状便加以阻拦，说“你们要抢人呀！”公社的所谓“毛公安”走上来一巴掌将我读小学的儿子打倒在地，孩子哭都哭不出声了，他马上又掏出手铐将孩子铐上。电视机被抢走。他还要把我儿子抓走。激起左邻右舍农民的公愤，说“你有事抓大人，怎么抓娃娃？”“毛公安”竟说“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法者，哪个敢妨碍我执法？”最后在农民的一片抗议声中，他才把我儿子放了。

当时我在名义上也叫公民，不是阶级敌人了。便依法进行控告。可是县上任何部门都不受理。我提出相关证据，他们也知是同名同姓搞错了，但竟称计划生育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不能伤害计生干部的威信和积极性”。不但打我儿子，对孩子非法用刑具不处理，抢去的电视机也不退还。还美其名曰“一切法律政策都要向计划生育倾斜”。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法律竟可不要公正而“倾斜”。无异于说，胡作非为都不纠正。

后来我在成都的二哥严家骋，通过当地有关部门，告知他们，我们的三哥严家骁已由台湾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我们家系侨属，“请保护侨属的合法权益”。他们出于怕造成“海外负面影响”。才由县侨办、计生办，会同公社计生干部及监狱计生部门把我家召集来一齐开会。会上县计生办那位杨主任说“鉴于严家伟是侨属，我们把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都扭弯来迁就你们，把电视机退还给你们，其他的事就不要说了，这事不许对任何人讲，特别是国外的人，谁讲了，后果自负。”接着又指着我儿子说“你要好好学习，拥护共产党呀，这都是党的政策英明！”他们把同名同姓的张冠李戴，乱冤枉人，他们打孩子，铐孩子，胡作非为，一句“其他的事不要说了”便完事，这能叫“扭弯政策来迁就你们”吗？反而好像我们家欠了他们好大一个人情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会儿法律可以“倾斜”，一会儿政策又可以“扭弯”，真不明白中共政府官员有好大的权力。

一转眼又是几年，我都快要所谓退休了。人家看我老了，又有病，眼睛也差了，有些技术操作很难达到要求了。于是叫我在医院收费。有天与一个来看病的农民闲扯中他告诉我，当年那个打我儿子的“毛公安”，原是个农民当兵回来，公社临时聘用的治安员，现已解聘回家了。我也未太在意。半个多月后，一个病人用担架抬来要住院。我见此人好面熟，却想不起是谁了。一个农妇好像是他的妻子把一张入院证递交与我。我一看入院诊断为：肝Ca，这是个医用术语，意为肝癌。我便问她带了多少钱？她说“只有几十元”，我说“这么大的病，不交几百元住不了院”。他妻子说“哪有钱啊，猪都卖了。”我说“去找亲友借点嘛！”她一下哭了说“他去搞那个计划生育，把全公社的人都得罪完了，去找哪个啊？”我一下子便想起了，这不是那个“毛公安”吗？我当时一下控制不住自已，便指着他说“原来是尊敬的毛公安呀，你不是在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执法吗，怎么还不如我了？我还可以享受公费治疗呢。”他妻子连忙问“老师，啥子事啊？”我几乎暴怒般地吼道“你问他当年干些啥事？我家根本没违反计划生育，他们自已搞错了人，他把我才十二、三岁的儿子铐起来，差点把我儿子打死了。要住院呀，交1000元来，我马上给你办。”其实当时交几百元都勉强可以，我是故意气他，而现在肝癌自费住院，5000元未必能行。

他的妻子在一旁只是哭。这时“毛公安”才从担架里有气无力地说道“严老师，过去的事对不起，不说了嘛，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见此情景，心一下子就“软”了，而且查觉到自己作过份了。人家再错是几年前的事了。今天别人是来求医的，自己羞辱别人，明显有违医德。于是我把态度缓和下来，说“好嘛，好嘛，老毛，过去的事，我们一笔勾销了。你去至少准备两、三百元我给你办入院手续好不好？”他凄惨一笑，绝望地摇摇头……

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他也是个穷苦的农民，只因一心想摆脱穷困，被别人利用来当枪使。他害了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者。

我现在已进入垂暮之年，有时还在恶梦中看见那一个个被“人工终止”了孕妊的死婴，血淋淋的，醒后一身泠汗。别人又会原谅我们吗？